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怀超 ：重读梁鸿念梁庄

重读梁鸿念梁庄

丁怀超 /文

一

最近把“梁庄三部曲”又翻了一遍。说是翻，其实是一口气读下去的。

头一回读的时候，是几年前。那时候脑子里装着的，是些现成的概念：留守、空巢、城乡二元、农民工权益。书里写到的那些人和事，正好给这些概念提供了例证。读完了，觉得“了解了”，也就搁下了。

这回重读，那些概念反倒淡了。留在脑子里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五奶奶、贤义家的几个孩子、那个在城里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年轻人、那些嫁到梁庄又跑掉的外地媳妇……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脸，他们说过的话，忽然变得很重，沉甸甸地压在心上。

三部曲，一部一部地说。

二

第一部《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本身。

梁鸿写梁庄，走的是回家的路。她自己就是梁庄人，从小在那里长大，后来到城里读书、教书，在城里住了十几年。这十几年里，她跟梁庄的联系，慢慢变成了每年过年回去一趟的“探亲”。可就是这十几年的距离，让她回过头来的时候，忽然发现——那个她自以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梁庄，她其实并不真的了解。

她开始一个一个地去访问村里的人。老的，少的，在家种地的，外出打工的，嫁进来的，嫁出去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这本书最打动人的，是它写出了梁庄的“空心”。

不是没人了，是人都不在村里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中年人也出去打工了，就连一些六十多岁还能动弹的老人，也出去找活干了。留在村里的，多是七老八十的，和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娃娃。梁鸿写到一个细节：她回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一个人在村口的石碾子上坐着。问他怎么不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他说：“别的孩子都走了。”

就这么一句话，把整个梁庄的寂寞，都说尽了。

村里没了年轻人，很多事就变了。种地的，都是老把式，靠经验，不靠技术。地还是那些地，可产量上不去。想搞点新花样，没人手，也没精力。村里的公共事务，更没人管。修个路，安个路灯，都要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动员，动员来动员去，还是那几个老人在应付。

更重要的，是村里没了“人气”。过去农村的那种热闹，那种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的乡情，慢慢淡了。红白喜事，凑不齐人了。谁家娶媳妇，要提前好几个月跟在外打工的亲戚打招呼，让人家请假回来。谁家老人过世了，抬棺材的人都凑不够，得从邻村借人。

梁鸿写这些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她就是平平静静地写，像拉家常一样。可越是这样平静，读起来越觉得心里头发紧。

三

第二部《出梁庄记》，写的是走出去的梁庄人。

这一部的写法，跟第一部不太一样。第一部是在村里，一家一户地串门。这一部是跟着梁庄人走出去——去他们打工的城市，去他们住的地方，看他们怎么过日子。

这一看，就看出了一肚子的不是滋味。

那些出去的人，在城里过的日子，比在村里还苦。在村里，好歹有自己的房子，有一块地，种的粮食够自己吃。在城里呢？他们住的是工棚、地下室、群租房。一间屋子，挤七八个人，上下铺，转身都困难。吃的，是路边摊、盒饭，油水少，分量也不够。干的活，是建筑工地、服装厂、电子厂，一天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可他们不回来。

梁鸿问过很多人：城里这么苦，为什么不回来？答案五花八门，可说到底，就一句话：回去了，能干什么？

在村里，种地挣不到钱。一亩地，忙活一年，刨去种子、化肥、农药，剩不下几个钱。家里要盖房子，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哪一样不要钱？不出去，这些钱从哪里来？

可出去了，也不见得就好。梁鸿写到一个年轻人，在工地上摔伤了腿。老板赔了一点钱，就把他打发了。他拖着伤腿回到梁庄，村里人都来看他，你给二十，他给三十，凑了一笔钱给他看病。他很感动，可他心里头，又隐隐觉得有点不舒服。他跟梁鸿说：“我拿了村里人的钱，以后我怎么还？我出不去，种地又挣不到钱，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这话听着，好像是个“钱”的问题。仔细想想，不光是钱。他难受的，是那种“欠人情”的感觉。在传统的农村，人情是有来有往的，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互相帮衬着过日子。可现在，他在村里帮不了别人了。他丧失了“还人情”的能力。这就让他觉得自己在村里矮了一头，抬不起头来。

