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真的存在“精神小妹”吗？

来源：界面新闻

文｜这个世界出BUG了

“精神小妹”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本期故事只提供我们所看见的真实切面，不代表全部，更不倡导故事中主人公的极端选择。借此希望让大家看清：一个原本正常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在畸形的教育里，一步步走向全面崩坏的。

在路边随机找到几个“精神小妹”，一起玩一天，这在短视频的世界里，很流行。

穷到拼好房，整天躺尸、街溜子、崩老头。如此猎奇的内容，多数人只沉浸在多巴胺的刺激里，却很少深究，这里多少是剧本，多少是真实。

娱乐化的结果，是继续扭曲她们的认知，把表演猎奇当成一份工作。在很多网红视频的评论区，更多精神小妹求着“演一集”，为了出名、继续崩圆子。

但这或许是一条歪路，有多少人想过：这帮人基本都未成年？而镜头里，未成年人的父母集体消失了，他们在扮演什么角色？

短视频中，大家都认为这是段子，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真的存在“精神小妹”吗？

通过大量调查，我们最终发现，“精神小妹”的确真实存在，在她们的认知里，把她们推到如今处境的人，就是父母。而在这种不可调和的亲子决裂中，有一个激化矛盾的推手——“戒网瘾学校”。

精神小妹家里并不差钱

没人能准确定义“精神小妹”。

逃学、早恋、混社会、纹身……这些叛逆的事以前就有了，但没人这么叫，我认为在于一个关键变量：父母。

她们要么被家庭抛弃，要么主动与父母割席。所有的堕落与贫穷，都是从逃脱原生家庭开始的。

“我要去线下赚钱了，有没有什么建议？”

“第一次的话，能赚挺多的，打底7k，记得检查手机，别让他录音录视频。”

上面的对话，来自小缘的姐妹群。从戒网瘾学校毕业后，曾经“共患难”的同学们拉了互助群，一共12人。

那个说要出卖身体的女孩子，今年16岁。小缘告诉我，她是独生女，家里很有钱，深圳几套房。

在这个圈子里，出卖色相不算什么丢人的事。为了活下去，尊严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哪怕她们曾经生活优渥。

小缘的爸妈都是医生，90%的精力都专注在事业，并且对女儿寄予了极大的厚望。从小学开始，小缘一周就得连轴转，上十多个补习班，没有一个周末去过游乐场、去露营、去逛街。

“生物妈只会PUA，生物爹是墙头草，他俩对我除了提要求就是挑毛病，我每天都感觉活得很窒息。”

她曾是个乖乖女，为了满足爸妈的期望，也真的拼命努力过。成绩长期稳定在班级前十，几乎没让父母操过心。

但当时，她终究只是个12岁的小女孩。

在刚上初一那年，她挺不住了，查出重度抑郁加焦虑，只能休学。

“我妈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疼，而是感觉丢脸，她说最接受不了的，是医生的女儿有精神病。”

休学在家的日子同样难熬，父母雇了家庭教师逼她继续学。有次周五，她提出想玩会儿手机放松一下，结果激怒了妈妈，女人轻飘飘地补了一刀：“你不去上学，你去卖啊。”

小缘彻底崩溃了。她一声不吭地翻出家里的药柜，把所有能找到的药，全吞了下去。命是去医院洗胃捡回来的，她落下了轻微的肝肾衰竭，但在爸妈眼里，这不过是小孩在撒泼闹事。

从那以后，小缘开始破罐子破摔。“他们越想控制我，我越想烂给他们看。”

