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能的转换》：当旧动能放缓，创新驱动的资金该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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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中国经济曾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然而，从燃油车到智驾技术的更迭，从移动支付到数字人民币的演进，旧的增长逻辑正在瓦解，新的动能亟待激活。

经济学者盘和林在其新著《经济动能的转换：从规模经济到创新驱动》中，摒弃了传统的宏观叙事，转而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底层逻辑出发，深度剖析了中国过去四十余年“旧逻辑”的成功密码，并为未来的“新逻辑”指明了路径。

书籍以“旧逻辑—新挑战—新动能”的清晰框架，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创新驱动的演进脉络。作者首先回顾了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六大旧逻辑——分配制度改革、规模经济、土地财政、金融杠杆、全球化与网络经济；继而分析了共同富裕、内卷式竞争、金融开放、逆全球化与科技竞争等六大挑战；最终以前瞻性的眼光提出了再分配、反内卷、新型城镇化、金融全球化、全球领导力与科创兴国等六大新逻辑。

全书的核心论断在于：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从“规模经济”向“创新驱动”跃迁的关键“十字路口”。过去的成功依赖于人口红利、土地财政和全球化带来的规模效应；未来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打破“内卷”，通过产权激励、金融开放和科技突围，构建新的增长极。

理解这一转换的底层逻辑，对于深刻把握未来十年的制度红利与商业机遇具有重要价值。以下聚焦书中最具实践穿透力的两个维度——金融化债与资本影响力，解读本书为当下变革提供的核心洞见。

本文选自《经济动能的转换：从规模经济到创新驱动》

文 / 蓝狮子图书

金融业的旧逻辑与新挑战

中国金融业过往的发展逻辑主要建立在“货币化”与“资本化”之上。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将货币资本高效导入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得以在半个世纪内走完欧美几百年工业化道路的关键。然而，这一模式的代价是债务杠杆率的高企。因此，如何“化债”成为中国金融业寻找新路子的核心命题。

与此同时，金融业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与利润分配的主导者，其开放程度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如果说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波开放红利，那么金融资本的开放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第二波红利。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不仅需要解决内部的债务问题，更需通过金融开放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化债”的新逻辑：

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

化解债务风险，首先需区分“好债”与“坏债”。基于财政收支公式（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赤字），政府发债是向未来借钱，必须受到约束。所谓“好债”，一是能产生正收益（如通过门票、租赁回收成本的公园），二是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如缓解交通拥堵的地铁）。因此，化债的核心在于用“好债”替代“坏债”，并依靠财务纪律约束当下的负债行为。

1、增收：土地财政的退潮与新税种的探索

地方政府增收面临“土地财政”接近尾声的困境。随着城镇化进程放缓，非税收入不再稳定。未来增收需依赖税收开源，主要路径包括：

其一，税收“颗粒归仓”：利用金税四期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征管，扫除税收死角，实现公平竞争，并简化税收制度。

其二，开辟新税源：重点探讨消费税（下划地方）、房产税与遗产税。其中，房产税虽具备替代土地财政的潜力，但鉴于楼市现状，全面落地需等待房价与杠杆率稳定，否则可能引发抛售与民生压力；遗产税则面临富人资产外流的挑战，需配合慈善信托等政策。

2、债务处置：历史经验与现实工具箱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两轮主要化债——1998年国企改革与2015年地方隐性债务化解。当前的化债思路以债务置换与限额增加为核心。据财政部披露，从2024年起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加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

然而，纯粹的债务转移——如将城投债置换为地方债，虽能解燃眉之急，却导致明面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逼近甚至超过60%的GDP红线。因此，必须引入更多元化的处置手段：

第一，债务转移：将债务剥离给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但地方政府债务由于缺乏破产机制，转移难度较大。

第二，紧缩化债：变卖政府闲置资产（如国企、基建）或减少非必要开支。中国特殊的政府资产存量为这一路径提供了可行性。

第三，债务免除：目前在国内不可行，因地方政府无破产概念，且“谁家孩子谁抱走”是基本原则。

第四，债务货币化：即量化宽松（印钞）。虽然央行可以通过扩表买入债券，但此举极易引发恶性通胀（参考2021-2022年美国经验），故只能作为应急手段，不可常态化。

第五，以加杠杆去杠杆：政府作为“投资公司”，通过借债投资高成长科技企业或引入民间资本（PPP/混改），利用投资收益覆盖债务。但这要求政府提高决策效率并容忍投资风险。

资本影响力的构建：

从存量博弈到全球布局

资本的影响力本质上是货币的影响力。当前全球正处于美元影响力衰弱与多极化货币体系兴起的过渡期。

1、国际环境：美元的衰弱与中国的机会

美国因财政赤字高企开启全球战略收缩，这削弱了其科技、军事、金融的全球投射能力，进而动摇美元的购买力与回流机制。全球亟需新的货币填补真空。中国具备独立的经济与政治体系，不应被动配合美国逆转赤字，而应利用这一“真空期”扩大金融影响力。

2、金融开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其一，必要性：中国面临全要素生产率不足的问题。相比需要长期投入的科技创新，学习金融经验是更快创造财富的路径。

其二，可行性：基于“不可能三角”（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三者不可兼得），中国过去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换取了汇率稳定与政策独立。但随着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已具备一定的开放底气。允许资本流出（如企业海外投资）与流入（如沪港通、深港通），能增强经济金融韧性。

3、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与挑战

人民币要成为世界货币，需跨越以下门槛：

第一，实现自由兑换：当前通过“离岸（香港）+在岸（内地）”的双轨模式及“逆周期因子”进行管控。长期看，需解决市场出清问题，走向有管理的浮动与自由兑换。

第二，让世界持有人民币：目前主要通过双边本币互换，但对象多为外汇储备少的国家，实际收益有限。未来需通过扩大内需市场，增加进口，让贸易顺差国（如德国、日本等）因对华贸易盈余而持有人民币。

第三，保持升值预期：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与资产。人民币需通过增强中国在全球的综合影响力（科技、军事、贸易）来维持升值预期，吸引长期持有。

第四，加强对外投资与区域合作：相比无偿援助，投资能建立更持久的利益纠葛与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APEC等平台落实发展倡议，不仅能缔造共赢，还能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房地产与外贸出口所驱动；未来二十年，金融开放有望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这不仅要求中国建立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更需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通过积极化解内部债务风险、优化财政结构，并有效参与全球资本配置，中国方能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增强自身影响力，实现从规模经济向创新驱动的历史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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