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一医院举行“刑事风险防范”讲座

5月28日，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一医院举行党委中心组学习普法讲座。湘潭大学特聘教授、湖南省政府立法专家、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马贤兴受邀主讲《“两高”办理贪贿罪解释二背景下医药行业刑事风险防范》。

近年来医药行业腐败问题频发，社会高度关注。

医药行业的治理正在经历从“运动式整顿”向“法治化、全链条监管”的深刻转变。2026年5月1日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两高”解释二），通过降低入罪门槛、确立穿透式审查、强化全链条追赃，正在倒逼企业彻底告别“带金销售”的旧模式，转向以临床价值为核心的合规营销体系。

一、《解释（二）》与《解释（一）》四大核心区别

1. 民企与国企贪腐标准“从双轨到并轨”

2016年《解释（一）》对民企职务犯罪（如职务侵占、非公受贿）采用“倍数制”，入罪标准是国企的2至5倍（职务侵占、非国受贿入罪6万元）。

2026年《解释（二）》废除了该规则，完全参照国企标准执行（职务侵占入罪、非国受贿罪均为3万元），实现了不同所有制产权的平等刑事保护。

2. 单位贿赂犯罪“从模糊到清晰”

2016年解释主要针对个人犯罪，单位受贿、单位行贿等罪名长期缺乏明确起刑点。

2026年解释填补了这一空白，设定了具体数额阶梯（如单位受贿20万元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为“情节特别严重”），并明确“集体决策”不再能成为脱罪理由。

3. 新型隐性腐败“从争议到入罪”

针对期权腐败、人情往来等争议点，2026年解释明确将预期收益（如股权溢价）、虚拟财产、债务免除纳入犯罪金额，建立了真伪鉴定规则；同时明确“承诺谋利”即构成受贿（无需实际转达请托），并降低了“亲友代收”的认定门槛，极大增强了对隐性腐败的打击力度。

4. 追赃挽损“从原则到刚性”

2026年解释建立了全链条穿透追缴机制。不仅追缴原物，还追缴转化后的财产（如用赃款炒股、投资的收益）及等值替代物。明确亲友代为退赃视同本人退赃，且追缴范围可延伸至行贿人或涉案第三人，彻底打破“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的幻想。

二、当前医药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医药行业的治理矛盾，已从早期的“价格虚高”转向“价值治理”阶段的深层结构性问题，需要致力探索医院和药企之间正当利益发展与不当利益输送防治。

其一，医院与药企之间的腐败与商业贿赂痼疾。这是最集中、最严重的问题。行为模式已从早期的“明扣”演变为更隐蔽、复杂的利益输送，如虚假学术会议、定制式咨询、以“授课费”为名行贿等。其危害在于，回扣等销售费用最终会转嫁至药品价格，导致医保基金流失和患者负担加重。例如，部分代理商为了维持销量，按照药品或耗材中标价的一定比例（甚至有高达25%）向医务人员支付现金回扣。

其二，药企内部治理失效与“家贼”风险。企业内部员工利用管理漏洞进行职务侵占的案件频发。典型的如药企的福利药品申领制度被“内鬼”利用，通过伪造处方单套取药品销售，暴露了企业在流程监管和权力制衡上的巨大漏洞。

医药行业腐败的严重危害性。医药腐败的危害是系统性、传导性的，远不止于经济犯罪层面。

直接侵害患者权益：腐败成本最终由患者承担。经销商给予医院资源掌握者的高额回扣，推高了医疗耗材和药品的终端价格，直接加重了患者的就医负担。

腐蚀医疗队伍，破坏行业公信力：“带金销售”不仅买断处方权，还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诊疗秩序。当开药依据从“临床价值”转向“回扣高低”时，医生职业伦理和行业诚信体系受到重创。

扭曲市场竞争，阻碍产业创新：劣质或普通仿制药通过高额回扣抢占市场，挤压了创新药的生存空间。这导致行业资源向“销售驱动”而非“研发驱动”倾斜，不利于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两高”贪贿罪解释（二）》背景下的刑事风险防范特点

2026年5月1日施行的《解释（二）》并非创设新罪名，而是通过技术性调整，实现了对医疗领域腐败的“降门槛、穿透式、全链条”打击。医药行业刑事风险防范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入罪门槛大幅降低。一是公私同严。非国家工作人员（如科室主任、采购负责人）受贿与受贿罪标准统一参照，入刑起点由6万元降低至3万元。二是量化红线。在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对单位行贿罪的入罪门槛由20万元降至10万元。这意味着高频次、小金额（如单次数万元的会议赞助）的累计行为极易突破刑事红线。

