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风里去：读张新颖《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张新颖的《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出了第三版，变作小小一本，似乎也因此变得更好读。我很少认为一本学术著作应被更多人看到，但这本是个例外，私心希望喜爱文学、关心自我的人都有机会进入这本书的世界，因撰书的人是贴着研究对象，也是贴着自己写的，读者就更有可能从中获益，从而靠近自身。

我曾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从这本书中收获不同的东西，其间包孕着不同层次的震动、感动，还有鼓励，但《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于我的意义不是搭建一座可以安放自我的文学大屋，而在于省察日常人生中不自觉板结起来的意识、观念，还有僵硬起来的情感。在张新颖老师准确、切实的语言中，那些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增多便越来越疲于面对的做文的“伪”和“妄”，做人的“盲”和“从”，都会在遭遇这本书时尖锐起来，叫自己难以忍受。

在“依自不依他”的章太炎和“对现实负有自由责任”的鲁迅之间，张新颖别具心思地讨论了王国维对“慰藉”的寻求。“王国维从哲学退向文学，本意是寻求慰藉，可是文学这东西是个怪物：它诚然能够缓解思想的紧张和意识的痛苦，能够对实际的经验进行审美的升华，然而它同时又培养出对这样的经验的极端敏感，又把这种紧张和苦痛磨砺得更加尖锐，倒回头来，它对人的刺伤也就更加严重”，我无法判断这个认识对王国维来说是否准确，但文学是怎样一种东西，我是在这句话里获得了更新。文学在其最好的和最终的意义上，即锲而不舍地培养“极端敏感”，对人的自然道德、情感、实感进行“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的捕捉、雕刻和磨蚀，慰藉是可能的，但刺伤才是必然。它通往的道路可能正是鲁迅写下的“抉心自食”，是感觉并追问：“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智识人实难担负精神痛苦的充分解析、理解与强调是较为缺乏的，《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因此值得重读。面对沉重的思想及其巨量的痛苦，王国维“不堪承担也必须承担”的“退却”选择，不仅是对章太炎那样“勇猛无畏”进行极端思想实验的革命人的补充，是一种提醒，也是理解鲁迅这样一个“对现实负有自由责任的主体”何其难得的重要前提。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的主线探索以外，这本书无论从篇目的选择，还是从论述的具体脉络来看，都交织着当时还年轻的新颖老师对“勇于自主承担”和“不堪承担也必须得承担”这样两种承担方式的强烈共感，时时倾心也时时犹疑，随着不同的论述对象呈现滑动的、此消彼长的样态。它们的纠缠在最后一章“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四十年代”到达了顶峰，或者说实现了激烈的交融。是在沈从文尽了最大努力的、求问本心的选择中，一个挣扎在主体确立、文学探索、现实承担三重大任之间的现代作家显示了他能够承担的极限，其中既饱含主动承担的自由责任，也纠结缠绕着，甚至随生命而扩展着，那些“不堪承担又必须得承担”的“毫无价值的苦痛”。

张新颖曾在多处表示，他写他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不写。他也不怎么研究人的局限，他说：“因为专注于别人的局限并不能使我自己有所扩大和提高。”金理也曾指出“张新颖老师文学批评中反复回旋的一个主题”，即“看到了历史风暴的沉重，看到了人心的晦暗，但依然选择善意地去相信人性自我康复与救赎的机能，依然选择从高处去看取人性”。这是新颖老师文章非常显著的一面，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文章背后他太过了解人之局限的一面。局限不是坏事，坏的是看不见人面对外部现实的局促，不承认人各有限制。他对学生似乎是没有要求，但又像他的老师贾植芳先生那样，要求会在日常的言语里传达出来。我刚读博的时候，他告诉我去研究一个“比我更大”的问题。到我真的开始研究作家路翎，去找那个“比我更大”的问题时，才知道其题中应有是尝试体会自己比一切都小，我如此，路翎也一样。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陷入了精神危机，他在《烛虚》中这样写道：“我仿佛正在从各种努力上将自己生命缩小，似乎必如此方能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丧我”是极不容易的，它使充满热情的自我扩张有机会变作一步难过一步的对“我”（主体）的找寻。是在这个“缩小”的过程中，人克服不了的种种局限反倒因其真实变得可亲，可触，甚至可以被度量，成为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意识为何“不断发生”，却“甚少发展”的凭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张新颖精准把握到沈从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外向的关注与内向的探索，并不如通常表述的那样是相反方向上的事情，个人生命把里里外外的纷纭是非聚集融会，如此一来，不仅主体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世界存在于主体之中。”不能小看了这一组“不仅”“而且”，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小大变化深深作用于现代中国人的意识深处，但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主体存在于世界之中”，而忽视了在“我”比一切都小的过程中，世界已存在、缠磨于“我”，甚至在严肃的文学实践里，碾灭“我”的世界也可能被“我”碾灭。

