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古典学

如果没有原创性的理论，中国古典学研究就无法在国际人文学术体系中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声音。因此，要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展现中国典籍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尚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途径。

最早提倡学科性质的“古典学”研究的学者是裘锡圭，他在2000年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设想的“古典学”是研究作为我们文明源头的那些上古典籍，指的是先秦两汉古书，内容包括“这些书的形成过程、资料来源、体例、真伪年代、作者、流传过程，流传过程里的变化、地域性”，以及对这些书的校勘、解读等。从裘先生的观点看，他所提倡的古典学与欧洲的语文学是大体相同的学问，属于文字与典籍之学，是一切古典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而非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古典学。语文学取向的古典学，看上去似乎意在融合不同学科的基础方法，以解决出土文献所带来的新问题。实质上这一概念的提出是要超越现有学科分支，上溯至其源头，做源头性研究，意在从源头上构建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

今天我们再谈中国古典学，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2024年3月“中国古典学”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同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世界古典学”这一概念被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其宗旨之一乃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这一语境中，“古典学”就不仅仅指Philology，而是Classical Studies。因为仅仅是语言、文字和书籍文献的基础研究，并不能全面有效地形成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源头性的语言文字是不同文明最具本土性的特征，但也最难形成文明间对话的因素。文明间的对话往往需要在观念、思想、行为和物质文化等因素之间展开，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考古等现代学科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都会被纳入其中。古典学不仅仅是超越性和源头性的研究，也应是融合性的研究。

“中国古典学”意义何在？如果是为了开展文字学、文学、思想史或历史研究，根本没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我想，它的意义正是其超越学科边界基础上所形成的对话性。学科意义上的“古典学”本是一个西方概念，指的是西方世界对古希腊、古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历史、思想、艺术、考古与宗教等相关学术工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学科架构和知识体系中没有古典学，古代研究分属于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于是，中外古典学术体系之间就无法“对齐”。中国古典研究和西方古典研究在学科建制和知识体系上缺少共识性的概念框架。如果双方不在一个频道里，就很难形成对话。因此，“中国古典学”概念的提出，其意义不仅在于从学科层面超越文史哲领域愈加森严的专业壁垒，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一个支点，我们可以利用它创建中外古典研究深度交流的平台，使得中国的古典研究与Classical Studies能够在同一个知识框架内对话。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效推动中外古典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提升中国古典研究在全球人文学术版图中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绝不能是旧有研究的简单拼盘，而是要能提出具有公共性的问题、方法和理论，主动参与学术对话，进而挑战既有的文明认知的新体系。故我们不需要换了标签的“国学”，而需要具备如下五个特征的新学问。

第一，不断产生原生问题的中国古典学。从文献的阅读和研究实践中自然生发出的问题才有锐度和深度，若依附于西方古典学的概念框架，问题的有效性就会存疑；从文化层面看，经典的诠释应被置于中国历史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脉络中，而非利用那些抽象化的解释模型；从文明层面看，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华文明历史的叙事框架，并以此为方法工具介入全球文明对话，突破西方文化所建立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全球人文学术贡献新视角。

第二，具有历史概括能力的中国古典学。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以注疏经学为主流形态，但缺少抽象和概括能力。若没有抽象和概括能力，就无法建构新的理论范式。我们需要将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化置于长时段的文明演进中，去发现古典文化在文明史中的兴衰沉浮，揭示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其他文明的现象和问题应始终作为研究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抓住中国古典文化的独有特征。

第三，具有学术解释能力的中国古典学。古典学的研究应当能够对文明发展的逻辑提供解释。英国学者哈夫洛克在研究《荷马史诗》时，通过对口语与书面语表达方式的分析，认为人类理性思考能力或哲学思想的出现，与书写行为密切相关，即书写塑造了思想，推动了西方文明向哲学与理性的过渡。这一观点是否准确固然可以商榷，但至少它为古希腊哲学家为何集中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相比之下，我们应如何解释中国诸子百家的兴起？迄今为止，多数学者仍沿用两千多年前的说法——礼崩乐坏，却未能深入挖掘中国思想在战国时期勃兴的多种可能性。我们习惯于介绍与复述孔孟思想，有时却往往疏于分析这些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深层动因。若中国古典学仅止步于思想的复述而非解释，无论如何都很难形成有影响力的中国范式。

第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的理论建设不能闭门造车，应主动融入全球性的思想对话。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才能清晰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价值与意义。学术话语体系应具备公共性与开放性，善于运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话语，使其他文明的读者能够理解进而接纳中国文化。若一味固守仅有本领域学者才能读解的术语体系，这样的古典学无法展现其世界意义。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之一就是以本土问题介入全球古典研究，并以其他文明的古典研究作为镜鉴对象，以此检验中国古典文化的解释边界与可能，使中国古典学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传统、激发新的知识生产的枢纽。

第五，具有思想文化创生能力的中国古典学。若以文化媒介为标准，人类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口语时代、书写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出现，书写文化替代口语文化是其推动力量之一，甚至可以被视为最主要的因素。书写带来了认知和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人类随之迎来了文化和文明的跃迁。那么，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不会引起同等量级的变化呢？书写体系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意味着人类文化媒介的第二次迭代，我们熟悉的学习、思考、表达和社会交往方式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文化形态随之出现。人类文明很可能在不久之后进入思想和文化创造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典学不应仅仅是古典思想的诠释者，更应成为人类下一时代思想创造的“星宿海”。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唐萌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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