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防长越权了？9名海军少将被撤，法律规定只有总统才能拍板！

围绕撤名法律依据的问题，目前疑问多于答案。但赫格塞思的做法削弱了遴选委员会制度，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支持多元化举措——甚至候选人本身的多元背景——都可能带来职业后果。

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先说明。第一，把已被选中晋升的军官从名单中撤下，与解职或调任已经完成晋升的军官，性质根本不同。国防部长的撤名权同时受到法律和五角大楼内部规章的限制。

第三，撤下这9名军官的决定，很可能构成《行政程序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行为”。这意味着，赫格塞思的决定可能面临司法审查，或引发其他行政救济。诚然，法院在军队人事决定上通常会给予军方较大尊重。但如果原告主张法定程序被忽视，或官员超越授权行事，那么把名字从晋升名单中删除，很可能属于《行政程序法》下可审查的行政行为。

海军晋升委员会如何运作？海军晋升委员会和任命程序受美国宪法、联邦法律以及海军和国防部规章约束。军官晋升至更高军衔的任命，是一项由来已久的程序，宪法中的“任命条款”对此有明确规定。总统拥有任命军官晋升至下一军衔的宪法权力，但须经参议院提出意见并同意。

为建立稳定、可预期的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国会于1980年通过《国防军官人事管理法》，为军官进入晋升窗口设立了正式制度。1986年，国会又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进一步细化了军官资格要求，并将其纳入晋升标准。

目前，适用于此次O-7级别晋升委员会的遴选指令和召集令尚未公布。但遴选委员会通常都会纳入平等机会条款，以确保委员会对所有受审议军官适用同一套标准。相关表述明确要求“确保每一名军官，无论其种族、宗教、肤色、性别、性取向和国籍，都能获得公平、公正的考量”。

此次涉及的一星将官遴选委员会成员名单也尚未公布。但依照法律，遴选委员会成员“应在可行范围内体现相关军种人员构成的多样性”。现有事实尚不足以最终证明存在歧视意图，但在任何针对撤名决定提起的诉讼中，被撤人员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赫格塞思此前的公开表态，都可能成为相关证据。

例如，赫格塞思曾多次公开贬低军队中的多元化。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正式宣布提名赫格塞思出任国防部长前5天，赫格塞思曾表示：“女性不应该担任作战岗位。这并没有让我们更有效率。”2025年4月，赫格塞思下令审查所有军队平等机会项目，并称这些制度已被“武器化”，被人“出于恶意用来报复上级或同僚”。

此外，来自罗得岛州的联邦参议员杰克·里德最近指出，赫格塞思解职的高级军官中，近60%是女性或黑人，而目前女性和少数族裔在所有将军和将官中的占比仅为20%。

遴选委员会中的平等机会条款与此直接相关：如果赫格塞思撤名的动机与相关军官的种族或性别有关，那么这些行为就违反了委员会被要求适用的标准。美国最高法院也曾表明，愿意将宪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适用于军队。例如，在“弗龙蒂罗诉理查森案”中，法院确立了基于性别的军队人员歧视应接受严格司法审查。

遴选委员会审议时会发生什么？很难夸大各军种对每次遴选委员会的重视程度。每一名委员都要阅读遴选指令和召集令，并宣誓将在履职时不带偏见、不徇私情。

为确保围绕每名军官优劣的讨论能够坦率、公开地进行，国会规定委员会审议过程不得公开。对海军将官遴选委员会而言，成员资格受《美国法典》第10编第612条约束。该条要求，所有委员都必须来自同一军种，且军衔高于被审议军官。海军将官遴选委员会是联邦政府中控制最严、竞争最激烈的程序之一。国会在制度设计上一直努力使晋升决定免受政治影响。

这类遴选的利害关系极大。平均每20名军官中，只有1人能晋升为将官。这往往是数十年军旅生涯的顶点，而这样的生涯通常伴随着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艰辛，包括长期离家部署、作战轮值，以及军旅职业对身心的持续要求。

