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成果如流水线般批量生产，学者要找回对真实世界的敏感性和好奇心

走出学术的“茧房”

作者丨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最近出版了新作《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这是他在过去八年中走访全球超级企业、从“产业”视角看“大国政治博弈”的成果。在该书序言中李巍老师提到：在信息时代，学术文献近乎以流水线的方式被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学术茧房”。知识在逼仄的“学术茧房”中反复地内循环，得不到现实的检验；而我们困于其中，沦为形容枯槁、精神萎靡的“学术民工”，对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丧失敏感性和好奇心。当论文成为满足量化考核的手段，当学者不再是“精神贵族”，

学术研究的初心不在，智识之光也黯然退却。今日世界日趋复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包容的学术精神，而不能深陷狭隘的理论范式和学科藩篱之中敝帚自珍、顾影自怜。唯有现实世界才是检验学术创造的根本标准。在这本书中，他从政治、地理、产业的交叉视角，深刻剖析美国霸权的演变和衰落；他以史为镜，从长周期的智慧中，研判中美产业和政治格局的全新走向；他基于在企业的深入调研和长期观察，重现台积电、华为、苹果等超级企业的多舛命运和道路选择，展现它们在“讲政治”还是“讲市场”、“重安全”还是“重效益”进行艰难权衡的内部细节。该书一上市就得到大量关注，一周之内就进入当当政治新书榜第一名，紧急加印。

以下为该书序言，发出以飨读者（有删节）。

本书是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仪馥博士合作的产物，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指导的第一名博士研究生。毕业四年来，她在东亚产业发展等研究领域已经获得了显著的学术声誉。过去多年来，我们有过多次重要的科研合作经历，其中包括我们共同对国际制度竞争理论所发起的探索。这次合作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罗仪馥博士的参与和贡献，我想我不可能下定决心把我和我的团队过去多年的研究成果串联成一部独立的学术专著。

我从2018年开始从事产业政治研究，其间先后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专项和重大攻关课题的支持。正是在那一年，中美“关税战”全面打响，并很快因为“华为事件”而演变为一场“技术战”，它随后演进的轨迹更是颠覆人们的想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此为起点开始加速坍塌，世界舞台新的历史大幕徐徐拉开。事实证明，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关涉双边贸易平衡问题，而且直指双方产业与科技的发展和安全，产业与科技议题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研究的中心舞台。为此，我和我的同事翟东升教授一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发起成立了“科技革命与世界政治”学术工作坊，遍邀产学专业人士，探讨中美关系中的产业与科技问题，以回应这种现实变化所催生的新知识需求。

而我个人的研究试图以超级企业为抓手，将产业研究的单元进一步落地到企业层次。对一名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开展以企业为单元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颇有些大胆甚至“鲁莽”的尝试。这种研究路径不仅会面临来自商学的巨大挑战，而且是对国家中心主义这一经典国际关系研究路径的背离，它犹如一片完全未知的海域，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学术风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未能成功构建一个关于超级企业的通用分析框架，也没有找到稳定且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变量，只能在个案研究中摸索着寻找前行的动力和方向。那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学术低迷期。

我的产业政治研究起步于民航工业，最初只想聚焦于一个战略性产业，通过观察其在全球的发展轨迹来管窥大国工业实力的变迁，只是后来在现实发展的驱动下，才逐渐将研究触角延伸至半导体和新能源以及现在的人工智能。空客研究和华为研究的成功给予我莫大的信心，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以超级企业为切入点从事产业政治研究的决心。在这期间，我走访和调研了本书中所提及的多家超级企业，与产业界的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与他们的知识交汇和思想碰撞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激情。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23年11月，我专程前往德国汉堡的空客工厂参观访问，初冬的德国天气阴冷，那天还下着小雨，我在易北河畔看到一个曾令整个欧洲都为之骄傲的“工业帝国”，它没有国籍，属于整个欧洲。我想，如果没有空客和欧元，那么在大国地缘政治的挤压下，欧洲将进一步沦为“俎上鱼肉”。

本书的研究成果是积多年之功，也是集多人之力。这个研究项目历时甚长，其间多受各种事务干扰。从“金融（货币）政治”到“产业（科技）政治”，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经历了“惊险一跃”。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幸运能与一批优秀的年轻学生合作共事，他们不能说是“追随者”，而是“同行者”。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锐意进取深深地鼓舞和感动着我，让我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与那些长年甚至终生只躬耕于一个领域的学者相比，我每隔几年就会向一个新的“学术城池”发起冲锋，不断扩张自己的学术领地，这一方面源于我对探索更加浩瀚的现实世界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源于我试图逼迫自己跳出学术舒适区，不断接受新的挑战以克服思维惯性和学术惰性。本书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又一个拐点，既意味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又预示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在这些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并时常为之困扰。在信息时代，学术文献近乎以流水线的方式被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学术茧房”。知识在逼仄的“学术茧房”中反复地内循环，得不到现实的检验；而我们困于其中，沦为形容枯槁、精神萎靡的“学术民工”，对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丧失敏感性和好奇心。当论文成为满足量化考核的手段，当学者不再是“精神贵族”，学术研究的初心不在，智识之光也黯然退却。今日世界日趋复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包容的学术精神，而不能深陷狭隘的理论范式和学科藩篱之中敝帚自珍、顾影自怜。唯有现实世界才是检验学术创造的根本标准。

本书和整个产业政治研究项目有幸得到了学界同人的诸多提携和帮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当代亚太》《国际问题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展望》《东南亚研究》《战略决策研究》《文化纵横》为相关研究成果提供发表的平台。在国际关系学界，产业政治和超级企业的研究可谓不走寻常路，甚至有些“离经叛道”“背弃主流”，但这些期刊的编辑能超越俗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版面，他们锐利的学术眼光是学界之福、学者之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为我的产业政治研究项目提供宝贵而慷慨的资助。本书第二章的部分成果作为第二期澄海全球·战略研究报告在深圳发布，而深圳是中国乃至全球的制造业枢纽，这或许蕴含着某种奇妙的因缘与隐喻。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卓越研究计划SCRIPTS项目提供资助，使我能在2019年和2023年分别赴东京和柏林进行各两个月的访问。正是这两次访问，促使我系统思考日本和德国何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取得了卓越的产业发展成就，却又为何错失了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机会，以致最终难以像英国、美国和中国那样成长为“世界工厂”；也正是这两次访问，使我更有自信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生课堂上讲授日德两国的工业化进程。

本书落笔于我在2025年夏天奔赴安徽招生的高铁上。沿途经过豪迈的江淮大地和温婉的皖南水乡，让我在远离北京尘嚣的同时感受到短暂的宁静，思绪也得以在古今与中外、理论与现实之间更加畅快自由地游走。本书正是我基于对当下变乱交织的世事和世情的审视，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吉尔平和苏珊·斯特兰奇等学术名家对话的产物。

感谢我的家人，这些年来她们始终以极大的耐心和包容，给予我无尽的勇气和爱，就像一束光始终照耀着我，给我以能量，这也是我一直保持着旺盛学术活力的重要“秘方”。

本书凝结着我们观察现实世界、抵御学术“茧房”的努力。愿我们的智识之光如不灭的圣火，烛照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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