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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昊苏

张昊苏，网易历史专栏作者，文史爱好者。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俗语有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苏轼笔下的“一梦江湖费五年”；金庸笔下的“笑傲江湖”，令当代的读者对“江湖”充满了向往，“隐士梦”与“侠士梦”生焉。

然而，所谓真实的“江湖”也者，并非文人退隐泛舟的闲适之所，也并非武侠漂泊仗义的理想世界。真正存在于生活世界中的江湖，是社会底层贩夫走卒的生存空间，是黑色或灰色产业的滋生处所，也是政府难于管理的法外之地——“江湖术士”“江湖骗子”方是传统社会中“江湖”的本来之义。

对于“道上”的人物，“江湖”自然是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但对于遵纪守法的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层出不穷的坑蒙拐骗令人防不胜防。在没有大众传媒、交通亦不甚便利的古代社会，许多骗术几乎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成为难以割除的毒瘤。

在此背景下，不少通俗小说多以骗术作为描写的对象，既是通过描摹社会客观情实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同时也蕴含警示教化之意，使读者能够有所预防。而出于明代张应俞之手的《杜骗新书》，则是一部分门别类揭穿骗术手法的短篇小说集，且配有生动的图画，这也堪称中国古代一部少有的“防骗大全”。

《杜骗新书》四卷，可考最早有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福建建阳居仁堂余献可坊刻本，前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熊振骥序，书中《假银骗·冒州接着漂白鏪》故事又有“壬子秋”的作者自道（1612年，万历四十年），则成书当在这几年间。这部题名为“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熊振骥序）的初刻本已经亡佚，今只存翻刻本与传抄本数种。现存最早的是万历存仁堂陈怀轩刻本，题名为“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均是明确指出本书是欲杜绝江湖上的骗局。《杜骗新书》还曾流传到日本，有明和庚寅（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文政元年（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文政十三年（1830年，清道光十年）等多种刻本。明治十二年（1879年，清光绪五年），日本更是出版了《杜骗新书译解》，对此书加以注释、翻译。

作者张应俞生平不详，据本书署名是浙江人。但本书初刻在福建建阳书坊，熊振骥序又称其为莒潭（属福建建阳）人，料想作者是祖籍浙江，而在福建长期定居。故书中所写内容、方言多与福建有着密切联系。万历年间手工业、商业发达，更兴起海外贸易的风潮。建宁虽在内陆，但地属交通要冲，经济发展繁荣，奢靡攀比之风、告讦欺诈之风蔚然兴起。比起民风朴实的明初，这一时期乃是混乱而充满活力的特殊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此为张应俞编辑《杜骗新书》的现实背景。

《杜骗新书》收录故事八十八则，以“骗”为核心，而兼写偷、抢等伎俩，可谓“坑蒙拐骗”俱全。分类也十分详细，居然有二十四类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足见其丰富：

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露财骗、谋财骗、盗劫骗、强抢骗、在船骗、诗词骗、假银骗、衙役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拐带骗、买学骗、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引嫖骗。

其中有的如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等，是以骗术方式分类；有的如衙役骗、妇人骗、僧道骗等，是以骗者身份为分类。似可推想，当时社会中常见的骗术手段，已尽在本书的记载之中。熊振骥序称赞本书，言：“任他机变千般巧，不越傒囊一卷书”，乃化用三国时期诸葛恪以《白泽图》（托名黄帝所编，收录天下精怪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识别一种叫“傒囊”的精怪的故事，指本书内容全面丰富，“万骗不离其宗”，读者看完之后能保证不落入奸人骗局之中。

《杜骗新书》的描写颇为写实，在短小的篇幅中展露出整个骗术的细节尤其是“命门”，除体现作者的描摹功力外，也可见出这些故事或许多为“纪实文学”，作者只是如实写来，故而易于切中肯綮。如《法术骗·和尚诈照形谋反》故事的结尾，作者特逗漏一句与情节无关的小注：“此传内多隐语，未可明言也”，很可能是暗示直接取自实事，但因有违禁内容，故作隐语。又如《假银骗·冒州接着漂白鏪》转引他书，详细描写各种真假白银的制作和鉴定方法，对商旅之人颇为实用。当代学者更考证发现，《杜骗新书》中所涉当时官绅往往确有其人，人名、任期、履历可与相关史料互相证明。是否“确有其事”虽不可考，但至少作者确实有意将这些故事写成令人信服的真实案例。

