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人工智能会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社会吗？

从印度和非洲到欧洲，尚未进入人工智能供应链的国家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并会失去应对这项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所需的税收收入。

本文作者：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他曾于2001年至2003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2026年6月2日星期二 13:27 BST

旧金山湾区正经历一场人工智能热潮，其规模之大，令19世纪中期的加州淘金热都显得像一场寻宝游戏。顶尖程序员和开发人员纷纷收到价值数亿美元的跳槽邀请，而那些有幸早期加入领先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年轻工程师，却在35岁之前就开始考虑退休。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沿着海湾高速公路驶入市区，你会看到许多广告牌，上面宣传着一些看似针对小众群体的冷门人工智能应用。这怎么可能盈利呢？答案是，在旧金山这座创业公司林立的城市里，把合适的软件产品精准地推送给一位公司未来可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创始人，远比用广告牌卖汉堡或洗衣液要划算得多。

然而，在这股狂热之下，却隐藏着一丝焦虑。这些年轻的超级精英们担心，他们的创业公司可能无法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胜出。在他们看来，失败意味着被时代抛在后面，眼睁睁看着人工智能自动化取代大量白领工作——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视为摇钱树的编程工作——最终沦为永久的穷人。

尽管经济学家仍在争论人工智能究竟会摧毁就业岗位还是创造就业岗位，但硅谷的普遍情绪却悲观得多。人们普遍认为，要么你的创业公司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成功，要么你就只能祈祷政府提供慷慨的全民基本收入了。

尽管唐纳德·特朗普试图将硅谷拉入“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轨道，但美式进步主义仍然主导着湾区文化。加州的大多数年轻科技奋斗者仍然认为自己是根深蒂固的进步主义者——他们热衷于向富人征税，至少在他们自己变得富有之前是这样。

然而，尽管硅谷精英们标榜着种种美德，他们似乎却奇怪地忽略了一个事实：人工智能崛起后被抛在后面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生活在美国，也不生活在那些已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国家，例如韩国、日本。

尽管三星和SK海力士等韩国企业凭借人工智能对先进存储芯片的无限需求，已成为万亿美元级的巨头，但欧洲的成功案例却寥寥无几。荷兰公司ASML几乎垄断了制造全球最先进半导体所需的高端光刻机，堪称罕见的例外。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则更加黯淡，至今尚未出现任何与之匹敌的企业。

那些未能在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国家，最终可能会在本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转型中败北。由于既没有巨额利润可供再分配，也没有税收激增来资助全民基本收入，它们可能无力应对大规模失业带来的冲击。

这不仅仅是政治无能或缺乏雄心壮志的问题。当非洲大陆数亿人仍然无法获得电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时，非洲企业如何才能参与竞争？当储蓄率持续低迷，且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债务危机不断阻碍外国资本流入时，拉丁美洲国家又如何能为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投资筹集资金？

诚然，人工智能对铜、稀土、锂、镍、钴、镓和锗等矿产的巨大需求，将使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获益匪浅。智利、秘鲁和墨西哥显然是首选，即使是钴资源丰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如果其残酷的内战能够平息，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然而，自然资源财富往往既是福也是祸。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或许会因人工智能而获得巨额收入，但却仍然缺乏将收益惠及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与此同时，印度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风险。人工智能正像吞噬浮游生物一样吞噬着中层白领，印度庞大的外包行业可能遭受重创。鉴于印度拥有丰富的创意和技术人才储备，它仍有可能与美国和中国一起，成为当前科技竞赛中的主要赢家之一。但印度一直难以在国内有效利用这些人才，导致许多最优秀的人才流失到加利福尼亚州。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或许能够减缓人才外流，但这最终是否有利于印度仍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或许更具活力，但它在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方面准备不足。为了避免加剧社会分裂，美国需要找到更广泛地分配人工智能益处的方法，而不是让这些益处继续集中在少数先行者和科技亿万富翁手中。

但危险并非局限于国界。人工智能有可能加剧技术赢家和输家之间的鸿沟，使富裕国家攫取巨额利益，而让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日益落后。没有人真正知道这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更遑论如何阻止它走向自我毁灭。

本文作者：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他曾于2001年至2003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出处：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6/jun/02/will-the-ai-economy-create-a-permanent-under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