爸妈很传统，讨厌穿孔、纹身，她就在洗胃后的第一天，去染了头发，打了舌钉，买了夸张的“地雷系”衣服，甚至到最后跑去跟社会人同居。

她想用这种毁掉自己的方式，去狠狠恶心这个体面的家。

她给我讲了她的那些同学，有很多共同点：很多人用最新款手机，生活费比普通学生高得多，但在家里，她们的人生始终像提线木偶。

父母负责花钱、规划、控制，却拒绝听她们的心里话。

一旦木偶失控，这些成年人不会反思，而是选择砸钱，寻找一切能用钱解决的手段。

一场针对中产父母的围猎

选择通过戒网瘾学校，来纠正孩子行为的父母，能证明一件事：有钱，不代表就懂教育。

很多家长舍得给孩子报昂贵补习班、买国际学校名额、请一对一家教，这些消费的共同点，是只要花钱，就能快速得到结果，而且不会浪费自己的精力。

而“戒网瘾学校”，最擅长收割的就是这种人。

小缘父母给她报名的初衷，是校方打出了一堆招牌：抑郁症、早恋、厌学、有网瘾，只要是问题小孩，送进来包“治好”。

在短视频平台，有一个专门为父母量身定制的“楚门的世界”。

17岁的小林告诉我，他的母亲就是在快手刷到了一个所谓的“校长”，对方有10万粉丝，每天在直播间宣讲教育理念，一旦有焦虑的父母在评论区上钩，会有客服私信，拉他们进一个名为“学习成长交流”的微信群。

“他有流程的，先洗脑，跟你说孩子的问题，然后需要多少钱、怎么改造。群里有心理老师、班主任、校长，轮流给父母洗脑，说你这个孩子要是不来这个学校，就没救了。”

这些看起来苦口婆心、极其专业的长篇大论，其实全是一键批发的，小林能清楚这些套路，是因为他在里面的时候，曾被吩咐干这些活。

“那个校长他有团队，有专门的客服，对每个家长基本都是一套说辞，就是Ctrl+C、Ctrl+V复制过去。有一次那个客服去上厕所，让我帮他操作，完事给我发巧克力吃。”

家长一旦被彻底洗脑，替孩子报名、签下合同，针对未成年人的捕猎就开始了。

小林记得很清楚，去年10月的某天上午，家里突然闯进几个“帽子叔叔”。

“他们说我两年前打架的事，还没结案，要把我拷走。”小林的舅舅正好在家，当时都被吓住了，还叮嘱他“做笔录别乱说话”。

实际上，这些“帽子叔叔”全是学校的教官假冒的。一趟去四个人，把孩子成功“绑”回来，每人能拿100到300块不等的辛苦费。

“家长签的合同越长，给的钱越多，他们的辛苦费就越高。”

他们敢明目张胆地冒充帽子叔叔，吃准的就是这门生意有家长掏钱背书。小林在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妈妈默许的。

进了学校，小林发现自己不是个例：“我认为是一种套路，因为很多新来的学员，都跟我说也是被这样骗过来的。”

小林和小缘不在同一个学校，一个在辽宁，一个在湖南湘潭，但两人“被捕”的剧本如出一辙。

小缘被抓那天，是在电竞酒店，她被两个陌生男人按在床前，被对方以“做精神鉴定”的幌子骗上了车，一路被教官锁喉押回了学校。

“我在里面待了四个月，我妈给了他们109800元。”小林哽咽地说，父母离异，他从小跟着舅舅过，妈妈从没为他花过这么多钱。

他只是不爱学习，想早点出去打工，“如果这10万里，有1万是给我的，我都会好好听话。”

这些父母以为，砸下重金就能把孩子训好，但他们想错了，所谓的戒网瘾学校，实际是只想坑钱的草台班子。

孩子们进去以后面对的，是一套极其黑暗的生存法则。

包装出来的草台班子

真正进了学校以后，小缘发现，这里一点都不像教育机构，更像牢房，他们每天都在学会服从。

戒网瘾学校主要由三种人组成：负责门面和招生的校长、负责上课的老师、负责体训的教官。

“早上起来，我们先在走廊地上叠军被。走廊很脏，如果叠不好，被子会被教官直接扔进蹲坑厕所里。要是弄湿了、臭了，晚上拿出来接着盖。”

小缘在里面摸不到手机，白天的日常是跑操、练站姿、喊口号、唱军歌。到了晚上，所有学生要一起看新闻，看完轮流上台“分析新闻”。

怎么分析新闻呢？学生上台会像背公式一样发言，小缘给我模仿了两句：“大家好，我是某某班的谁谁谁……今天的新闻，我看到了什么错误言论，学到了……巴拉巴拉，点评完毕。”