每一名走到这一步的军官，都已经穿过联邦政府中竞争最激烈的职业筛选之一。每个人都应得到对其是否适合晋升下一军衔的公平、诚实评估。这种评估必须以能力和表现为基础，受法律约束，并且不受政治干预——而这正是遴选委员会制度设立时要防止的情况。

遴选委员会选出晋升人选后会发生什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委员会完成工作后，晋升名单不会立即公开。名单还要经过一系列法律审查，以确认遴选委员会组成合法、每位委员都具备任职资格，并且自委员会召开以来，没有出现足以取消资格的不利信息。

根据五角大楼现行指令，海军部长必须先确认名单上的每一名军官在心理、身体、道德和专业方面都具备晋升资格，名单随后才会提交国防部长，并最终送交总统提名，再由参议院依照“任命条款”提出意见并同意。

本轮晋升名单于2026年5月22日对外公布，但那时赫格塞思已经介入并撤下了9个名字。最终公布的名单共有22名被提名人，其中没有女性。赫格塞思有权合法撤下这些军官吗？未必如此。眼下，关于赫格塞思是否依法行使了授权，以及撤名本身是否符合适用的行政法和平等保护法，仍然是问题多于答案。

而此次涉及的是一星海军将官晋升。就目前情况看，总统似乎并未把这一层级的撤名权授予赫格塞思。因此，核心问题不仅是赫格塞思是否有充分法律依据撤下这些军官，还包括他是否本来就有权这么做。若没有总统指示、批准或事后追认，超越授权范围作出的行为，即便在实体理由上站得住脚，也可能在法律上无效。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赫格塞思是向总统建议撤下这些人选，还是绕过行政命令和法律规定，单方面作出了撤名决定？如果他在没有总统指示或进一步授权的情况下自行删除这些名字，那么这一行为可能在表面上就是无效的。

根据《美国法典》第10编第629条，总统若因“行为不端”以外的原因将某名军官从名单中撤下，必须在30天内通知国会国防事务委员会。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应当仔细审查撤名理由，以确认其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和规章。

国防部长在解除军官现有职务方面拥有很大裁量权，赫格塞思也确实以极高频率行使了这一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必然无限延伸到把军官从晋升名单中撤下。事实上，从晋升名单中撤名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适用的是另一套规则。

根据五角大楼自身规章，暂缓或撤销军官晋升资格的理由看起来相当有限：遴选委员会本身存在程序瑕疵；委员会召开后出现了此前未掌握的新的不利信息；或者认定该军官已不再具备心理、身体、道德或专业上的晋升资格。

五角大楼的相关指令主要规定了如何处理“应报告的不利信息”，或如何应对针对军官启动的新调查。一个典型例子是，国防部监察长启动了新的调查，而这一情况在遴选委员会召开时尚不知情。五角大楼指令对这类信息的处理有详细规定，试图在军种管理需要与受影响军官的正当程序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不利信息不包括超速罚单之类的轻微违规。它涵盖的是“贬损性、不利性，或明显反映个人存在不可接受行为、诚信问题或判断失当”的信息。此外，超过10年的信息也不属于不利信息范围。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履历尤其出色的海军女军官也被从将官晋升名单中撤下。她是一名水面作战军官，曾完成声望很高的核动力学校课程。她的问题是什么？20年前，她曾担任“多元化联络官”，帮助海军招募女性和少数族裔。

无论如何解读《国防部指令1320.04》，20年前参与多元化招募都不属于不利信息。但赫格塞思似乎仍把这视为取消资格的理由，而指令中真正关于不利信息的标准反而没有得到适用。

如果遭到起诉，国防部可能会反驳称，相关规章列举的理由并非穷尽性规定，而且《美国法典》第10编第629条也没有明确写出撤名的法律依据。即便如此，赫格塞思仍必须通知国会和受影响军官，他们已被从晋升名单中撤下——这一要求既写入法律，也写入海军规章。

