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成为球王的李惠堂，见证世界杯成为第一足球赛事

再过一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拉开帷幕。中国队再次无缘入围，3名中国裁判员启程去执法，算是代表中国直接参与了这届世界杯。而60年前，有一个中国人，在世界杯决赛之后的颁奖礼上，离奖杯近在咫尺，他就是“球王”李惠堂。

“开玩笑地讲，1966年世界杯决赛上，李惠堂置身伦敦温布利球场，就站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身后不远，见证了英格兰队击败德国队捧杯，这应该是中国人离世界杯冠军奖杯最近的一次。他当时担任国际足联副主席。”足球史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赵峥说。

赵峥的新书《“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借“球王”的人生，讲述体育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李惠堂成名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东运动会，是中国队队长。他领衔的球队远渡重洋征战1936年柏林奥运会，播下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一颗种子。

“球王”的人生是多面的，他当老师、做教练、经商，写诗、写新闻报道、出书，他游走于政界商界，下南洋联络侨民、率球队为抗日募捐，所谓“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虽曾是文化娱乐界的“顶流”人物，他眼里最有价值的事情还是把球踢好，吸引更多人参与体育，为国家民族争光。

这样面貌多元鲜活的巨星，是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炼成”的？作为奥运会、世界杯的亲历者，李惠堂怎样看待大赛的魅力？

民族崛起中的足坛名将

被客家人视为杰出人物的李惠堂，1905年10月16日出生于香港岛大坑村。他的父亲李浩如是一名成功的官员和商人，早期在香港从事建筑业，后曾管理广东省内的交通建设。幼年李惠堂随母亲回到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锡坑镇的老家，住在父亲出资建造的家族大宅“联庆楼”里。

如今，联庆楼以“李惠堂旧居”之名，先后成为五华县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它被列为梅州市客家古民居。从外地到梅州看足球比赛的球迷、游客，常会抽空去联庆楼逛一逛，看看大门旁边墙上，幼年李惠堂练习射门时用的狗洞。

基督教巴色会传教士1873年在距李家不远的元坑村建造了简易球场，教学生们踢足球，这里成为中国现代足球的重要发源地。客家人接触到足球，并在清末民初的新式学校教育中传播，形成热潮。梅州至今都是中国基层社会足球最热的地方之一。

另一面，香港足球总会于19世纪80年代成立，成为亚洲第一个足球协会。李惠堂在香港读书期间，也从就读的英式公学接触足球运动。跑马地球场有比赛，他就挤进去看球；没比赛的时候，他就与小伙伴们在村口的草地上踢球。

没有伙伴一起踢，他就往墙上踢，训练个人技术。他带球晃过“手足并用”的弟弟们，在道路上往来的车流中冲刺射门。外婆要坐船回中山老家，他看球入迷忘记去送行，事后悔恨不已。父亲认为他不务正业，他却拜师国脚张荣汉，得到了专业指导。

17岁那年，一边在父亲公司上班一边业余踢球的李惠堂，在一场“村超”式的比赛中代表出生地大坑村夺冠。场边观战的父母为他感到骄傲，举办比赛的香港第一支华人足球队南华队将他招入队中。1923~1924赛季，李惠堂以主力身份帮助南华队夺得香港足球甲组联赛冠军，打破了洋人称霸香港足坛的历史，书写了香港华人足球的新篇章。

1923年，李惠堂首次入选中国队，并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帮助球队实现“五连冠”。中国队随后应邀访问澳大利亚，三个月间与当地球队踢了24场比赛，取得8胜7平9负，进63球，其中李惠堂打进31球。这次“南游”历史意义不凡，大大改善了中国队和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当李惠堂和队友们返回香港时，他们的比赛变得一票难求，人们甚至抢购球场附近土山上的板凳座位，一睹名将们的风采。足球比赛彻底火了。

1925年9月，20岁的李惠堂拒绝包办婚姻，携恋人廖月英登船私奔。上海，这座更大的舞台，成为他们建立新生活的地方，也让李惠堂成了真正的“球王”。

由广东人发起、广东籍富商出资支持，在上海组建了乐华足球队，李惠堂加盟后，实力大为提升，他们希望重构西方人主导的上海足坛。“五卅运动”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为这一进程推波助澜。李惠堂在《申报》发文称，足球作为中国最出色的运动，“可为其他运动先导”，帮助中国人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

1926~1930年，李惠堂帮助乐华队打破西方人的垄断，先后拿下沪上主要足球赛事的冠军。他以队长身份率领中华体协组建的“中华足球队”，在上海各国侨民传统赛事中夺冠。上海的球场氛围不断被推向高潮，动辄超过1万人观战，更多人买不到票，就在球场外等待结果。李惠堂的精彩表现被球迷口口相传，在决赛中进球建功的他甚至被欢庆的人群抬出球场。

