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节，纪登奎去安徽见李葆华，要给李大钊的儿子拜个年

第二天一早，一列由北京开往上海的081次慢车晃悠着驶过宿州。车窗里，纪登奎紧盯着手里的最新水文资料，指尖在商丘至淮北的分水岭来回划动。他此行的名义是“拜年”，实际背包里装的却是厚厚一摞河道治理草稿。河南省水利厅长忍不住开口：“纪书记，初二跑这么远，会不会坏了礼数？”纪登奎把车窗玻璃擦了擦：“老百姓盼下雨，又怕下雨。趁着干部都在家，一事不宜两拖。”

与此同时的合肥，李葆华刚陪八十多岁的母亲喝完腊八粥，电话铃声尖锐响起。“我是纪登奎，给您拜年，也来讨杯热茶。”对面话音未落，李葆华已经猜到来意，冲母亲轻声道：“淮北的水，急着找我谈呢。”母亲只是放下面前的竹筷，淡淡一句：“你父亲当年说过，革命先为苍生，你去吧。”

午后两点，寒风吹动省委招待所的旗帜。八条木椅围着一张旧方桌，桌面上摊着四省一市的等高线地图。寒暄省得，两人一落座就开局。纪登奎把去年豫东灾损数字摆出来：被淹耕地一百四十余万亩，受灾人口近两百万；李葆华接上，“这个数值明年怕还要翻倍，堵是死，疏是生。”言简意赅。

谈论焦点很快集中到“新汴河”三字。那是一条纸上存在多年的设想，要把淮河上游洪峰直接导入洪泽湖，既减洪又补水。可开挖涉及移民、拆坝、征地，谁都知道是烫手山芋。纪登奎索性亮出底牌：“河南可以拿人，也能拨粮，但钱得咱俩一起去北京要。”李葆华微微颔首，拨开茶碗里漂着的菊花，缓缓说：“行，只要能保这片地安生，再难也得干。”

气氛逐渐热络，甚至带了点年味。桌上放着小碗瓜子，殼落满一地。傍晚六点，钟声响过，协议雏形成形：两省分段施工，统一调度；3月初先派勘测队，两周内上报详规。话已说透。纪登奎收起卷宗，拍拍桌面，“咱们到时河套见。”一句话，定下了日后五年的基调。

文件随后飞抵北京。《关于豫皖边界水利综合治理的请示》几天内获批，国务院批示“豫皖协同，限期动工”。那年月，指令一下达，机器声便与锣鼓声同时上线。濉溪、固镇、永城，旌旗处处。十余万人肩扛镐锹，在冰封的河床上一铲一铲翻开冻土。有人数过，-8℃的夜里，一盏马灯前能站三十多个青年，换班不换火，袖口结霜也没人喊苦。

1965年春，第一段导流渠贯通，试闸泄洪，水声轰然，沿线百姓燃纸焚香，道谢声盖过了春雷。工程越往后，难度越大。安徽负责的拆坝区涉及几十座水闸，部分还是解放前遗留的私闸，产权归属复杂。地方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有的老人不愿搬，支书在灶台旁磨破嘴皮：“再闹水灾，你家十亩地都得冲平。”话粗理不糙，几经周旋，签字盖章总算齐全。

埋头苦干之外也有插曲。1967年春，正碰上特殊年代风波，工地调度几度中断。许多青年突击队以为工程要停，三天两头抱着锄头跑来请战，“河挖到哪，我们就站到哪。”那股憋劲保住了工期。豫皖两省的施工日志里，只在那一年留下一句干巴巴的注解：“外部环境复杂，未减速。”

1969年8月，新汴河全线通水。此时的纪登奎已调京任职，却专程赶回参加试通水。下午三点，闸门缓缓抬起，青褐色的洪水裹着水草奔涌东去。岸边礼炮声、锣鼓声混成一片，老乡握着纪登奎的手连声道谢：“书记，这回可是真放心啦！”短短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同年秋，商丘小麦亩产较前一年增三成，濉溪再没出现漫灌。省农业厅把统计表送到合肥，李葆华翻了几页，长吁口气，随手在纸角写下“人定胜水”四个字。那纸条后来被贴在工程指挥部的墙上，成了警句。

工程的后续效益比预想宽泛得多。河道打通后，皖北的煤炭、淮河平原的粮棉可以顺水南下，蚌埠的机床、商丘的果蔬又逆水北上。三五年间，沿岸浮起水泥厂、造船厂，小镇鳞次栉比的码头灯火让外来客人啧啧称奇。交通厅内部材料曾统计，1973年前后，两省经由新汴河调运的货物量已是1960年的六倍。

当然，也有遗憾。部分迁建村庄虽得到补偿，老屋最终沉于水底；一段段古堰就此消失。可在更多人眼里，一条河换来的是丰收、是平安、是孩子不必趟水去上学的清晨。就像当地老人常说的，“河水走直了，日子也就顺了。”

多年后，有记者问李葆华，最难忘的春节是哪一年？老人沉吟片刻：“1964。一盆凉茶，一张地图，就把大事定了。”话题至此打住，再无延伸，却已足够说明当年那趟“拜年”分量何其沉重。

而纪登奎晚年重回淮北，站在整修一新的大堤上，远处货船声声长笛划破薄雾。他抬头看天，黄河的寒风已远，淮河水面泛着柔光。陪同的老乡试探着问：“纪首长，您还记得那次初二么？”他点点头，只说一句：“板凳一搬，问题就打开了。”话落，河道里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船缓缓驶过，桅杆上飘着五星红旗，映在水面，晃出一条亮线。此刻，所谓“拜年”与“治水”再也分不开，那一笔在日历上的行程，早已随江河融进了这片土地的呼吸与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