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济南市长，最爱逛菜市场，退休后最值钱的家当是书

1988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济南英雄山菜市场。

天刚蒙蒙亮，卖菜的摊贩们正忙着摆货。一个穿旧棉袄的中年男人蹲在菜摊前，跟卖白菜的老农聊了十来分钟。

“今年白菜多少钱一斤？”

“八分。”

“从哪进的货？”

“西郊，自己拉来的。”

“好卖不？”

“凑合吧，天冷人少。”

那人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认认真真记了几笔。摊主以为是哪个单位的采购员，没太在意。旁边卖肉的还跟他搭了句话：“大哥，你这采购员可真早啊。”那人笑笑，没解释。

等他站起来拍拍土走了，旁边卖肉的才突然拍了下大腿：“哎——刚才那个，好像是翟市长啊！”

几个摊主伸长脖子往外看，人已经消失在人流里了。

那个蹲菜市场的人，就是翟永浡——当时的济南市市长。

一九八六年，五十五岁的翟永浡从山东省水利厅调任济南市代市长，几个月后正式转正。消息传出来，济南官场上不少人议论：这人一直在水利系统干，管得了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吗？

事实证明，他不仅管得了，还管得让老百姓记了几十年。

翟永浡是山东蓬莱人，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蓬莱靠海，地少人多，穷苦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他十五岁就参加了工作，在蓬莱县政府济众布厂当了一名基层干部。两年后，十七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是个火热的年代。从北海银行的基层会计做起，他在胶东这片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蓬莱县委、招远县委、山东大学、省水利厅——他的履历表上写满了基层的痕迹。在招远当县委书记那几年，他带着老百姓修水渠、整田地，把当地的农业生产往前推了一大截。后来调到省水利厅，他又一头扎进了齐鲁大地的江河湖泊，治水患、修水库，把兴修水利这件事干得有板有眼。

但济南的老百姓记住他，不是因为水利，而是因为两样东西：菜篮子和厕所。

翟永浡刚当上市长那会儿，济南跟全国很多城市一样，日子不好过。物资供应还带着计划经济的尾巴，肉蛋奶凭票供应，到了冬天，老百姓饭桌上的菜就是白菜萝卜老三样，翻来覆去吃得人胃里泛酸。更让人头疼的是公厕——少、脏、臭，外地人一来济南，第一印象就是厕所。

不少领导忙着跑项目、拉投资、搞大工程，这些事显眼，容易出政绩。翟永浡却不声不响地盯上了菜市场。

他有个“怪癖”：不爱坐办公室开会，爱往菜市场里钻。刚开始秘书还跟着，后来他自己一个人去，穿上旧棉袄，混在人群里，谁也认不出来。他蹲在菜摊前跟菜农聊天，问价格、问货源、问运输、问损耗，聊完了记在本子上，回来就研究。

有人劝他：“市长去菜市场，有失身份。”

翟永浡眼皮都没抬：“老百姓吃不上菜，那才叫失身份。”

他认准一个理：当官不为老百姓的嘴和肚子负责，那当的什么官？

在他的强力推动下，济南市很快建起了六个大型副食品生产基地，肉、蛋、奶、菜一条龙。光是蔬菜大棚就建了好几百个，冬天也能种出黄瓜西红柿来。同时还在市区和近郊一口气办了六十多个农贸市场，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所有环节。

几年工夫，济南市民惊讶地发现：冬天能买到新鲜绿叶菜了，鸡蛋不用排队抢了，肉摊上的肉也多了。有个老济南回忆说，有一年腊月，他在菜市场碰见翟永浡，市长问他：“今年年夜饭能摆几个菜？”他说：“能摆六个。”翟永浡笑着说：“明年争取八个。”

这些事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那个物资还不宽裕的年代，能让一城百姓的菜篮子满起来，那是天大的事。老百姓嘴上不说，心里有杆秤。私下里，有人叫他“菜篮子市长”。