第二，单位责任穿透。一是突破“个人行为”挡箭牌。过去以“员工个人行为”切割责任的做法失效。只要贿赂资金来源于公司、决策者为主管人员（如销售总监）、利益最终归单位，即可认定单位行贿罪，实行企业和直接责任人“双罚制”。二是审查实质化。办案机关将透审查“学术会议”“推广费”等表象，关注业务流、资金流、合同流、票据流是否“七流合一”，任何一环断裂即可能被认定为虚假。

四、医药行业腐败的有效治理

“两高贪贿罪解释二”构建的“门槛更低、穿透更深、追赃更严”的司法环境，医药行业不能再将合规视为“成本”，而应将其视为“基础设施”。未来的合规必须从事后的“纸面合规”转向融入业务流程的“实质合规”，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资金流向和业务真实性的可追溯，以应对监管与司法的双重审视。

第一，重点环节布防，规范三类高风险职能。

结合中纪委及司法机关近期通报的案例，以下环节是刑事风险的“重灾区”，应实施重点监控。

1.药品耗材采购。拥有推荐品牌、确定采购量权限的科室主任或专家为重点关注人员。合规要求：需严格区分“行政管理权”与“技术指导权”。利用行政权力影响采购（如决定某品牌入选）属于“从事公务”，若收受财物将构成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量刑远重于普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2.临床诊疗与处方。如高值耗材与新药使用、辅助用药。合规要求：严禁将耗材、药品使用量与个人或科室绩效挂钩。医生的处方权应仅基于患者病情，任何超出诊疗规范的非正常使用量激增，都可能被视作存在利益输送的佐证。

3.基建与后勤。重点是医院基建工程招标、信息化设备采购。合规要求：此类环节涉及金额巨大，极易触发受贿罪。需建立严格的招投标隔离制度，确保评审专家名单保密，避免提前透露标底或倾向性设置参数。

第二，合规体系升级，强化内部反商业贿赂合规机制

面对新规“全链条追赃”及“刑行衔接”的态势（刑事判决后将触发医保信用降级、招采限制等行政处罚），为此，医院需重点建立腐败防线：

1.建立“三查”机制：查合同（是否有虚假学术服务协议）、查发票（是否存在虚开套现）、查资金流（是否通过CSO公司洗钱）。

2.推广费合规审查：对于药企支付的“学术会议费”、“调研费”，医务人员应确保业务真实、劳务标准符合行业公允价，并签署《廉洁承诺书》，拒绝接受与处方行为挂钩的支付。

五、树立正确三观、加强心态建设乃治本之道

关于反腐败教育，我在讲座中提出如何舞好“职权”这把“双刃剑”这一现实问题。

职务与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舞好了，服务社会，成就自我；没舞好，危害社会，毁灭自我。

端正价值观，走好人生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度。

取酬得利，须有合法依据，且合情合理。民事上的“不当得利”都要返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非法利益，构成犯罪，违法所得要追缴，并判处罚金，甚至没收财产。

俗语云：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所谓“财富自由”是伪命题，知足常乐才是真理。“财富自由”论，害了不少人！

不攀比，活成自己该有的样子。一是学会辩证取舍，凡事不可全得。一些人搞“六子登科”，好处占尽：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妻子、儿子，“既要—又要—也要—还要—都要”，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二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培养和践行正当爱好，如读书、写作、艺术、运动、劳动等，提高自身修养和品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家治国理念，成为传承数千年的主流价值。

（2026年5月30日）

来源：“山虎说法”第628期

作者：马贤兴，现为湘潭大学特聘教授，凤凰公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湖南省政府立法专家，湖南省民法典宣讲团、省八五普法讲师团成员，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仲裁委调解员。曾任浏阳三中教师、浏阳市农业银行办公室主任、金融经济师，长沙市中级法院研究室主任，湖南省宁乡县法院、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和雨花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退休后任长沙医学院副校长、法律总顾问（三年）。荣获“建党90周年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湖南省首届审判业务专家、湖南省最美公益普法个人先进个人、全国检察系统自媒体十佳（山虎说法）”等称号。出版著作9部，撰写、发表各类文章6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