所有人在刚进去的第一个月，是国学课、心理课和体训交替着来，再往后几个月就以体训为主。

但如果家长愿意每个月多交2500块，比如小缘父母，学校就可以把她分到文化班，不用像其他学生一样天天军训。

“国学课，就是跟着校长念三字经这些。心理课也不专业，我记得当时老师给我放《明月几时有》，说我适合当一个大家闺秀。”

而父母交钱让她上的文化班，大部分时候都是自习，找本书看。“其实你想发呆、睡觉、画画，只要没家长视察，老师一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校方对学生的态度，远比短视频里宣传的敷衍，而更过分的，体现是在饮食上面。

“早上白水挂面，中午晚上就那种大锅菜，油是黑的。”小缘说，“我们28个人住一个寝室，三个厕所，洗澡连花洒都没有，就一个水龙头冲。”

小林比小缘好一点，他的学校有肉吃，但他很快就发现了秘密。

有一次他在负责采购的主任办公室上，发现两份阴阳账单，他把家长交的钱扣下来，专挑便宜的坏肉买，“我们在里面天天吃淋巴肉呢”。

学校里没有好东西吃，但老师和教官偶尔会给表现好的孩子，奖励点零食，比如果冻、巧克力，这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偶尔吃一个能幸福到流泪”的好东西。

“很多孩子为了吃零食，学会了拍教官马屁，比如你好帅、你好厉害这样的。”小缘性格倔，没学她们，但每次看着别人吃，她也会咽口水。

“学校会每天拍我们的视频给家长看，读书上课，做做样子。有时候爸妈来学校看我们，如果我们说出实际情况，教官会真打，下狠手打。”

小林告诉我，这里的假老师教不出真东西，“有的小孩是在小升初或者中考阶段进来的，在里面不学语数英，你觉得这些人能考出啥成绩？”

反抗的孩子被关进狗笼

被送进戒网瘾学校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小缘告诉我，她的同学年龄在7-18岁，在小林那边，基本是12-18岁，大部分人性格都有缺陷，需要被正确干预和矫正。

这些教官和老师，又是什么人？小林告诉我，大多是拿着八千块底薪的社会闲散人员，从他们的身上，他看到了人性最大的恶。

学校的大人们，会故意激化学生们的缺陷，以延迟毕业时间，让家长多交钱。

小缘曾被患有狂躁症的班长揪着头发，狂扇巴掌，老师会站在一旁看戏，只会在快打完时象征性地拉一下。如果不服从，面临的就是升级版的体罚：“鸭子拐、兔子跳，或者是长时间维持俯卧撑的‘趴姿’。”

小林亲眼见过，一个患有先天脑力缺陷、一点就炸的15岁男孩，被教官在走廊里故意撞倒，指着鼻子骂脏话。一旦孩子情绪失控反抗，教官先打一顿，接着向家长汇报“改变不好”，名正言顺地延毕。

“有个12岁的小孩，只是有网瘾，本来一个多月就能走，教官硬生生跟家长编造借口，拖到了6个月。”

比漠视更可怕的，是直接的侵犯。

“我们每三周安排一次洗澡，女老师管男学生，她们在旁边看着，说要帮我们打沐浴露，然后摸两把。”这些女老师的年龄基本在20-30岁左右。

男生这样了，女生呢？小林见过一个刚进校的女生，大约15岁，为了向教官借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在操场脱裤子让对方看下体。

“他们骗我待一个月就能出去，所以我头月装乖，特别听话。”但他天生就是正义感极强的人，这些惨象一次次冲击着他的心，于是压抑的负面，在一个月后彻底爆发了。

“学校每周五要写家书，很扯淡，我们给家长手写信，但他们能打字回。”小林说。

当时他心里估算，一个月期满，可以出去了，想在信里好好跟妈妈说，但妈妈回复的内容直接让他懵了，开头第一句：“新年的钟声即将响起……”

“还是用豆包写的，多余的话都没删干净，她怎么那么残忍，感受不到我多想出去的心。”