在作出通知时，他应明确说明撤名行为的具体法律依据，以及他采取这一行动所依赖的具体法律授权。受影响军官有法律救济途径吗？有。国防部属于《行政程序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而把军官名字从晋升名单中删除，很可能构成行政法意义上的“机关行为”。

政府可能会主张，撤销晋升名单上的人选与总统的宪法任命权不可分割，因此不受通常的《行政程序法》审查。但如果原告主张行政官员超越法定权限或授权范围行事，法院过去愿意审查其所采用程序的合法性。

这些被撤名军官似乎有较强理由主张，这一决定在《行政程序法》下属于“武断、反复无常、滥用裁量权，或其他不符合法律”的行为。除法定要求外，现行指令和长期行政实践也构成行政记录的一部分，不能被忽视。此外，如前所述，这些军官还可能提出平等保护和实体性正当程序方面的主张。令人不安的是，五角大楼和白宫都没有给出任何基于规章标准的解释，也没有指称被撤名军官存在不当行为。

更重要的是，海军部长此前已经确认，相关人事行动中涉及的军官在心理、身体、道德和专业方面都具备晋升或任命资格。那么，自这一确认作出后，行政记录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说出现了足以推翻海军部长判断的重大新情况，而且还涉及如此多名军官，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被撤名军官可以向该委员会申请，将自己的名字恢复到晋升名单中。海军档案更正委员会也可以向海军部长建议采取纠正措施。联邦判例已经确认，这类行政更正委员会拥有广泛权力，可以通过合法晋升来“纠正错误或消除不公”。鉴于海军部长此前已确认这些军官具备晋升资格，任何此类申请都将建立在相当坚实的基础上。

接下来会怎样？国会和各军种部门之所以极其审慎地构建遴选委员会制度，正是为了让晋升决定免受政治影响。这个制度包括宣誓就职的委员会成员、书面遴选指令、独立法律审查、军种部长资格确认以及参议院批准。

赫格塞思试图撤下9名军官，引发了严肃问题：他是否在合法、正当地行使其受托权限，以及这些撤名行为本身是否符合平等保护原则。这里呈现出的模式——3月涉及陆军军官，随后是空军军官，现在又轮到海军军官——显示出一种系统性做法，令人担心晋升决定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国会应要求政府作出全面说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权要求政府在正式记录中逐一说明每次撤名所依据的具体规章基础。国会不仅应弄清撤名理由，也应查明究竟是谁作出了决定。另一种做法是，国会修改《美国法典》第10编第629条，明确已入选军官被撤名的法律标准，同时明确这一权力不得由总统继续转授。目前，国会正在审议2027财年国防拨款法案，这为修改撤名权限提供了立法载体。

如果这些撤名决定出自国防部长，政府应说明允许他采取行动的法律授权来源；如果决定是总统作出的，政府也应明确说明。这些被撤名军官可以通过法院或海军档案更正委员会寻求可行的法律救济。最终，审查法院可能会裁定，赫格塞思的撤名行为是否在《行政程序法》下构成武断、反复无常的行政决定，或者是否出于法律不允许的种族或性别考量。

无论诉讼最终是否发生、如何推进，晋升委员会制度数十年来一直是军队防止政治渗入军官体系的最可靠机制之一。如果国防部长在未说明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能推翻这一制度，那么整个体系都会受到实质性削弱。

这些撤名决定引发的法律问题，最终远不止关系到相关军官个人的职业前途。真正受到考验的是，国会精心构建的晋升制度，是否还能继续实现其核心目标：确保军队最高层级的晋升依据的是专业能力和合法程序，而不是不断变化的政治偏好。

如果现行规则可以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被无视，那么外界对军官晋升制度完整性和独立性的信心，势必会明显且持续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