沈从文后半生不再致力于小说创作，但他没有离开文学，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书信。那个被他用私人书信里的字和词标记、纳入、体验和深思、深爱过的世界，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那里看见的，也不同于我们所以为的。张新颖后来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也许正是不想放过这种感受，他要写下一种于他而言十分重要的生命情状。而对他来说重要的，经由书写，最终也就流转起来，落到了具体后来者的生命情状里。

新颖老师写过两篇重要的与路翎相关的论文，一篇收在这本书，一篇收在《九个人》中。他重视路翎对“现代底图景”的关注，认为将路翎的创作“对应于四十年代中国的现实和文学情境”，会“不自觉地成为一种限制”，而忽略“面对现代劫难艰难挣扎的中国图景及其意义”，“不仅路翎本人的创作，就是路翎所置身其中的四十年代中国的现实和文学情境，也应该放在深广的现代图景中进行理解”。这一论述将作家个人提升至他本来的位置，与其身置的现实并列，以考察他们如何共同在废墟之上迎向现代图景中的种种艰难。我因此更新了对现代作家与时代（历史）关系的认识，体验到创造文学世界的人，在与外部世界并肩而站时，所拥有的吞吐的勇气、耐力和能量。

2025年以来，张新颖老师在《收获》杂志开设“从现代来”专栏。在“开栏几句话”里，有这样的句子，“我写一些具体的人，在现代的旷野或窄路上跋涉，遭遇种种危机，成就各样人生。我不希望他们固定在过去的时空，极愿他们与今天的现实和现在的我们发生关系。”我读过其中几篇，还听过一次现场讲授。记得讲完以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流动感很强，这像是说了句废话，几乎是复述了老师的讲题，但老师却似乎听到了他满意的答案，说就是要流动，还说他现在更喜欢的是讲故事。

回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这本书，我在论说的和讲故事的新颖老师身上，既看到了不同，又看到了一以贯之。在书的导论里，新颖老师引用了王道乾的诗，末句是“淼茫古代，湮远的知，最初绝对的理想，在我肉内动摇，/风在肉缝里吹，吹，吹，吹，吹，预知的风，吹，吹，吹……”而在二十多年后的杂志开栏语中，他写下这样几行：

你从哪里来？

我从现代来。

你到哪里去？

我到这里，到此时，

到风里去。

现代的风怎样在“我”的“肉缝”里吹？新颖老师已经在书中做出了回答。但曾试着确立“现代主体”的“我”“我们”，且苦闷、沉重，且热忱，且伤痕累累，又该怎样再到风里去，还能凭借什么来继续流转？我似乎感觉得到，但又回答不了，想想还是要以老师自己的诗来作这诗的回答：

我整理杂乱 剔除了一千册书

以这腾出来的空间和腾出来的心情

以保留下来的事事物物

你珍藏的贝壳 海螺和小石头传给孩子

以这承续的时间和时间纯净的纹路

以微暗的火

以受伤的美

以忍冬草简洁的图饰和图饰历史的丰富

以耐心和软弱和软弱中的勇气

以友人递过来的一支烟

以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是同一棵树

原标题：《到风里去：读张新颖《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郭超豪

来源：作者：郭冰鑫（文学博士、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