犹如今天的“法制进行时”一样，这些诈骗故事展现出明代中晚期的风俗和世态，也告诉我们古代“江湖”的风波险恶——如果当代人“穿越”回这一时期，恐怕难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若古之骗子“穿越”到当代，那些几百年前的骗术还能够如鱼得水，横行一时。

我们说，明代的骗子能够横行于当代，是因为其中不少骗术在今天依然颇有“市场”：

《丢包骗·路途丢包行脱换》讲：临川人江贤在路上捡到一包，内有银三两，十分高兴。骗子走来对他说，此银见者有份，不许独吞。又见一人啼哭哀告，寻找失银。骗子告知他钱为绱鞋人拾得，要归还须给酬金。江贤虽拿到酬金，但这时自己的钱包已被骗子换去，等到回家后才发现，只得大哭一场，自认倒霉。——以拾物的方式施行掉包的伎俩，在今天日趋“高明”，骗子往往以假的贵重物品要求平分，直接换取受害者手中的钱财，无需先以真金白银作为诱饵，又以盗窃调包巧为安排。但若说欺诈原理，似乎并无太多差别。

《换银骗·成锭假银换真银》讲：泉州客人孙滔带银百余两往南京买布，船中遇骗子汪廷兰，诈称买货，须将一锭银子换些碎银。开始兑换者乃是真银，孙取出碎银兑换，骗子将银锭与碎银用纸各自包好，故意误将银锭收入袖中，然后换出假银纸包。孙到南京后才发觉已被调包，懊恨无及。——借助换零钱而施行掉包计，在现代社会也是屡见不鲜，往往在超市购物中出现。由于纸币比古代的银锭更易调包，因此这一手法令人防不胜防。

《引赌骗·好赌反落人术中》：福建人徐华胜爱赌钱。同乡张鄂见徐好赌，每在店中与其下棋赌博，彩头是请客吃饭或时令水果。张棋艺高过徐，但开始故意诈败。一夜，徐赌兴大发，张乃要求赌银，徐自恃棋高一着，欣然同意。张不再诈败，赌至天明，徐输去数十两银子。——这种“欲擒故纵”的骗术并不罕见，今天还有不少象棋棋手依靠彩棋赚钱谋生。土壤仍在，相信这种骗术在民间仍没有绝迹。而现代流行的老虎机赌博则更加隐蔽，庄家可以预先设置程序，控制玩家输赢，故往往先让玩家赢钱，一旦诱其入局，再反过头来赢玩家的赌资。玩家往往被开始的赢钱冲昏头脑，一输再输，终于大败而归。

《脱剥骗·假马脱缎》：江西马贩陈庆于南京卖马，遇一骗子，骗子诈称买马而没带钱，欲回家取银买马。二人路过一绸缎庄，骗子入内，马贩在门口等候。骗子诈称以门口马与马夫为抵押，带走一匹缎。久等不见，马贩骑马欲走，绸缎庄不许，讼至官府，方知道是骗子设局，绸缎庄自认倒霉。——这类手法在明清两朝至为流行，清代更衍生出连骗两方的“流星赶月”巧局。据连阔如《江湖丛谈》记载，某日有一骗子，穿着阔绰，到店里来买鞍鞯，叫伙计扛着鞍鞯跟着他到马上试试。两人同行到了一家骡马店，骗子叫店伙牵出一匹马来，令伙计备上鞍鞯，将马骑走。骡马店以为伙计是骗子的仆人，主人是拿他作为抵押；而鞍鞯的伙计以为骗子是骡马店的老主顾，想来不会赖账逃走。骗子久久不归，两方才知道受骗，却悔之晚矣。这技巧较《杜骗新书》的记载，可以说是更进一层了。

《露财骗·诈称公子盗商银》：山东商人陈栋携带巨款去福建经商，途遇一骗子，假扮公子，欲谋其财。到江西铅山县，骗子诈称是“官二代”，以厚礼拜谒当地县丞，县丞不察回拜，又赠送给骗子不少路费，陈栋遂信以为真。离开江西之后，一次晚宴，骗子灌醉陈栋，将财物偷去，悄悄溜走。——这类故事在当代也颇有发生，通过某些障眼法伎俩令人放松警惕，从而谋取利益。但借此盗窃者只是低级骗术。当代不少骗子经常假托与官员和财团有关，从而对事主进行诈骗，以获得高额利润。不过，这种故事也并不稀奇，如《诈哄骗·诈学道书报好梦》写骗子假托考官之名，密向应考举子报捷，借以诈骗赏银；《衙役骗·入闻官言而出骗》就写衙役偷听到官员判决的内幕，然后以“打点关系”之名诈骗事主钱财，均类似于此。而李渔《十二楼》中所写贝去戎假骗官员书信，借以大打抽丰，骗及四方的故事，则显得更富有“传奇性”了。