那一刻，小林彻底崩溃了。他不再装乖，跟一直挑衅他，骂他老爸“是澡堂搓泥的”的老生扭打在一起，用笔把对方脸上扎了一脸坑，甚至跟赶来镇压的教官动了手。

全校学生压抑许久的不满，被他带头点燃，学校发生了暴动，作为罪魁祸首，他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那天是除夕夜，他们把我关在了学校的狗笼子里。一共关了三天，只给喝水，不给吃饭。早上5点起床我就得进狗笼子，两个教官死死盯着我，防止我自杀。”再回忆这事，他的语气很平静。

“后来家里知道了，学校就不关狗笼了，改关禁闭室。饭量减半，一天就一个馒头。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在那里面抠墙皮吃。”

在毕业后，他跟妈妈提起了这件事，对方的态度不以为然：“你就该吃点苦，我跟教官说好了，给你留口气就行。”

逃向精神小妹的起点

我刚认识小缘的时候，她正在学习“崩老头”的生意。

“卖原味啊，打视频啊，边洗澡边打，还有收微信门槛费，20块加好友，不过加完我一般就不理他们了。”

她把这当成一门不需要尊严的生意，除了不卖身，能赚到独立生活的本钱就行。

逃出戒网瘾学校，她并没有换来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决裂，发生在一个稀松平常的上午。

因为抵触父母安排的国际学校面试，母亲把她的房门砸得震天响，伴随着声嘶力竭的怒吼：“你到底上不上学？信不信我再把你送回学校去！”

隔着门，小缘听到了母亲真的在给教官打电话、甚至直接转了路费的声音。那段暗无天日的创伤瞬间被唤醒，她没有任何犹豫，随便抓起个包，硬冲出了家门。

她的目标，直抵33层天台。“我站在天台边上，在朋友圈发好了遗言，已经真的准备要跳下去啦。”

阻止悲剧发生的，是和她同命运的小林。

“我上个月刷到了小缘的抖音，因为都在戒网瘾学校待过，所以聊得来，来她的城市玩了几天。”

等他看到朋友圈，赶到她家的时候，小缘爸妈的情绪非常激动。

当时小缘的父亲正要上去找她，父亲放话“今天不回去就打死她”。为了不让小缘受刺激，小林在电梯口把她父亲拦了下来。

那栋楼的电梯刷卡最多只能到25层，而天台在33层。剩下的8层楼梯，小林是一口气拼了命冲上去的。

“我怕晚一步，她就没了。”

冲上天台的那一刻，他记得自己是哭着冲了过去，死死地抱住那个濒临崩溃的女孩：“跟我走吧，我带你离开这儿。”

两个受尽苦难，不能被父母理解的年轻人，在崩溃与死亡的冲击下选择了抱团取暖。

我再次联系上小缘的时候，她和小林已经逃到了成都，租下了一间小房子。

“我爸妈已经彻底放弃我了，不再逼我去学习，也不给生活费。”她笑着跟我说。

就像无数短视频里看到的那些“精神小妹”一样，没心没肺，笑得很大声。

小林在她跳楼那天，曾听见小缘父亲很冷漠地说了一句话：“我无所谓啊，反正家里有‘小号’（指小缘的弟弟）。”而她的母亲处于歇斯底里中，冲着家门外吼：“她要死赶紧去死！”

虽然不用再回那个家，但父母喊出的那些话，连同过去十几年令人窒息的控制，已经成了她反复咀嚼的苦涩回忆。

在成都，小林和小缘有很多朋友，也是一帮精神小妹和精神小伙，在这个被主流社会嘲弄、抛弃的圈子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落脚点：去当学徒，学穿孔，学纹身。

“接下来，我只想好好生活。我的生命已经死过几次了，这次重新开始，我要努力过得更精彩点。”小缘说。

高知父母的变态游戏

小缘今年15岁，小林17岁。可能有人会觉得，未成年人的视角，多少带着偏激。

用错误的方法，把孩子越推越远时，父母们到底在想什么？

当我向她们父母打电话，说明来意后，均是一阵沉默，随后挂断电话。

为了验证，我找到了另一个关键角色——玲粟，她的故事刚被《南方周末》报道，与小缘和小林不同，玲粟已经21岁。对于“自己父母为何这样”，有更成熟和理性的思考。

她给我讲述了更多没来得及说的细节，以下是整理过的口述：

我父亲是硕士学历，当过秘书；我母亲是教师。他们跟外人交流时，其实都很正常：和善、包容、谦逊有礼。

但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工作之外，现实里没有真正处得好的朋友。

私下里，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疯狂的人，她一直觉得全世界都欠她的，所有人都得听她的。

