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宇文所安先生

宇文先生是一位快乐的智者，以敏感与直观创造愉悦的诗性，与读者分享之。他的编选、翻译，在教学与研究上耕耘不息，皆在体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精神，并使之成为“全球性文化”，厥功甚伟，足使我们高山仰止，追忆不已。

见到宇文所安仙逝的消息，心头一颤，脑瓜宕机，好一会回过神来。当天“文汇笔会”重发了我的形容他“名士风度，一口中文”的文章，那是在2016年11月在香港见到他时写的，一晃十年了，心惊时光之飞逝。我把文章发在朋友圈，我早年在哈佛的好友、后来是香港科大的同事和文凯教授留言道：“我就在等你写的回忆文章。”又说：“你是诗人，他本质是诗人，你应该最懂他。”虽然我跟他很少个人交往，却有一条通向他的诗的秘密通道，那是我为自己开辟的，在那里时不时与他相遇，聆听他的声音。我很庆幸在我的学术之旅中，能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伴随着我的成长。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2026）与他翻译的《杜甫诗》

近年来宇文先生的新著接二连三问世，虎虎生气，斗志弥坚，不仅完成六卷本的杜诗翻译，和孙康宜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也有了中文版，其单本著作除了收入北京三联的宇文所安作品系列的，还有如《诗的引诱》《华宴》等，令人目不暇接。其近作之一，2022年出版的《只是一首歌：11世纪至12世纪的词》一书，足以“击破三观”。该书回到词的开端的历史境遇，指出词起始于一种表演性歌词，以抄本、歌笺等形式在民间流传，歌女常常是作者，它为士人在官途之外提供了“逃避主义”的空间，也形塑了他们娘腔的个性。在主流社会意识为道学所主宰的宋代，词中的欲望表达逐渐消退，而通过各种个人词集和选集、词话的出版，词不断被定义而变成一种文学类型，然而始终和正统文学保持间离的姿态，一路开拓个人抒情的边缘地带，成为与诗歌分庭抗礼的词的世界。

数年前我写了《词曲中的中国》，由温庭筠、柳永、李清照、姜夔等串起一部词史。这似乎很自然，今天我们讲宋词，对于北宋词或南宋词、婉约派或豪放派等都有定论，词家的经典座次也排列有序。因此顶多是以时下流行的学院派细读方法对某篇作品或词家做点翻案文章。然而宇文先生则从头说起，重构词的历史生成的真相，关乎我们今天文学史何以形成的问题。我觉察到近年来他在方法上展示了从“义理”到“考证”的转变，其对歌本手稿及原始刊本的举证，似乎重现了百年前王国维、陈寅恪以新材料求索历史原貌的情景，而带着互联网时代的问题意识。这种学术风气的世纪循环或许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汉学共同体的有趣现象，学者共享文化资源和观念，中西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1994年秋我进入哈佛读博士，就选了宇文先生的一门汉魏六朝诗歌研究的课。东亚系的文学课本来就很少，那学期我的导师李欧梵先生没开课，因此误打误撞，怀着好奇和仰慕。那时我已年逾不惑。宇文先生比我大一岁，印象里他总是不修边幅，微笑和蔼，没有架子。对我来说这门课口味重，古诗翻译的语言要求很高，我的英语水平够不上。但是有两点至今难忘，一是一开始他给每人一大叠他的汉魏六朝诗歌的翻译，中英对照足有两百多页，十分认真。二是学期结束我交了论文，做什么题目记不清了。他用铅笔写批语，不像其他教授的字迹龙飞凤舞，而是蝇头正楷，工工整整；批语说有的地方我的想法不错，但不能这样放过，需要展开论证。在某一段旁边他写了几行字作示范。其实是我们中国学生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涉及英文思维方式和表述的问题。

像大多我的同龄学子一样，最初是通过《追忆》开始知道宇文先生的。它引起我文化断崖似的晕眩。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那四句诗，我们习惯于把作品内容结合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其意义便明白易晓。然而宇文把该诗置于文学记忆中，从杜甫和李龟年相遇的“时间距离”中层层揭示情绪的细微曲折、时代沧桑和人性深处，在他讲述的故事里，人物和场景都活了过来。我一边读一边惊叹，哇！古诗可以这么读啊，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史观被抛入记忆之河里，湿淋淋没了方向。宇文先生告诉我们，千百年来文学在记忆中代代相传，被背后有关文学不朽的信念所驱动，对前人的模仿或使用典故，皆含有创造的焦虑，为追忆所激活的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也是语言的生命。

我这么说其实消减了宇文的论述的锋芒。他说《江南逢李龟年》的“诗意”不在于记起的场景和事实，而“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对我不容易理解，我想其中含有西方文化的形而上传统及语言方面的理论。虽然，在北美渐渐受学术环境的熏染，所谓“语言转向”也在我身上发生作用。我试图在第三空间里与研究对象相遇，在文本或观念形象的分析中对语言的物质性及中介功能保持敏感。走笔至此，突然意识到近年来我的这种理论自觉似乎衰退了。