《谋财骗·高拾重价反失利》：云南西河县人于定志，买当归、川芎往江西贩卖。每担本钱二两六钱，当地商人以十两一担收购，但因前日价为十二两一担，于定志不肯卖。数日后药材货源纷纷到，价钱下跌至七两一担，于定志仍坚持不卖。最后其他商人纷纷卖完离去，价格越压越低，于定志赌气将货转发到福建建宁府，连运输费都赔了。——这个故事写的并非骗局，只是商人太过贪心，从而由盈利转为亏损。但却具有些现代意义：今之“股民”，有不少人过度追求“最高点”而不肯出手，最后反被套牢。这正足以成为前车之鉴。

此外，如《谋财骗·轿抬童生入僻路》写轿夫把乘客抬到偏僻之地实施抢劫；《拐带骗·刺眼刖脚陷残疾》写人贩子拐卖儿童，将其弄成残疾，强迫乞讨；此类故事在今天也间有发生，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除却这些有“现实意义”的骗术，《杜骗新书》中所写的不少骗局，在今天已无市场，但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人所处“江湖”的险恶程度，这是一般的正经正史所罕有介绍的。

《强抢骗·大解被棍白日抢》，写扬州人王亨上京办事，到北京后因内急，在路边草丛中大便。刚脱下裤子，即有两个恶棍来抢，将衣物及银两全部抢走。王亨由于未穿裤子，追赶不便，遂使恶棍逃脱。对此，作者张应俞的评价是，如果单人出行而又不得不在路上大便，应该将裤子夹在腋下，这样既能保护好自己的财物，也便于追赶或逃跑。这番建议看上去不无道理，但以今天眼光来看却显得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如果在大路上不得不将裤子脱下夹在腋下，方能自保，那么整个社会的治安也就可想而知了。在生命财产随时可能遭到掠夺的古代江湖，个人隐私和观瞻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强抢骗·石灰撒眼以抢银》写河南人孙滔在银匠王六店中铸银锭。有一盗径入其铺，将石灰撒入二人眼中，将桌上两银包抢去。孙滔拼命追赶，盗贼遂丢下一装满铁块的包，引开孙滔，从而逍遥法外。撒石灰的手段一般读者想来不会陌生，《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就多次借助这一方法逢凶化吉。在小说中，行走江湖的好汉对撒石灰、蒙汗药这类手段极为不齿，但在真正的江湖中，这乃是“好汉”们的必备长技。古代小说直接描写撒石灰的似乎很少，但用蒙汗药却是寻常之事，《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和母夜叉孙二娘的黑店都用上了这一道具，无数英雄好汉都“着了道儿”。

《露财骗·炫耀衣妆启盗心》写游天生因穿着华贵，引发艄公贼心，艄公将蒙汗药下在游天生的酒食之中，将他们主仆推下水中淹死，谋夺财物。张应俞以此故事劝诫读者，乘船出行晚上要保持清醒，酒饭之中随时防备下毒，还要穿着朴素，以免勾起贼心。这般小心，正是“上了贼船”的表现。《水浒传》中写好汉张横、张顺兄弟也做的是“贼船”勾当，好在他们只谋财而不害命。这或许是为了维护好汉的名声，也令人平添一把冷汗：今人司空见惯的一次出行，原来古人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对于一般读者特别是行旅之人来说，《杜骗新书》是他们行走江湖的护身宝典；但在小说家的眼中，《杜骗新书》则提供了许多可以拿来化用的生活素材，不少名著的情节都有与之雷同之处。

如《僧道骗·和尚认牝牛为母》，写一和尚知道牛爱吃盐，就取浓盐水涂满全身，到一养牛人家中，言母亲已投胎为母牛。到牛栏前，见母牛果然以舌舔其脸面，与全身，颇似舐犊之情，主人信以为真，遂将母牛送与僧人。僧人得牛，便宰杀卖钱。这个故事后来被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借用，除将母牛改为公牛以外，内容无大差别。