她曾经说过，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一定不会嫁给我父亲，因为她觉得他配不上她。但我了解到的事实是，连她的硕士论文都是我父亲写的。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让我爸替你写？

她反过来说我，大概意思是“还不是为了你啊？我那时候读硕士的时候都怀你了，你以为我很容易吗？”

这就是她的逻辑。所有事情，最后都可以算到别人头上，主要是我头上。

我初三的时候，在北京打车去同学家玩，当时发生过出租车司机杀人的案例，我妈本意是想关心我，但当她查岗时得知我一个人在车上，立刻尖叫着骂我：“你想死啊？”声音大到司机都能听见。

我实在受不了，把手机静音了，结果5分钟后，我重新打开，她居然还在骂。

我父亲稍微不一样。他有思考能力，但特别容易多想。

在那篇报道中提到的1月16号晚上，在派出所，其实是他们第一次恶意地打我。

在那之前，如果我犯错，他们会选择另一种处理方式：我父亲会打他自己，而我母亲会把我压在床上，不让我疼，但要控制住我，让我非常难受。

我父亲说，他同意把我送进戒网瘾学校，是为了把我和男朋友隔开。他觉得我们在一起太疯狂了，认定我被下药了，甚至想取我的头发送去化验。

但我们只是很喜欢对方，天天待在一起而已。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错不错的，只有你顺不顺他的意。

里面的老师，七八个人里大概一两个有教资。墙上贴着他们的履历，连专科都往上写。如果有人连专科学历都没有，还让学生叫他老师，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后来我反复想，父母为什么非要这样？我慢慢想明白一种可能。

我今年二十一岁，从十八岁起就有收入了。每个月好的时候能过万。我一有钱就给他们买东西。那天在警察局，他们打我的时候，手上戴着我买的手表，身上穿着我买的羽绒服。他们穿着我买的东西，打了我。

我怀疑他们就是怕我跟男朋友去另一个城市，怕我不再回去，怕我不再对他们好。于是想用武力让我屈服，好让过去这段我完全顺从的关系，继续下去。

怎么才能如愿呢？我谈恋爱、不听他们话，这是亲子矛盾，警察、法院不会帮他们说话的，只能靠这种戒网瘾学校了。

他们知道学校会对我做什么，但默许了。因为当我在里面表现得特别听话以后，我能感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里面待久的孩子，多少都会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很庆幸，在里面只待了十一天。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采访结束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些父母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答案可能恰恰相反。

无论是小缘、小林的父母，还是玲粟的父母，他们都曾为孩子花过很多钱，也花过很多心思。

问题在于，他们把爱和控制混在了一起。

他们无法接受孩子平庸，无法接受孩子叛逆，无法接受孩子拥有一套和自己不同的人生逻辑。

于是当孩子偏离预设轨道时，他们想到的不是理解，倾听，而是改造。

戒网瘾学校之所以能存在这么多年，本质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只要花钱，就能让孩子重新听话。

可人不是机器。孩子也不是一段出了故障的程序。

真正让这些年轻人痛苦的，很多时候不是贫穷、恋爱、纹身、辍学。而是在他们最需要被理解的时候，最亲近的人选择性眼瞎了。

采访里，玲粟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错不错的，只有你顺不顺他们的意。”

尤其是事业取得阶段成功的人，他们向上，面对更强大的规则和权力，会顺从妥协；只有回到家里，面对比自己弱小的孩子，才能体验到绝对掌控的快感。

可惜的是，人一旦长大，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些从戒网瘾学校里走出来的孩子，有人变成了精神小妹，有人终其一生都在修补童年的创伤。

我在文章开头追问，他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听完小缘、小林和玲粟的遭遇后，我越来越觉得，很多悲剧的起点，其实都很相似。

当孩子第一次发出求救信号时，一些从未学会做父母的大人，并没有看见他们的痛苦。

他们只看见了她正在脱离掌控。

于是，求救变成了叛逆，而“不一样”，最终变成了“不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