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高考失利去打工，女同学半路上拦住，踹我一脚说跟我走

1995年夏天，我高考落榜了。

分数出来的那天，我爸蹲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夜的烟。我妈没说什么，只是第二天早上把一个旧书包塞给我，说：“你三叔在东莞砖厂，你去吧。”书包里有三百块钱和五个煮鸡蛋。

那年我十九岁，瘦得像根竹竿，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一百一十多斤。离开村子的时候天还没亮，雾气蒙蒙的，白杨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像无数只手在朝我挥别。我咬着牙没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长途汽车站在镇上，我扛着蛇皮袋走在县道上，脚下的黄土地被太阳晒得发白。走了大约三里地，路过一片玉米地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林国栋！你给我站住！”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后背就挨了重重一脚。整个人往前踉跄了两步，蛇皮袋甩出去，里面我妈塞的一罐腌菜滚了出来。

我转过身，愣住了。

是苏晓棠。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扎着马尾辫，脸因为跑得太急而涨得通红。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胸口剧烈起伏着，拳头攥得紧紧的，像一只炸了毛的小猫。

“你、你疯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苏晓棠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我们一起上的村小，一起考上的县一中。她成绩好，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每次考试都在前十名。而我，成绩平平，唯一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物理还算凑合。

“你凭什么不告诉我？”她冲我吼道，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愤怒和委屈，“要不是婶子跟我妈说，我都不知道你要去打工！”

我低下头，不去看她。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听见自己干巴巴地说。

苏晓棠走到我面前，仰着脸看我。她比我矮了大半个头，但那一刻她的气势像一座随时要喷发的火山。她的眼眶红了，鼻子也红了，但她拼命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林国栋，”她一字一顿地说，“你想一辈子就这样了吗？”

我没有说话。

我高考考了四百多分，离专科线差了三十多分。其实这个成绩我早有预料，高三下学期我就知道自己大概率考不上。我爸前年在工地上摔断了腿，我妈有慢性哮喘常年吃药，弟弟还在读初中。就算我考上了，家里也供不起。

穷人家的孩子，早就不配做梦了。

“回学校复读。”苏晓棠说。

“没钱。”我说。

“我帮你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你家里也不宽裕。”

苏晓棠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她爸是个木匠，活多的时候能赚点，活少的时候就只能种地。她下面还有个妹妹在读初二。

“反正你不能去打工。”苏晓棠固执地说，“你物理那么好，你是咱们班唯一一个能做对最后一道大题的人。你不读书太可惜了。”

她说的最后一道大题，是那年高考物理的最后一道压轴题，全年级一百多个理科生，只有三个人做对了，我是其中之一。

但有用吗？总分上不去，一道题做对有什么用？

我弯腰去捡滚落的腌菜罐子，苏晓棠突然蹲下来，一把抱住那个蛇皮袋，死活不撒手。

“把袋子给我。”我说。

“不给。”

“苏晓棠，你别闹了。”

“我没有闹！”她抬起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砸在蛇皮袋上，“林国栋，你听我说，咱们学校理科复读不收学费，只要交住宿费和资料费就行。我算过了，三百块钱就够了。你妈给你的三百块钱正好够。”

“那三百块钱是我去东莞的路费。”我说。

“去什么东莞！去什么砖厂！”苏晓棠的声音又大了起来，路边槐树上的麻雀都被惊飞了，“你去东莞搬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搬一辈子砖吗？你好好复读一年，考上大学，将来一个月挣的比搬一年砖都多，你不会算账吗？”

我当然会算账。但账不是这么算的。我复读一年，就算考上了，四年大学又是一大笔钱。家里怎么办？弟弟怎么办？我爸的腿还要不要治了？

“你不就是担心钱吗？”苏晓棠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我帮你。我可以出去打工，供你读书。”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我心上。

“你胡说什么？”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你成绩那么好，你是要考大学的！”

“那我考上了，你考不上又有什么用？”苏晓棠突然安静下来，声音低低的，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林国栋，你知不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什么？”

“和你上同一所大学。”

风从玉米地里穿过，发出沙沙的声响。阳光很烈，晒得人皮肤发烫。我看着苏晓棠的眼睛，那里面有泪水，有倔强，还有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苏晓棠把蛇皮袋从地上拎起来，拍了拍上面的土，背在自己肩膀上。她的身材纤细，蛇皮袋比她人还大，看起来滑稽又让人心酸。

“走吧，”她说，“跟我回去。”

“晓棠……”

“别废话了。”她回过头来，眼角还挂着泪，嘴角却微微上扬，“你再不走，我还踹你。”

我站在原地，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撕裂了，又在重新愈合。那个夏天，我十九年的生命中第一次明白，世界上有一个人，她的在乎，可以让你觉得所有的困苦都不再那么难以承受。

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

我复读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省城的工业大学。苏晓棠则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两所学校离得不远，坐公交车只要四十分钟。

报到那天，苏晓棠来火车站接我。她穿着新买的连衣裙，笑的明眸皓齿，阳光落在她身上，像是镀了一层金边。

“你看，”她说，“我就说你能行吧。”

我看着她，想起一年前那个在玉米地边踹了我一脚的姑娘，想起她抱着蛇皮袋不撒手的样子，想起她说“和我上同一所大学”时那双泪光闪闪的眼睛。

一年后，我们在一起了。四年后，我们回了老家，领了证，摆了两桌酒席。后来的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很多很多钱，有了说不完的故事。

但所有的故事，都从一九九五年夏天的那一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