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大兴安岭有一条河，冬天会封冻。
1983年，沈舒月在那条河边唱歌，台下有个兵不敢鼓掌。
她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一鼓掌她就唱完了。
后来他给沈舒月写了九十七封信，最后一封提了分手。
六年后，沈舒月独自签下放弃治疗书，奔赴大兴安岭。
有人问她去那儿干什么，她说回家。
沈舒月是个孤儿，没有家。
但她想，那条河还在那里，那个不敢鼓掌的人，应该也还在那里。
……
沈舒月最后一次唱《一条大河》，是1983年冬天。
那年大兴安岭刚下过一场雪，师部宣传队的卡车开进林场时天已经黑了。
战士们坐在背包上，棉帽上结着霜，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往上升。
她站在临时搭的台子上清唱，没有伴奏。
唱到‘风吹稻花香两岸’时，沈舒月看见最后一排有个兵没有鼓掌。
他坐得笔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脸。
她在林场唱了三天，他每天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从来没鼓过掌。
最后一天晚上，沈舒月去河边打水，他正好巡逻经过。
她叫住他，问：“你为什么不鼓掌？”
他愣了很久，帽檐下的耳朵尖红了一截：“怕一拍手，你就唱完了。”
沈舒月笑了。
那是她在那年冬天里，第一次笑出声。
他叫陆征野，三连连长，入伍六年，立过三次二等功。
沈舒月花了三封介绍信把自己调到了师部宣传队。
后来有次陆征野探亲假路过师部，给她带了一包松子——是大兴安岭的松子，粒粒饱满。
是他秋天在林子里一颗一颗捡的，用粗砂炒好，装在洗净的子弹袋里。
两个人沿着操场的跑道走了十几圈，走到熄灯号都吹过了，陆征野才开口。
“我嘴笨……”
沈舒月说：“那就别说了。”
然后她踮起脚，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他们恋爱谈了三年，三年里，陆征野给她写了九十七封信。
信纸是连队发的信笺，他的字很大，歪歪扭扭的，从不说‘我爱你’，但每封信的结尾都是同一句话——
‘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沈舒月每次读到这句都想笑：谁是你家里。
后来她在回信里写：‘我也是你家里，你在边境守国，我在灯下守你。’
她把每封信都编了号，按日期排好，用红绸带扎成一捆，放在枕头底下。
想陆征野的时候就拆一封，看完再原样叠好。
三年下来，信纸的折痕都磨出了毛边。
1986年秋天，沈舒月拿下了军区汇演第一名。
北京来人了，说要调她去首都歌舞团。
她跑去找陆征野，他从演习场刚回来，脸上全是灰。
听完她的消息，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去吧，你生来就该站在大舞台上。”
她问：“那我们呢？”
他说：“我等你。”
沈舒月信了。
一个月后，她收到一封信，只有四行字——
‘沈舒月同志，经我慎重考虑，我认为我们不合适。祝你前程似锦。陆征野。’
她给陆征野连队打电话，总机转了五道，最后是指导员接的。
“陆征野调走了，去了哪儿？不好说。”
沈舒月又打他老家，他母亲接的，声音冷淡：“征野说你们早分了，姑娘，你以后别打来了。”
她握着话筒，在传达室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
又过了一个月，沈舒月在军区医院走廊里晕倒。
检查出来是脑瘤，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很大。
她谁也没告诉，一个人签了手术同意书。
手术前那天晚上，沈舒月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陆征野，等我活着出去，第一个去找你。’
想了想，又划掉了，改成‘等我活着出去，也要去大兴安岭，那里有你。’
手术没成功，肿瘤从良性转为恶性，切了又长，长了再切。
她在军区总院断断续续住了三年，把同病房的战友一个个送走，有的盖着白布回来，有的再没回来。
沈舒月学会了平静地接受，每次拆开那捆信，一封一封地读，读完再一封一封地放回去。
读到最后，她发现那九十七封信的结尾‘勿念’，每一封都是谎话。
1992年腊月，沈舒月办了出院手续。
医生说她能活多久得看老天爷了，她用部队给的补助买了张从北京去大兴安岭的火车票，没有告诉任何人。
火车开了两天一夜，窗外从平原变成林海。
隔壁座位的女人问她：“同志，你去哪儿？”
沈舒月说：“回家。”
她是个孤儿，哪来的家。
但她想，大兴安岭有她这辈子唯一觉得像家的地方。
有一个她追了三年、记了六年的人，有一片他一颗一颗捡过松子的落叶松林。
有一条河，河边的黄昏里，有一个兵不敢鼓掌，怕一拍手，她就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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