这种心理，城里人大概不太容易理解。可在农村，这是一种很深的痛苦。它不光是物质上的困难，更是一种尊严上的损伤。

四

第三部《梁庄十年》，是隔了十年再回去写的。

这一部里，梁鸿写到了时间的力量。

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对于一个村庄来说，十年足够改变很多东西。

有些人老了，有些人走了，有些人死了。那些当年还在石碾子上坐着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也出去打工了。那些当年还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有的已经不在了。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可树底下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梁鸿在这一部里，着墨最多的是“回来”的问题。

那些出去的人，老了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书里没有答案。不是梁鸿不想给答案，是真的没有答案。有些人说，等干不动了就回来。可回来了，村里还有他们的位置吗？老屋还在不在？地还种不种？跟村里人还说得上话吗？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句话能回答的。

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在城里生了根的孩子。他们从小跟着父母在城里长大，说的是普通话，上的是城里的学校，玩的是城里的玩具。你带他回梁庄，他待不住。他觉得那是“爷爷奶奶的家”，不是“我的家”。可你要说他是城里人吧，他连城里的户口都没有。他上不了城里的公立学校，考不了城里的高中，将来还得回原籍参加高考。

这些人，被叫做“流动儿童”。梁鸿写他们的时候，笔调很平，没有煽情。可读着读着，你就觉得，这帮孩子才是最苦的。他们的父母好歹还知道“梁庄”是什么样子，他们连梁庄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们两头都不沾——城里不要他们，梁庄他们又不认。

这大概就是“断裂”吧。一代人跟一代人之间的断裂，一个人跟他的根之间的断裂。

五

三部曲读下来，有几个问题，一直压在心上。

第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离开家？

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答案也简单：为了挣钱。

可仔细想想，又不那么简单。梁庄的人出去打工，挣的钱，最后花在哪里了？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看病，养老。这些事，在村里就不能做吗？

问题在于，在村里，你做不了。不是因为你懒，不是因为你不聪明，是因为整个村子，已经不具备“过日子”的条件了。学校没有了，医院太远了，种地挣不到钱了。你想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学校，你得去县城。可去县城就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出去挣。你看病，村里的卫生所看不了，去县医院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出去挣。你想盖个像样的房子，将来给孩子娶媳妇，钱从哪里来？出去挣。

这是一个怪圈。你为了“在村里过日子”而出去打工，可打着打着，你就回不来了。因为你在城里待久了，习惯了城里挣钱的节奏，回到村里，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了。

梁鸿在书里写到一个细节：一个在外打工多年的年轻人，回梁庄过年。他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晒着太阳，抽着烟，跟梁鸿说：“在城里的时候，天天想着回来。真回来了，待不了三天，又想走。不是不想待，是待不住。”

这个“待不住”，说尽了千千万万打工者的心。

第二个问题：家，到底是什么？

对于第一代打工者来说，梁庄就是家。他们在梁庄长大，在梁庄娶亲，在梁庄生孩子。梁庄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每一个人，他们都认识。梁庄的空气、泥土、水，都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出去打工，只是一个“挣钱”的手段，不是“生活”的目的。他们的心，一直在梁庄。

可对于第二代、第三代来说，梁庄是什么？是一个一年回去一两趟的地方，是一个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地方，是一个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的地方。他们不会种地，也不会想种地。他们说话的口音，已经跟梁庄的老人不一样了。他们喜欢的东西，梁庄没有。他们想过的日子，梁庄过不了。

梁鸿没有直接回答“家是什么”这个问题。她只是把这些现象摆出来，让读者自己想。

第三个问题：乡村，还有没有未来？

这是三部曲里最沉重的一个问题。

梁鸿写得很克制。她没有说“乡村要完了”，也没有说“乡村还有救”。她只是把梁庄这十年、二十年的变化，一件一件地写出来。房子越盖越好了，路越修越宽了，可人越来越少了。物质条件改善了，可日子越过越没劲了。

书里有一个细节，读的时候特别难受。梁鸿写到村口的老槐树，夏天的时候，树底下本该坐满了人，摇着蒲扇，说些家长里短。可现在，树底下只有几个老人，话也说不动了，就那么坐着，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梁鸿问一个老人：“怎么不叫他们回来？”老人说：“叫啥？叫回来喝西北风？”

