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指挥郭勇德｜在雕塑与华乐之间，寻找属于新加坡的声音

回望三部曲的脉络：“琴缘”是彼此靠近，让视角重新回到人与音乐的关系；“融汇”则呈现多元文化的交汇与共生；而“溯源”在这一切之后提出更深层的问题：华乐在新加坡，究竟从何生长？

但郭勇德并不急于给出定义性的答案，他更在意的是另一种可能性——我想寻找的，不只是华乐的根源，而是新加坡的文化之根。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家园·魂塑”应运而生。作为新加坡华乐团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呈献“文化巨人”系列之三，同时也是“溯源”乐季的闭幕音乐会，这场演出将音乐与雕塑置于同一对话空间之中，引领观众透过声音重新认识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

当雕塑开始发出声音

在6月6日即将上演这场闭幕音乐会中，音乐与雕塑将被放在同一个空间里。观众将会在熟悉的城市记忆中进入音乐：麦士威的红头巾、新加坡河畔的“第一代”雕塑、描绘自然与生命的公共艺术……这些并不是被“讲述”的对象，而是被“聆听”的入口。

郭勇德说，这个想法并不是来自策划书，而是来自生活。

他曾一次次走过这些雕塑，一次次停下来。“我不是在想它们好不好看，而是在想，它们如果发出声音，会是什么声音。”

因此，“家园·魂塑”并不是一场跨界实验。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映照”。雕塑家的创作，与音乐家的表达，在这里被放在同一条精神线索上。

他谈到2005年文化奖得主、雕塑家庄心珍在失去视力之后仍然继续创作，也谈到那些长期在公共空间中默默存在的作品。这些创作者的共同点并不在形式，而在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他们不是为了让作品被喜欢，而是为了传达一种信念。”郭勇德说。

这种坚持，也被他转译进音乐之中。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委约创作、作曲家刘长远谱写的《光明》第一乐章《生机勃勃》，对应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公共雕塑与文化景观；音乐中跃动而充满生命力的节奏，映照出新加坡蓬勃、多元的艺术氛围。

新加坡华乐团驻团作曲家王辰威创作的《三水红头巾》，则与麦士威一带的“三水红头巾”雕塑形成呼应，以音乐重新唤起早期劳动女性的身影与时代记忆。

1981年文化奖得主黄荣庭的雕塑《母与子》，则对应王辰威创作的双笛协奏曲《笛缘》，由新加坡华乐团笛子演奏家李浚诚与黄煒軒演奏。双笛之间的对话，也延伸出亲情、陪伴与人与人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而2005年文化奖得主、雕塑家庄心珍失明后仍坚持创作的生命经验，则对应罗麦朔作曲的《慈问》。音乐中的沉静与内在力量，映照出雕塑家在困境中依然持续追寻创作意义的精神。1995年文化奖得主韩少芙关于树林与自然意象的雕塑，则与《芬芳的交响》形成呼应。音乐中的气息、流动与自然景观彼此交织，让观众重新感受人与自然之间细腻而安静的关系。

音乐会中由丰树委约全新创作的世界首演《第一代》 ，则直接取材自2014年文化奖得主张华昌的同名雕塑。年轻的新加坡作曲家高程锦，从雕塑背后的历史、人物经验与社会记忆出发，以全新的华乐语言重新书写“第一代”移民的故事。

某种程度上，它也象征着新加坡华乐的发展——从传统出发，却不断长出新的声音。

音乐会最后以谭盾作曲的《卧虎藏龙》（选段）作为压轴。这首作品看似“外来”，却拥有另一层意义。由新加坡华乐团高胡副首席周若瑜担纲胡琴独奏的《卧虎藏龙》，像是一种关于新加坡文化生态的隐喻：从建国初期到今天，这座城市逐渐累积了无数艺术人才，而他们的身影，也许正“卧虎藏龙”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当旋律在城市里继续回响

“家园·魂塑”并不完全依赖观众熟悉的作品。相反，它邀请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游走：从家喻户晓的《卧虎藏龙》，到世界首演作品《第一代》，从公共空间中的雕塑，到华乐舞台上的全新诠释。

在郭勇德看来，在雕塑与音乐的对应之间，还隐藏着一条更深层的线索：这些作品真正描绘的，不只是雕塑本身，而是新加坡如何透过艺术重新“看见”自己的历史、人民与文化记忆。

“温故而知新。”郭勇德说，这是他一直相信的方式。回望传统，并不是为了停留，而是为了重新出发。

音乐会把问题交给观众：当你离开音乐会后，再次走进城市，你会不会开始“重新看见”那些曾经经过的风景？

他也坦言，这并不容易。跨界、视觉与音乐的结合、陌生作品的引入，都意味着风险。“有些观众可能会说，我想听音乐就听音乐，我不想看别的。”他说这句话时并不回避。但他仍然选择继续。因为在他看来，音乐会的意义，不只是被听见。还应该是被记住。

他希望，这种记忆可以在日常中延续。“也许有一天，当你再经过某个雕塑，会突然想起一段旋律。”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瞬间，那“家园·魂塑”才算真正完成。

而让这些故事与记忆继续流传的，不仅是作品本身，还有舞台上的演奏家们。此次音乐会中，新加坡华乐团高胡副首席周若瑜，以及笛子演奏家李浚诚、黄煒軒等青年演奏家将登台独奏，以音乐诠释作品背后的文化记忆与时代精神。新生代演奏家的投入与演绎，也展现了新加坡华乐不断传承与创新的活力。

从“琴缘”到“融汇”，再到“溯源”，这三部曲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圆。但这个圆并不是封闭的，它更像一次不断展开的追问。在这个过程中，华乐不再只是舞台上的音乐形式。它开始与城市发生关系，与记忆发生关系，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