又如《僧道骗·僧似伽蓝诈化疏》，说，天元寺年久失修，却苦无资财。一日有游方僧来投宿，方丈见其形象似伽蓝，托他代为向富商化缘。富商来到寺内，见到伽蓝佛像，疑伽蓝显圣化缘，遂出银五百两，方丈与游方僧各分一半。这个故事在李渔《十二楼》中《归正楼》第四回也有类似的故事，同样是僧人与佛像面貌相同，而骗取富商捐款，只是李渔更添上不少显圣的计谋，使富商更加确信不疑；同时更明确告诉读者，僧人与法身相貌相似也是事先安排好的骗局，一开始就是故意照着同样相貌塑造，以坐等富商上钩。这比起偶然面貌相似的游方僧来，更具有骗局的味道了。

崇祯年间有世情小说《欢喜冤家》，专门揭露世情黑暗，其婚骗、色骗内容多直接袭取《杜骗新书》。如《欢喜冤家》第七回直接是扩写《婚娶骗·蛙露出谋娶情》的情节，连人名都未改动。故事讲徐州人陈彩，家资巨富，见邻居潘磷之妻游氏貌美，遂起不良之心，偷偷将潘推入江中溺死，并娶游氏为妾。一日大雨，青蛙跃起上，陈彩无意说漏了嘴，游氏遂告官，陈彩依法被判死刑。

此外还有损友行为不端，牵连他人堕落者。《伪交骗·哄饮嫖害其身名》写湖广麻城人石涓，与族侄石孝家有矛盾，遂以酒色引诱，石孝年轻，自制力不强，迷醉于酒色之间，仕途被黜落，家业也随之凋零。《伪交骗·哄友犯奸谋其田》写毕和引诱族弟毕松与同乡林远之妻罗氏通奸，后密报林远，将毕松与罗氏捉奸在床，毕松无奈赔钱，将田地抵押给毕和。《引赌骗·危言激人引再赌》写菖溪人张士升，被引去赌博，输去数百两银，终被长辈劝诫，誓言戒赌。赌棍进谗言，劝张暂出小赌然后自己收手，以表示自己的主体性。张即入场复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倾家荡产。《引赌骗·装公子套妓脱赌》写王荻溪在妓女处小憩，赌棍买通妓女与王聚赌，掷骰时妓女先暗中作弊使王连胜三局。随后王加大赌资，妓女故意转手作弊帮助赌棍胜，赢尽王的全部资财。这类故事在清代教育小说《歧路灯》中有着集中的表现。《歧路灯》主角谭绍闻本是名门之后，但继承家业之后被诸多浪子赌棍引诱，渐渐迷上赌博、狎妓，在放纵与被骗的过程中丧尽家财，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与《杜骗新书》的内容多有相似之处。如书中写夏逢若等人以口舌与狎妓等诱惑谭绍闻赌博、众人勾结作弊赢取谭绍闻钱财、高皮匠令妻子勾引谭绍闻然后捉奸敲诈等情节，都与上文所述不乏近似之处。这里当然并非确指两书的有因袭关系，但这类故事的相似性，正说明了《杜骗新书》所写内容在当时实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只是这一现实的折射而已。

《杜骗新书》作书的旨意在于，有慨于江湖的风波险恶，因此希望借此书以“杜骗”。张应俞在每篇故事的后面，皆附有一段按语，以为教化劝诫之用。其内容主要是警告受害人或潜在的受害人，应当特别谨慎，方能自保。面对骗局，他虽然批评骗子的狡猾与奸恶，但重点往往落在责备受害人。如《脱剥骗·遇里长反脱茶壶》中，他说骗子虽然狡猾，但受害人也“欠检点”。此外的故事中，他反复警告读者应该特别提高警惕，千万莫贪小便宜；不要炫富引起“贼惦记”；也不要轻易得罪人，以免遭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未免有些“受害者有罪论”的意味了。但若设身处地来想，作者这番议论也是无可奈何。在《杜骗新书》所写的故事中，不仅谨小慎微的行旅商人都难免被骗，连鼎鼎有名、明察无私的包拯都不免于被衙役所欺骗；被骗之后，除几个偶然特例外，骗子恶棍多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对倾家荡产也只能自认倒霉。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公正世界”无处可寻，普通百姓只能加强警惕，以免受害。而且，《杜骗新书》的目标读者既然是这些潜在的受害对象，那么对骗子的道德谴责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预先警醒潜在的受害者，提供给他们一些防骗措施，这无疑对于“杜骗”是有现实意义的。

编辑 | 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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