他是有史以来进戛纳最多的人

作者：Inney Prakash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Film Comment

（2023年6月20日）

当我在戛纳电影宫的露台上见到导演肯·洛奇和他的编剧搭档保罗·拉弗蒂——两人一起参加了11次戛纳电影节，并两度问鼎金棕榈奖——他们告诉我，在大约150名试图就他们的新片《老橡树酒馆》进行采访的记者中，我是第一个来自美国的。

考虑到这是他们连续第三部以英格兰北部为背景的电影（继《我是布莱克》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之后），外界认为他们的全新项目又只是一部本土化的作品似乎无可厚非，尽管这完全忽略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

《老橡树酒馆》剧组在戛纳

在精诚合作的十几部电影中，这对老搭档探讨了爱尔兰独立运动（《风吹麦浪》）、洛杉矶建筑清洁工的工会化（《面包与玫瑰》）以及对足球的热爱（《寻找埃里克》）等主题，但在所有这些深刻的人物画像中，核心都是对团结以及劳工的权利和尊严的强调。

洛奇的许多早期电视杰作，如《等级与档案》（The Rank and File）或由四部分组成的《希望之日》，都有很长的关于活动组织的场景，而拉弗蒂丰富的戏剧感则引入了对种族、移民和阶级等交叉话题的额外关注——这种风格从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即1996年的《卡拉之歌》就可见端倪，该片讲述一个生活在格拉斯哥的尼加拉瓜流亡者的故事。

《希望之日》

《老橡树酒馆》在很大程度上浸润了两人长期以来的政治关照，同时强调了跨国且跨代际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可能性。

这部电影将英格兰北部白人工人阶级的斗争与那些被随意地安置到他们被忽视的村庄——一个前采矿镇——的叙利亚难民的斗争结合起来。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年轻的叙利亚女孩雅拉，她在与当地一家陷入困境的酒馆老板TJ结识时，遭受了种族歧视和艰难困苦。透过TJ的家族史，例如装饰在酒馆墙上的历史照片（由TJ已故的叔叔拍摄），雅拉的斗争与1984年洛奇的电影《你站在那一边？》中记录的矿工罢工的遗产联系了起来。

考虑到两人激进的工人阶级精神，洛奇和拉弗蒂常年出现在着重展示名望和奢侈的海滨大道上似乎有些不协调。今年，在法国全国范围内响应的养老金改革以及正在进行的美国编剧罢工引发的愤怒中，戛纳通过禁止抗议活动预先阻止了潜在的动荡，这或许使得《老橡树酒馆》在电影节中的竞争局势更不明朗。

问：本届戛纳电影节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官方宣布禁止在海滨大街上进行抗议活动，同时，你们的电影中呈现了不少抗议和工会团结的画面。你们如何看待这种看似有些冲突的情形？

拉弗蒂：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我想戛纳总是充满矛盾的。

洛奇：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们不支持在戛纳禁止工会抗议和工会示威。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公开辩论的场所。我不能支持这项禁令，我也不认为戛纳会期望我们支持这项禁令。我希望我更早知道这件事，那么我就会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上会更明确地对此表达观点。

问：《老橡树酒馆》深深打动我的一幕是酒吧里张贴的罢工矿工的照片，它们让人想起你此前的电影《你站在那一边？》。你们为什么选择在这部影片里回顾1984年的事件？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

洛奇：1984年的矿工大罢工是英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工人事件，因为这使得撒切尔能够推行她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另外，保罗还写了《面包与玫瑰》这个故事，讲的是洛杉矶的一群清洁工人，她们来自墨西哥，其中更有些是偷渡到美国的，这部影片也非常关注工人的斗争。

拉弗蒂：在拍摄了《我是布莱克》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之后，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去到这些不同的社区很有趣。我们想了解组织工业力量的历史，以及工人是如何变得贫穷和被孤立的。为了了解这些社区的现实，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看一看。但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除非你真的回到1984年，否则你无法感同身受被剥夺权利的人的疏离、愤怒和沮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自主权。

《我是布莱克》

我们真的觉得过去也是影片中的一个角色，而体现这一点的方式，我想就是让这个有些年岁的酒馆再现历史。然后我们想出了让TJ的叔叔成为拍摄这些照片的人的想法。我们出色的美术指导弗格斯·克莱格找到了一位当地的摄影师，他拍了许多这些令人惊叹的照片——它们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张关于1951年伊辛顿矿难的珍贵照片。此外，我们遇到了一位91岁的老太太，她住在其中一个村庄，在矿难发生那天担任着护士的工作。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经历了那次事件，他们与矿工社区团结为一体，他们就是整个社区文化的化身。

但是，当我们在街上遇到比他们年轻六七十岁的年轻人时——被剥夺权利、失去灵魂的人——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的崩塌。我们真的试图捕捉这一点。

