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背景下环境资源犯罪实务难题研讨

2026年5月28日，京都律师事务所第十九期"刑案思辩大家谈"活动成功举办。

“刑案思辩大家谈”系列活动由京都律师事务所刑事三部主办，本期聚焦"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背景下环境资源犯罪实务难题研讨"这一前沿主题，特邀北京大学法学院巩固研究员、京都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张思嘉律师、京都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彬律师担任分享嘉宾。三位专家分别从法典实施影响、危废鉴定规则、涉矿犯罪认定三个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线上线下数百名律师同仁带来了一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务深度的专业盛宴。

主持人：刘新语

活动背景：法典化时代的环境刑事司法新命题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环境治理从单行法、分散法走向体系化、法典化新时代。法典条文数量达16万余字，内容容量较民法典多出三分之一，整合原有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空间管控等全部规范范畴，涵盖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系统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三大板块。

在法典化宏大框架下，环境资源犯罪领域面临诸多前沿疑难问题：生态环境法典背景下，环境资源犯罪如何实现精准辩护与精准裁判？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的检测鉴定该如何依法认定？擅自销售工程砂石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这些问题既是理论研究热点，更是司法实务痛点。本期活动正是围绕这些核心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念到技术，层层递进展开研讨。

巩固教授：生态环境法典对环境资源犯罪认定的六大影响

巩固，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生态保护篇牵头人

巩固教授指出，我国是全球唯一以“生态环境”命名法典的国家，该定名蕴含两层内涵：一是生态+环境，范畴大整合，囊括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关乎所有自然保护领域；二是凸显生态系统整体性，跳出传统单一环境要素视角，以生态系统思维统筹人与自然关系。他表示，未来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将形成法典与单行法并行、法典效力优先的格局，而下位法修订滞后带来的法条衔接、适用冲突，将成为环境刑辩重要研究空间。

在此基础上，巩固教授归纳法典对环境犯罪认定的六大核心变革：

（一）法益价值观正式定型

法典确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折中立场，既摒弃狭隘人类中心主义，也不采纳极端生态中心主义。以人类整体长远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同时将生态环境本身、生态系统功能、自然空间列为独立保护法益，创设生态环境权益法律概念，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立法目的，直接改变环境损害的法律评价标准。

（二）保护对象范围全面扩容

法典大幅拓宽环境犯罪保护边界，如将具备重要生态功能的未利用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拆分水资源与江河湖泊独立保护体系；农田保护不再局限农作物生产功能，生态功能丧失亦纳入损害认定；湿地、高原、荒漠等生态脆弱区域，正式进入重点法律保护范畴，同等破坏行为在不同生态敏感区域的司法裁量差异显著。

（三）损害判断标准实现升级

传统环境危害仅以人体健康受损为唯一评判依据，法典将生态系统破坏与公众健康危害并列作为入罪考量要素。即便污染物对人体无直接危害，但破坏生物群落、打破生态平衡，仍可纳入刑事追责。非法狩猎、林木犯罪也逐步从数量标准，转向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综合评估，告别单一量化量刑模式。

（四）追责主体范围大幅扩张

法典打破仅追责企业的传统局限，实现自然人和单位同等追责；将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明确纳入环境违法犯罪追责主体；环评、环境监测、机动车尾气检测、温室气体核查等第三方中介机构，全面纳入连带责任与刑事规制范围。司法解释同步调整监测数据造假主体认定规则，适配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避免一刀切追责。

（五）行政违法认定边界拓宽

刑法中“违反国家规定”适用范围显著扩大，法典的强制性规范、技术性标准、授权国务院制定的配套规则，均可能成为环境犯罪行政违法前置依据。地方严于国家标准的环保规范，在排污管控领域可视为国家法律延伸，进一步压缩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灰色空间。

（六）生态修复成为刑案核心裁量要素

生态修复可谓现代环境法的“帝王条款”，司法理念从单纯惩罚转向修复优先。主动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已从认罪认罚附属情节升级为独立酌定从宽情节，涵盖自行修复、委托治理、购买林业碳汇、公益劳务补偿等多元方式。情节轻微的环境案件，及时完成生态修复可在审查起诉阶段实现不起诉，是刑辩工作重要突破口。

巩固教授强调，法典直接刑事条文虽少，但通过理念、制度、责任、标准的全面革新，深刻影响环境犯罪入罪门槛、情节认定与量刑尺度，并抛出野生动物损毁私人财产能否适用紧急避险等开放性议题，引发大家深度思考。

张思嘉律师：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检测鉴定的六大审查要点

张思嘉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京都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张思嘉律师带来《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检测鉴定疑难问题研究》主题分享。她指出，环境犯罪多为结果犯，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高度依赖专业检测鉴定，鉴定意见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直接决定罪与非罪、量刑轻重，也是案件争议最集中的环节。