就这么一句，把整个乡村的困境，说透了。

六

读这样的书，很容易让人难过。可光难过，没有用。

梁鸿没有停留在“难过”上。她的书，有一种沉甸甸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喊出来的，是写出来的。她一个人一个人地写，一件事一件事地写。她不煽情，不控诉，不说大道理。她就是写。写着写着，那些人和事自己就说话了。

这种写法，是有来历的。中国人写笔记，历来有这个传统。不是写“概论”，不是写“体系”，是写“见闻”。我看见什么，听见什么，记下来。看似琐碎，看似东拉西扯，可串在一起，就是一个时代的样子。

梁鸿的书，就是这样的笔记。她写五奶奶，从五奶奶的身世写起，写到她嫁到梁庄，写到她的丈夫去世，写到她自己拉扯大几个孩子，写到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她一个人守着老屋。写到这儿，忽然插进来一句：“五奶奶说她最怕过年的那几天，因为年一过完，孩子们又要走了。”就这么一句，不渲染，不议论，可你读着读着，心里头就酸了。

这种写法，是很吃功夫的。功夫不在文字上，在文字底下的那份耐心和诚心。你得真的坐下来听，真的把那个人说的话当回事，而不是拿他当个“调研对象”。你得让那个人觉得，你是在跟他拉家常，不是在搜集材料。做到了这一步，人家才肯跟你说实话。

梁鸿做到了。所以她的书里，才有那么多“实话”。那些实话，不好听，可都是真的。

七

读三部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样的书，到底有什么用？

它不能解决梁庄的问题。五奶奶还是一个人守着老屋，那个摔伤腿的年轻人还是还不起人情，那些流动儿童还是两头不沾。一本书，改变不了这些。

可我觉得，它还是有用处的。

第一个用处，是“记住”。

梁庄在变，中国的乡村都在变。有些东西，正在消失。不是慢慢消失，是很快地消失。今天还在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还活着的人，明天可能就走了。今天还在说的话，明天可能就没人说了。这些东西，如果不记下来，就真的没了。梁鸿的书，就是一份记录。将来的人，想知道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乡村是什么样子，拿起梁庄三部曲，就能看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梁庄。

第二个用处，是“看见”。

城市里的人，不太看得见梁庄。不是眼睛看不见，是心里头没有那个位置。大家忙着挣钱，忙着升职，忙着送孩子上培训班，哪有工夫想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村庄？可梁鸿把梁庄的事写出来，摆在城市人的眼前。你可以不看，可你要是看了，你就不能装作没看见。那些人的苦，那些人的难，那些人的无奈，会变成一根刺，扎在你心里。这根刺，会让你在说“发展”“进步”“城市化”这些词的时候，多想一想：那些被“发展”落下的人，怎么办？

第三个用处，是“思考”。

乡村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不是说多投点钱，多修几条路，多建几个工厂，就能解决的。乡村的问题，连着文化，连着历史，连着人心。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文明问题”。梁鸿没有给出答案，可她给出了思考的材料。她的书，是可以让人反复读、反复想的。

八

重读完三部曲的那个下午，我坐在窗前发呆。

窗外下着小雨。合肥的秋天，雨是常客。雨打在窗台上，嗒嗒嗒的，声音很轻。

我想起梁庄的那些人。想起五奶奶一个人在老屋里，听见有人敲门，颤巍巍地站起来去开门。想起那个在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年轻人，他的腿后来好了没有。想起那个坐在石碾子上的七八岁的孩子，现在该长大了吧，是不是也出去打工了。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梁鸿没写，我也没法问。

可有一点我是相信的：梁庄虽然变了，虽然空了，虽然散了，可只要还有人记得它，还有人写它，还有人读它，它就没有真的消失。

那些在梁庄活过的人，那些从梁庄走出去的人，他们的故事，被梁鸿写进了书里。书在，他们就在。将来的人翻开书，还能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说话，知道这个时代，还有过这样的日子。

实际上，这也就够了。

（文字内容来源：人民周刊网 ）

作者简介：
丁怀超，安徽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曾任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安徽出版集团教材出版中心总编辑等职务。其学术研究涉及历史学等领域，相关学术成果丰硕。
丁怀超曾担任安徽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并曾就图书编校、《诗经》情感世界、“仁体”确立等主题举办讲座或报告。他于1996年发表《倡导创造性诠释》等论文，亦创作有《秋游》等诗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