但他管的远不止菜篮子。

那时候济南的公厕，是一块心病。数量不够，布局不合理，设施陈旧，卫生状况更是惨不忍睹。夏天蚊蝇乱飞，冬天结冰打滑。市民怨声载道，外地游客更是吐槽不断。翟永浡带着城建、环卫部门的人，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一个区一个区地查。哪里缺厕所，哪里该改造，他现场定方案、当场拍板。

有个老环卫工后来回忆：“翟市长来检查，从来不提前打招呼，也不让区里的人陪着。他往最脏的地方走，我们跟在后面都捏把汗。”

几年下来，济南城区新建和改造了上百座标准化公厕，垃圾收运体系也彻底翻新。老百姓发现，街上干净了，厕所不臭了，连倒垃圾都方便了。这些事情说起来不风光，做起来却实实在在。翟永浡从不把“政绩”挂在嘴上，但他的政绩，都刻在了济南人的日子里。

翟永浡留下过一件让很多人记了半辈子的事。

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房管员的来信。信里说，退休工人石敬亭老两口双目失明，住的平房年久失修，漏雨透风，又不方便住楼房，希望政府能帮忙解决。翟永浡把信看了两遍，当天就批了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落实。

几天后，他亲自上门，把一套新平房的钥匙送到了石敬亭手里。老人摸着他的手，老泪纵横，声音哆嗦着说：“市长，我看不见你，可我心里明白——你是个好人。”

“好人”两个字，在翟永浡心里分量极重。他后来跟身边人说过：“当官是一时的，做人是做一辈子的。老百姓不记得你当了多大的官，但他们记得你这个人好不好。”

他不是那种喜欢在台上喊口号的人。他的语言朴素得像地里的庄稼。他在济南市工作期间，留下最多的是实实在在的脚印，而不是语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掀起一阵“开发区热”，很多城市争着上大项目、圈地建厂。有人给翟永浡建议，济南也应该搞个大开发区，风风光光。翟永浡没有急着拍板，而是带着人去考察了一圈。回来后他说：“先别急着圈地，把老城区的路修好，把老百姓的水电暖解决好，把菜篮子米袋子稳住，这些才是正经事。”

这样的市长，在当年不算多，在今天更少见。

一九九二年，翟永浡当选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离开了济南市长的岗位。二〇〇三年，七十二岁的他正式离休。

退休后的翟永浡，日子过得像济南任何一个普通老头。他住在省城一栋老居民楼里，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有时候还不亮。家里的陈设简简单单，沙发是几十年前的旧货，茶几上放着一把用了多年的老茶壶。但有一件东西扎眼——客厅里几排大书柜，塞得满满当当，从马恩全集到武侠小说，从水利工程到菜谱大全，什么都有。

有人问他：“您当了这么多年领导，家里最值钱的是什么？”

他指指书柜，笑笑：“就这些。”

他喜欢写诗。写的不是那种端着架子的官样文章，而是掏心窝子的话。有一首他颇为自得，其中两句是：“平生信守人之道，任括东南西北风。”不华丽，不做作，就像他这个人。

离休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不干预原单位的事，不给组织添麻烦，不接受私人宴请。有老部下带着东西去看他，他一律谢绝。实在推不掉的，他一定回赠点什么——有时是一本书，有时是一盒茶叶。次数多了，大家发现一个规律：老部长送人的，比人送他的还多。

他的老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有人不解：你在位那么多年，给老伴安排个工作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翟永浡说：“按规矩办，我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的子女们也是凭自己的本事考学、工作，从没沾过父亲的光。这在当年不算稀奇，但放在今天来看，像是一个久远年代的传说。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三日，翟永浡在济南病逝，享年九十三岁。

告别仪式很低调，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没有长长的领导名单。来送他的人排着长队，有老同事、老部下，也有那些年他在菜市场认识的老菜农、老环卫工，以及石敬亭老人的家属。人群中有人低声说了一句：“翟市长，好人呐。”

这话从嘴里说出来容易，可要一座城市的人心甘情愿这么说，得有多难。

翟永浡走了。但那个穿着旧棉袄、蹲在英雄山菜市场里记笔记的背影，还留在很多济南人的记忆里。

那个背影，比他当市长时签过的任何一份红头文件，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