洛奇：你看到了罢工的照片，而在酒吧发生的下一个场景中，男人们开始谈论罢工，他们为记忆而争吵。一个人开始说，「不要再讲关于矿工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了」，然后另一个人把他叫了出去。然后另一个更年轻的人说，他的父亲在罢工结束前就回去工作了。换句话说，他的父亲破坏了那次罢工，而这个年轻人的遗憾是他父亲没能早点回去工作。然后较年长的人接过话茬说：「没错，但他最终还是被解雇了，不管他是否提早回到岗位，就像其他人一样。」争论仍然存在。仍然有一些家庭互不理解。

问：故事的核心人物叙利亚女孩雅拉就是一名摄影师。所以她实际上也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的历史记录者。

拉弗蒂：我们与许多不同的人交谈过。你不能凭空杜撰一个剧本——我们必须从细枝末节中逐渐构造出一个故事，而且它必须是可信的。但我们想象她曾待在一个难民营里，然后她的父亲给了她那台相机，她说，通过选择她看到的东西，摄影成为了她拯救自己的一种方式。

问：她还说「镜头让她找到了希望和力量。」我以为这是你们俩的自比。

拉弗蒂：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关乎于你选择看到什么，我们又选择看些什么。你选择了来这里，是我们在戛纳的三天里唯一采访我们的美国人。这也是选择。其他许多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问：我还想请你们谈谈对社会现实主义的持续关注——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一类型现在似乎比以前更不受欢迎。

洛奇：我并不热衷于所谓的「主义」。我们的出发点是：以一种共通的人性的方式讲故事——如果我们和这些人物共处一室，会对他们产生共鸣。我们会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以他们的方式行事。我们会知道他们究竟是谁。我们会对我们看到的东西得出结论，会分享他们的眼泪和笑声。一切都源于此——摄影机位置的选择是为了确保表演尽可能真实，并且拍摄视角也是尽可能具有同理心的。你不会去把广角镜头贴在演员的鼻子下面。你会使用自然光，这样看起来就不像是在刻意拍摄，这种打光方式也是为了保持对画面里的人的同理心。

你会被人们吸引，而不是被他们排斥，你可以通过选择拍摄他们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你不在影片中使用煽情的音乐来告诉观众如何思考。你记录人们实际说的话，而不是事后在一个后期合成工作室里进行配音。你剪辑影片的时候就好像自己身处于那个空间，眼睛跟着他们一起移动。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最终合起来导向了一种风格。我们从不说，「哦，我们再拍一部社会现实主义电影吧」。而是说，「我们来讲另一个故事吧。」

问：你刚入行时，「厨槽现实主义」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

洛奇：同样，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话术，一种来自对立方的阶级描述。「这些我们不熟悉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究竟是谁？我们都有打扫厨房的仆人，我们从来不下厅堂。」我的意思是，这种说法简直令人厌恶。而且它潜藏着深深的阶级敌意。如果它关乎于种族主义，人们很快就会指出来。但因为它只与阶级有关，所以人们甘之如饴地使用它。

拉弗蒂：这很真实，不是吗？我们经常被人说，「嗯，你们是政治电影人。」至于所有那些大制作的电影，如《燃眉追击》，尽管美化了中情局，仍然被看作是娱乐大片。影片中总有一个角色在批评中情局，但最终，是中情局派人到南非犯险，传播着民主和自由的信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电影被看作是娱乐，而我们就是政治电影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再以《一个国家的诞生》为例，这部伟大的电影导致了三K党的重生。看到许许多多像这样的电影歌颂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庆祝极具男子气概的个人神话，而不是集体的神话，简直令人震惊。

问：在观看《老橡树酒馆》时，我真正泪流满面的时刻是，叙利亚人揭开他们制作的团结旗帜，作为送给默顿人民的礼物，上面写着老矿工的口号。你们还相信革命吗？

洛奇：唔，我相信灾难就在眼前。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路，我们都知道自己会去向何方。现在的经济体系正在把我们推向悬崖。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一点，好吧，尽可以说说他们的看法。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论据表明大企业愿意降低他们的利润，减少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停止燃烧石油，以阻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甚至缓解已经发生的气候危机。我没有听到任何这样的消息。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呢？

拉弗蒂：你的美国同胞之一，黑人自由斗士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说：「如果没有要求，权力就不会让步。它从来不会。」他也一直践行着这句话。这就是对革命的概括，不是吗？

问：当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这些大公司手中，而且他们正在逐步掌控我们的生活时，这些话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洛奇：还有一句值得传颂的美国名言，我相信你的床头可能挂着这句话，那就是「鼓动、教育、组织」，这句话来自你们国家的工人组织。我们做了一点鼓动的工作。我们不能在电影中进行教育，我们甚至不能触及组织的层面。而组织是最重要的。因为人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他们并不愚蠢。但有权阶级阻止的是组织——不要在戛纳进行任何抗议活动。所以，是的，我认为「同志们，组织起来」这句话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