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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今年90岁了,自从外公走后,她便成了我妈唯一的牵挂。前年,我们把她从乡下老屋接到县城,可她不忘“根”,隔三岔五总要回去看看,摸摸旧桌椅,望望房前树,和隔壁嬢嬢摆几句“龙门阵”,那是她最安稳的时光。
老屋在村尾,进出全靠侧边一条20多米长的土坡路。为了遂她的愿,也怕她摔着,我常常开车接送。那条路,成了外婆与旧时光之间最后的连线。
2024年春节刚过,我陪外婆回去,却愣在了坡前,路不见了。邻居蒋老汉为了自家新房“风水”,竟把坡挖断了。外婆气得发抖,他却振振有词:“她都这岁数了,将来房子也没人住,再过个几年,我搭个临时桥就行了。”
外婆不依这个理,伤心地攥着我的手反复说:“我要一条路,我要回家。”我硬着头皮找了几回村干部,可蒋家不是躲就是吵,事情僵在那儿。
无奈之下,我选择向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递诉状打官司。生平第一次走进法院,我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这样一桩“小事”会被怎么处理。诉讼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一间叫“杨选荣工作室”的房间,里面一张圆桌,摆着几个板凳,墙上都是锦旗,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几个字。接待我的是一位退休返聘的老法官,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说话不紧不慢,温和地让我叫他老杨。我松了一口气,心说可算找对人了。“邻里纠纷,我建议先调解一下。真闹上法庭,往后还怎么见面相处呢?”他几句话,就让我点了头。
两天后,老杨约我们到村里调解。我到村委会时,他正在阳光下和村干部低声商量着什么。见我来了,他让我先坐,自己转身去了地里。蒋老汉正在柠檬园喷药,一脸不情愿地被请了过来。
老杨没急着说路,反倒问起蒋家盖房的事。聊开了,气氛才轻松了些。这时,他才缓缓说:“修房是喜事,可你把邻居回家的路断了,这理说到哪儿都不通。换作是你,怎么办?”蒋老汉低头不语。
接着,老杨讲了相邻权的法律,也说了“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蒋老汉终于松口,答应把路恢复,却又推说坡陡活难,要拖些日子。
老杨把我叫到一旁,轻声说:“之前电话里沟通几次他都有点反复,我不放心。你不如趁这机会,自己出点钱,把土路修成水泥的,既踏实,也方便外婆走动。”我打电话回家,外婆一听,连连说好。在老杨的调解下,蒋老汉也不再纠结“风水”问题,同意我把路修好。
于是,我们一群人又到了坡前。双方为路的宽窄争执不下,老杨就蹲在土埂上,拿着树枝在地上画线,请村干部和围观的乡邻一起见证。红线划好,木桩钉下,这条路才算真正定了下来。
临走时,我看见老杨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
水泥路通了,外婆踩着它走了一回,笑得很开心。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也不好意思再打扰法官。谁知一个下午,那个熟悉的号码再次响起。
“小伍,今天在你们村办另一个案子,顺路来看了一眼。路挺好,你外婆也回来走过啦?”老杨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我们也见了蒋老汉,他说两家现在处得不错。路重新连上,感情也恢复了,这下我放心了。”
我握着手机,喉咙发紧,只会重复着“谢谢”。这场官司,最终没有走上法庭,没有法槌落下,也没有判决书寄达。但安岳法院那间朴素的调解室,老杨一次次耐心而坚定的叮嘱,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司法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可以熨帖人心的温度。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新修的水泥路上,白得发亮。
(伍冬秀 口述 | 人民法院报记者 姜郑勇 | 人民法院报通讯员 张异同 整理 )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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