另一本《迷楼》让我心驰神迷。让人感到诱惑的不光是“诗与欲望的迷宫”的主题，也在于其精妙之文笔。这可读作一本比较文学指南，其哲理耐人寻味。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诗与欲望之旅，从隋炀帝的“迷楼”出发，遭遇爱尔兰的舞蹈、田头的罗敷女、伊甸园的亚当与夏娃、皮格马利翁的画里真真的雕像、苏东坡梦中的燕子楼的盼盼……宇文以浪漫、冷静的笔触展示欲望的感官世界，种种痴迷缠绵、欲拒还迎、堕落与救赎的情状，与理性、伦理之间复杂纠缠，同时也在拆解语言的精心妆容的面具、明譬暗喻的谎骗和愉悦无穷的文字游戏。

“迷楼”这一隐喻妙不可言，宇文表示把它写成书，首先想到的是“迷楼需要乐趣和惊喜”。这给他带来文体的解放：决定放弃理论先行、话语编织或分类标签等学院式叙事套路，而把迷楼作为一座建筑空间，让世界各国文学中相似相异的有关欲望表现的诗歌作品皆聚集于此，“在迷楼中，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身置何处，他从一个房间漫游到另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给他带来不同的乐趣。”

对“迷楼”的书写不受概念和分类的局限，颇富中国神韵的写意风格。宇文先生是一位快乐的智者，以敏感与直观创造愉悦的诗性，与读者分享之。他是跨系教授，在东亚系研究唐诗，在比较文学系研究世界文学，然而学科分界难以限制其想象的翱翔。在北美不乏从事比较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名家，各显神通。有的在中西比较中追索中国文学“模仿”或“再现”理论的起源，有的根据西方术语给中国文学分类分派，有的从中国“文”“道”的概念出发试图把握中国文学的整体。宇文先生则独辟进路。他的学术渊源于耶鲁大学——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重镇，具有西方思想传统的底蕴自不待言，他却长期浸润于中国文化，涵咏深思，融贯中西而达到一种通透的境界，像一个行走在山水长卷上的高人逸士，对他而言，中国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源头活水如散点透视，不止一端，而他从多种可能性汲取灵感，并恰如其分地运用于具体论述中。

宇文先生在《追忆》中指出，文人的“不朽”名声只有得到文化传统的认可才有价值，而文化传统离不开追忆。他引了《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解释尽管夏与商的文化传统发生断裂，却仍使孔子追慕不已，并指出：“《论语》对过去的这种见解，是文明史上一件大事，我的探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成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成了必须竭诚追求的渴慕对象。”所谓“文明史上一件大事”，所指的似乎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另一个例子是宇文先生编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首先需为中国文学思想确定一个起点，一般会从“文”的概念出发，而他的答案仍来自《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段话并非直接与文学有关，但宇文认为至今活跃在中国文学思想中。从观察一个行为的样态到考虑行为的动机或起因，最后推断行为的发出者会“安”于什么样的状态。这“引发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学——意在揭示人的言行的种种复杂前提的解释学”。这与西方的二元思维的“诗学”不同。

宇文的《他山的石头记》出版于2006年，是一本自选集，有意用不同于学术论文的“散文”（essay）写成，那是“文学性的、思想性的、学术性的，是一种进行思想的方式，给人思想的乐趣，较高层次的乐趣”，其实早在全书不加脚注的《追忆》中已见端倪。他说使用“散文”写作旨在实现他的“理想”，“这一简单而也许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值得我们记在我们心里，因为文学创作、学术和思想，是可以也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是否“值得”记住关乎能否“不朽”的问题，他似乎不甘于仅是一位名校的教授，希图通过散文回到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典型，或中国明清时代兼善文章、义理与考证的“通人”。不过，正如书名“他山的石头记”所示，在此书中可发见宇文先生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及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他说：“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简直很难分清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要分清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并使它发扬光大。”

书名“他山的石头记”十分有趣。宇文先生自比为“他山之石”，这没疑问。但换作他的视角，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在搬“他山之石”，“记”字意谓一份搬动的记录；文体上是“笔记”，与essay对应。然而众所周知“石头记”也叫《红楼梦》，而那块女娲遗落的“顽石”，也即大观园里的“通灵宝玉”。这可代表宇文所搬之物，皆为中国的珍宝，也可指来自他山的回报。虽然《红楼梦》里有真假宝玉的戏码，那孰主孰客就更闹不清了。

上个月我在为博士生开的视觉文化研究的课上，讨论了《他山的石头记》里的一篇文章——《“一见”：读〈汉书·李夫人传〉》。宇文从《汉书》中李夫人临终时与汉武帝见与不见的桥段入手，揭示了班固的春秋笔法，富于视觉性理论的意涵。这让我想起有一回在哈佛东亚系门口遇见他，谈起研究中如何运用理论的问题。他抽着烟斗，悠悠用汉语说“暗用”，一语道破天机。的确，宇文先生谙熟各种理论，却对症下药，不露痕迹，洵为范式。

另有一点对我发生影响的，是在他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一书中读到“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这个词，我觉得很妥帖，跟我的研究对上了。中国文化、文明等都离不开文学和文人。一般召集开会或编辑论文集，我使用“文学与文化”，可分可合；自己出版论文集就标明“文学文化研究”，具有中国人文性的特殊意涵。

宇文先生从自编自译《中国文学选集：从上古时期到1911年》和《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到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教学与研究上耕耘不息，皆在体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精神，并使之成为“全球性文化”，厥功甚伟，足使我们高山仰止，追忆不已。

（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原标题：《追忆宇文所安先生》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陈韶旭

来源：作者：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