在司法鉴定基础审查层面，张思嘉律师强调应当重点聚焦四大核心：一是机构与人员资质合规，仅在环评信用平台备案不等同于具备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资质，正规资质须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登记；二是采样程序闭环合法，采样不规范、流程断裂会直接导致检测数据失效；三是适用标准准确，严禁混用不同领域检测方法、沿用废止旧标准；四是检测数据可靠，严格区分定量限，低于定量限的检出结果不得作为定罪依据。

结合成都某污染环境罪真实案例，她剖析鉴定意见，并指出常见致命瑕疵：

1.仅作出“可能造成污染”的推测性结论，无具体剂量、浓度核心数据；

2.鉴定人员未签字；

3.机构删减环评、检测经营范围后仍出具专业意见，此类鉴定意见依法均不应采信。

同时，她梳理危废鉴定四大高频实务误区：误将工业副产品、可回收原料认定为危险废物；颠倒“先名录对照、后特性鉴别”法定程序；随意扩大危废名录兜底条款适用范围；混淆行政应急采样与刑事采样标准。她特别强调，行政应急采样仅适用于行政筛查，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证据，刑事案件固废采样份数必须严格达标。此外，她表示，办案中必须排除土壤、水体天然背景值及周边历史污染干扰，未剔除干扰因素的鉴定意见，无法建立完整因果关系，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张思嘉律师还依据会议纪要明确危废两级认定规则：来源特征清晰的直接对照危废名录认定；来源不明的，需结合行政机关书面意见、生产工艺、被告人供述综合判定。

张思嘉律师的分享为刑辩律师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危废鉴定质证路线图。

汤建彬律师：擅自销售工程砂石与非法采矿罪的边界厘定

汤建彬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汤建彬律师聚焦环境资源犯罪中高发且争议极大的工程砂石擅自销售与非法采矿罪边界认定问题。他表示，环境资源犯罪具有极强行政从属性，非法采矿罪入罪的前提是违反矿产资源管理行政法规，不能脱离前置法单纯进行刑事评价。

他通过福建工业园区土地平整案、内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案两个典型判例，引出核心争议：合法工程施工、生态修复过程中采挖砂石，后续私自对外销售，能否直接认定非法采矿罪。

他结合《矿产资源法》及自然资源部规范性文件，明确法律例外规则：经政府批准的土地平整、园区开发、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在许可范围内为施工需要采挖建筑砂石、粘土，无需办理采矿许可证；工程剩余砂石可通过官方统一交易平台合规处置，仅私下擅自售卖属于行政违法，不必然构成刑事犯罪。

他系统梳理罪与非罪四大核心裁判边界：

第一，严格区分开采行为与销售行为。非法采矿罪规制的是无证开采行为，而非后续销售行为，销售金额仅影响量刑，不能以事后违规销售反向推定前期采挖行为违法。

第二，工程附随合法采挖不构成犯罪。为完成合同约定施工任务而平整、削坡产生砂石，属于工程固有附随行为，无主观采矿牟利目的，即便私自售卖，仅属行政或民事违约，不涉刑事犯罪。

第三，禁止类推解释与主观推定。不能仅凭售卖获利结果，推定行为人假借工程名义非法采矿，无实质证据不得主观归罪。

第四，坚守施工范围与目的边界。超出批准区域、脱离工程施工目的大肆开采砂石牟利，仍可依法认定非法采矿罪。

同时，他结合最高院指导案例精神，总结裁判规则：合法工程前置的采挖行为，后续私自售卖不构成非法采矿；开采完成后存量砂石处置，不等同于新增采矿行为；无额外开采行为、仅违规售卖矿产品的，不作刑事追责，为律师辩护和企业合规提供了清晰依据。

活动总结

本期"刑案思辩大家谈"从巩固教授对生态环境法典的宏观理念剖析，到张思嘉律师对危废检测鉴定的微观实务拆解，再到汤建彬律师对非法采矿罪法律边界的精准厘定，三位嘉宾围绕法典化背景下环境资源犯罪认定核心议题层层递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务痛点解读。

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重塑了环境刑事司法的价值导向、保护范围与责任体系，对刑辩律师的专业素养、跨领域知识储备提出更高要求。

京都律师事务所将持续依托“刑案思辩大家谈”平台，常态化聚焦刑事法治前沿热点，深耕环境资源刑事专业领域，搭建行业交流、经验共享的专业平台，以专业法治力量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为刑事辩护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后续活动

“刑案思辩大家谈”系列活动是京都律师事务所刑事三部为加强内部交流，提升律师刑事辩护实操能力，增强律所刑事辩护品牌影响力而专门设立的栏目。栏目旨在促进京都总所与分所间，所内与所外同行、专家学者间，所内部门间的交流合作。“刑案思辩大家谈”活动将每月举办一期，下一期活动将继续邀请专业人士进行分享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