被媒体和社会称为“球王”，让他成为当时社会文化娱乐生活中的明星，也令他必须挑起国家与民族的重担。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当时日本侵华已经3年，中国队绝不能接受分量最重的足球金牌旁落日本之手。决赛中，中国队被罚下一人，日本队扳成3比3平。最后时刻，中国队获得点球，李惠堂顶住压力完成绝杀，中国队实现九连冠。李惠堂在日记中说罚点球时紧张得“如同小鹿”，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实现了同胞们的愿望。

1936年出版的《全国足球名将录》，因其技术超群、经验丰富、胜绩频频，称李惠堂为“足球王”。写他的文章，以《球大王》《球王本纪》等为名。赵峥认为，李惠堂不仅以球技因素，还因民族主义的兴起、体育商业化加速、新闻媒体发展和大众文化兴盛的原因，坐稳了“球王”宝座。即便1930年离开上海去印尼巴达维亚踢球，后返回香港，上海球迷对李惠堂仍念念不忘，每逢回沪参赛必万人空巷。

世界大赛的意义不可替代

曾有一则广泛流传的说法，称李惠堂与贝利、迪·斯蒂法诺、普斯卡什、斯坦利·马修斯被外媒称为“世界五大球王”。这一说法已被学者的最新研究证伪，国际足联唯一官方宣布的“球王”就是巴西人贝利。李惠堂认识贝利，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贝利横空出世，李惠堂现场观看了那届世界杯，也观看了贝利的训练，两人当时还有交流。

1966年世界杯上，李惠堂不仅以国际足联高级官员的身份参与世界杯相关工作，还在一场比赛中担任了比赛监督，一批来自中国香港的足球工作者也随他一起观摩学习。

李惠堂很早就知道世界杯的存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与全球体育资讯网络对接，当时中国媒体有译自外电的报道，介绍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和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有没有中国人去现场看世界杯，缺乏记载无法确认。但是包括李惠堂在内，当时中国人知道世界杯是水平比较高的赛事，尤其是1934意大利世界杯。”赵峥说，李惠堂一生最重要的体育成就之一，就是与中国足球队一起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当时不仅是队长，还实际负责选拔人才、组建球队、安排训练等。

但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李惠堂和中国队没有参加世界杯。曾在远东运动会上输给中国队的荷属东印度，1938年幸运地两次遇到对手退赛，一场预选赛都没踢，就成了第一支参加世界杯的亚洲球队。

上世纪30年代，“业余主义”原则影响着当时的大赛。职业与业余球员有明确的分野，业余球员的最高舞台是奥运会，职业球员则去参加世界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2比0淘汰中国队的那支英国队，就是由业余球员组成的。当时中国队也都是业余球员，但李惠堂认为，从长期发展来看，体育产业能够赚钱、运动员能依靠竞技取得收入是大势所趋。

赵峥提到，当时中国所有的体育规划都围绕奥运会展开。参加完柏林奥运会之后，就开始尊卑1940年奥运会。业余球员组建的国家队，不太可能有参加世界杯的计划和财力基础。而从参加大赛的政治考量上看，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参加奥运会取得的全球影响力都要大于世界杯。

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主席之后，把世界杯打造成了成功的商业、文化项目，孵化了成熟的品牌，成为影响力超越奥运会的世界第一赛事。李惠堂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到国际足联开会，看了一个月的瑞典世界杯，看到贝利的比赛，他知道世界杯的足球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奥运会，”赵峥说，“后来他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比如1974年西德世界杯在中国台湾地区播放了电视录像，录像的解说员就是李惠堂。”

终其一生，李惠堂高度认可中国队出征柏林奥运会的划时代意义。李惠堂后来曾说，奥运会的比赛获胜希望不大，对手都很强，多是世界强队，如乌拉圭、德国、意大利等。当时日本队爆冷3：2击败瑞典进入下一轮，取得的突破令李惠堂和队友们十分羡慕。

“那支日本队后来成为日本足球名人堂中仅有的三个团队之一。日本足球名人堂里一大半都是黑白照片，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向着世界足球强国迈进，他们知道今天的成就是几代人筚路蓝缕，一路接力走过来的。我们如果总是要‘从零开始’，足球历史和文化将会一直是荒原。如果当时中国队不去参加奥运会，说不定现在很多人还会把远东运动会十连冠的中国队夸大成一支世界强队。李惠堂他们去与高手过招‘一轮游’，测试出了与世界的差距，而且确认差距是巨大的。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赵峥说。

《“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

赵峥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2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