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昌：浙商演进史上的六次精彩蜕变

潮新闻客户端 编辑 袁龙海

编者按： 让思想被听见，让价值被传递。潮新闻推出《声动》栏目，聚焦社会各界名家大咖、领军人物的声音，为时代留声。 今天为您带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王永昌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2026年会暨校友企业家论坛上的讲话。

今天的时代，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都离不开企业家队伍，离不开弘扬企业家精神。

如果从浙江企业家队伍成长轨迹角度讲，他们经历了一个由农民、半农民再到商人和企业家的土生土长的蜕变过程。曾几何时，浙商是草根企业家的代名词，他们从田间地头摸爬滚打而来。当然，浙商也是不断进化成长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浙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已经完成了好几个阶段性的“华丽转身”。如今，浙商已基本成长为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队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底，浙江全省在册市场经营主体共有1164万户，其中有企业410万家，民营企业376.89万户，个体工商户748.96万户，而浙江省2025年的常住人口是6701万，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市场经营主体。如果从户籍人口5115万算，则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市场经营主体。

参加今天活动的朱炳仁先生，开创了熔铜艺术流派，是当代中国和世界著名的铜雕艺术家。朱先生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是工艺美术大师，但也是一位很有情怀的企业家，在他身上体现了浙商的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精神，他现在还在全国各地布局新项目。作为浙商的典型代表，朱先生既有草根浙商的精神，更有文化浙商的情怀。可以说，朱先生是企业家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企业家，是很有学问的企业家。

在410万家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了91.9%，浙商的主体是民营企业家。那么，在5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浙商经历了哪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呢？

下面，我简单与校友们分享一下浙商蜕变进化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便于大家更多地了解浙江的企业家。

第一个阶段是“泥腿子上岸”。

大约20世纪70年代起，浙江就出现了乡镇企业和跑买卖的商人，起初是农民，他们一边在田里劳动，一边洗脚上岸去办厂经商，也就是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点工业，搞点营销，半个农民，半个商人。他们常常是把外套、鞋子放在田头，穿着裤衩在田里干农活，需要的时候就洗洗腿上岸穿衣戴帽，去跑市场、跑买卖。后来，就是泥腿子上花轿子了，慢慢告别了纯农民的职业。早期浙商，就是一支草根出身的创业者。那时候，他们还算不上什么企业家。

第二个阶段是“戴帽子生存”。

早期浙商的主体是乡镇集体企业，也就是戴着“集体经济”或为城里“国营经济”配套的“帽子”的。从泥巴里走出来的浙江人，就是在“穿鞋戴帽”中尝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甜头，初步完成了他们创业的原始积累。而这个历史阶段的“生存式发展”，为他们后来向新的天地进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摘帽换新装”。

历史从来不缺辩证的悲喜剧。浙商作为一支千军万马的企业家队伍，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解放了人的头脑，解放了人的思想，解放了人的手脚。草根浙商一遇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生长。他们尝到甜头后自然而然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打工者”“代理人”名分，而要成为企业的主人，成为自己为自己“打工”的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和深化，20世纪90年代前后，浙江的个体私营开始崛起，而原来乡镇集体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也日益凸显。令后人赞美的是，浙江各地政府不但为温台、义乌等发展模式创造宽松环境，而且还较早地逐步有序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使浙商实现了“摘帽换新装”的历史性变革，开始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这样，就造就了浙江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队伍并推动他们登上了历史舞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要比生产力变革难得多，其中的风雨和艰辛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浙商是中国大地上个体私营经济或者说民营企业家生长的活化石。

第四个阶段是“打领带闯世界”。

人的解放是最根本的解放。“摘帽”后的浙商，开始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经营主体，产权更明晰，责权利更相融，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喷发着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这个阶段，浙江的发展充满着特别的活力，抢占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先机，抓住了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的“窗口期”。那时候，浙江大地到处风风火火，企业就像雨后春笋般成长，经济在飞速扩张，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

但随着中国产能的快速增长，短短20来年时间，中国经济（产能）就由短缺状况走向了过剩时代。上世纪末，中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的突出矛盾，需要强化宏观调控。但浙商和浙江经济在适应性调整过程中，又恰好赶上了另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这就是本世纪初期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的大机遇，释放了巨大的国际市场能量。浙商抓住这个大机遇，很快就打起领带、穿上西装走向世界，在全球开疆拓土。有句俗话：凡是有鸟能飞的地方就有浙商的身影，浙商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跑飞翔。而这个过程，不仅是外贸出口、产品的国际化，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素质的国际化。对浙商来说，中国加入WTO是第四波发展的大冲动，也是他们向国际化转型提升的大机遇。从那时起，浙商就在国际化的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成长。

第五个阶段是“挺肚子遇苦恼”。

加入WTO的国际化发展机遇并非一帆风顺，中低端产品很快在国际上遇到了瓶颈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产业面临重大的调整。浙商经过几十年积累发展，显然具有了一定实力，第一代浙商也进入了中老年的成熟时期，他们就像人的身子那样，身段硬了一些，腰杆子直了一点，人也挺起肚子开始发福了。但这个“发福”同时也意味着“熵”的增加。他们遇到了发展难题，面临着成长的新烦恼，开始出现了发展困境，原来的产业产品、理念思路、经营方式、经营效益开始出现不少“断路”现象，新的增长乏力，转型困难重重，一时找不到新的发展能量。这不仅是浙商面临的苦恼，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转型难题。

春江水暖鸭先知。经过几十年发展，浙商和浙江经济的“烦恼”要来得更早更多一些。尽管浙商富有极强的创新精神，但人到中老年后，“肚子负担”自然会大一些，会有这样那样的“熵”。所以，第一代的老浙商们遇到了新烦恼，面临着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和年龄精力的多重挑战，他们思考着变革和出路，也思考着基业的守成。于是，在多重挑战中，浙商经历着大浪淘沙的洗礼，其中有不少成为历史前进中被消失的铺路人，但他们不完全是创业的失败者，而多数应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阶段性“英雄”。

第六个阶段是“新生代上舞台”。

第一代浙商在成长的“烦恼”中逐渐退出自己开拓的舞台，而他们的子女却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属于他们的新舞台。新生代浙商虽然没有经历“空手创业”时的艰难，但他们同样面临这个时代必然会有而又不一样的那些艰辛。但无论如何，新生代们已跳出父辈比较窄的“线性”发展思路，具有了更多的现代产业、现代金融、现代科技、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以他们自己的知识和方式承继父辈的物质和精神遗产，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去搏击市场风浪。

新生代是不可避免地要登上舞台和露脸问世的。今天，新生代企业家越来越成为浙商、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新动能。根据我的观察，新生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主导性产业，基本上是科技性的，他们或者直接到办科技型企业，或者将传统产业引向高新科技的发展方向。这是浙商的新出路、新力量、新希望。

讲到这里，我有一个认知想告诉大家，就是今天的浙江，特别是杭州市，正成为一个高科技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前沿。杭州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具有代表性、引领性的。据我了解，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是目前我国发展人工智能最前沿的几个城市。杭州正在加快崛起，极有可能在高科技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成为一座极具创新潜力的城市。杭州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引领性城市，成为继深圳以后中国又一座新兴的科技型城市。这是新一代浙商的重大使命和荣光。

（图文来源：婺泉学人微信公众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