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一个印度学学者的童话 | 范慕尤

2006年初夏，我在印度德里大学交流学习时，导师段晴教授给我发邮件，她询问我手头的梵文写本《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后文简称《无二平等经》）——也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主题——释读的进度如何，要求我在8月回国时完成至少三分之一。同时告诉我她计划让我之后去德国跟随写本专家完成论文的释读。至于去德国哪里，段老师信里没有透露。

我们专业和德国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上世纪四十年代季羡林先生从哥廷根大学学成归来，在北大一手建立起了印度学系。段老师则是季先生亲自从北大德语系挑选的得意弟子。她在80年代陪同季先生访问德国时，季先生为她申请到了德国的奖学金，之后她赴汉堡大学师从于阗语专家艾默瑞克（Emmerick）教授取得博士学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承，我心中也一直期待能去德国学习。收到段老师的邮件虽然感到不小的压力，因为要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三片贝叶的释读，但更多的是兴奋，对未知的目的地也有一丝憧憬。小时候看《茜茜公主》，对那片湖光山色记忆尤深。长大后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帕森霍芬，就在慕尼黑郊外。因此不止一次幻想过有一天能去慕尼黑。

暑假回国后，段老师揭晓了谜底：她要推荐我去慕尼黑大学，请哈特曼（Jens Hartmann）教授指导我的论文。我依照段老师的嘱咐，申请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同时给哈特曼教授写了一封信。邮件寄出后很快收到了哈特曼教授的回复，他很欢迎我去慕尼黑学习，还寄来了申请奖学金需要的邀请函，其中特别提到学校图书馆和附近的巴伐利亚州图书馆都会为我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当时我还觉得学校图书馆就足够了，能有什么机会用到州图书馆呢？没想到州图书馆后来成了我的一个常驻地。

顺利申请到奖学金后，我和哈特曼教授确定了到德国的时间，这时才想到申请宿舍的问题。慕尼黑的学生宿舍僧多粥少，据说不少留学生都要等一两年才能申请到。哈特曼教授曾跟我说办手续的相关事务都可以联系所里的秘书，于是我试着请秘书帮我申请宿舍。她效率很高，一周之内就帮我申请到了宿舍，在宁芬堡（Nymphenburg，上图）附近。当时我对这个地名还没什么概念，等8月底到了慕尼黑，哈特曼教授的中国学生刘震来接我时说，你运气真好，这个宿舍离宁芬堡特别近，可以经常去散步。原来宁芬堡是巴伐利亚王国时期国王的夏宫， “童话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就出生在这里。第一次到宁芬堡，最先吸引我的是门外的大片湖泊，湖上成群的白天鹅凫水前行。湖中还有野鸭等各色水禽，上方有飞鸟盘旋，湖畔碧草如茵，与后方的朱红屋顶相映成趣。宫殿后是典型的欧式园林，笔直的大道两旁是修剪整齐的树木和错落有致的大理石雕像。沿大道走到尽头是片树林。夏日里林木葱茏，树荫蔽日，曲径通幽，溪水潺潺，确实是个散步的好地方。

第一次到慕尼黑大学去见哈特曼教授也是刘震带我去的。从地铁站“大学站”出来后就可以看到主楼（上图）前巨大的圆形喷水池。主楼是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走进主楼，最先吸引我的是它的穹顶。欧洲的城堡、教堂等建筑的穹顶多绘有精美的壁画，而这里的穹顶则布满了蜂窝状的六边形图案（下图），可能因为六边形是自然科学和建筑中常见的结构。不愧是慕尼黑大学，穹顶也如此有学术气息。刘震和我说起以前印度学系（其实全称是“印度学与伊朗学研究所”，后更名为“印度学与藏学研究所”。本文为了方便，简称“印度学系”）也是在主楼里的，后来系的规模和地位不如往昔，被迁出了主楼。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印度学系最辉煌时，德国有近百所大学都有印度学系。自九十年代起不断被削减，到如今硕果仅存者不过十数所。眼见我们的学科盛景不再，不禁都有些唏嘘。

印度学系在距离主楼不远处的一栋现代风格的大楼里。到了印度学系所在楼层后，先去哈特曼教授的办公室。推开门，教授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笑容亲切地同我打招呼，又帮我拉开椅子请我坐下。他先简单地问过我的宿舍和办手续的情况，然后就谈到了对我论文的安排。我汇报了论文的进度和研究计划。教授说系里每周有一次写本讨论会，9月开学后讨论会就以读我的写本为主，我来主讲自己的释读成果，师生们一起讨论帮我改进。同时他也建议我多利用图书馆，搜集阅读相关的研究材料。说罢他先带我去参观系里的小图书馆。

小图书馆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十几架书囊括了印度学相关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各个门类。除了梵语、巴利语和印地语等原典之外，研究资料以德语为主，也包括英语、法语、日语等语种的代表性著作。最前排是辞书类书架，我注意到有一排装帧相同的丛书，书脊上都有“吐鲁番”（Turfan）一词，便忍不住抽出来细看，原来是哥廷根大学出版的《吐鲁番出土佛教文献之梵语词典》。这套词典的编撰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延绵数十年，主编从季羡林先生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E. Waldschmidt）到季先生的师弟贝歇特教授（H. Bechert）再到贝歇特的学生哈特曼教授，凝聚了几代印度学家的心血。翻动书页，透过眼前跳动的一个个词汇，一句句经文，仿佛能看到学者们如何释读那些写在残片上的文字，再反复对比，查考资料，辨析词义，就这样长夜孤灯世代坚守这份德式文献学的传统。在以后的学习和讨论中我也多次领略了这宛若“象牙上雕刻”一般的精细工夫。

系图书馆

参观一圈后，哈特曼教授还给我演示了如何使用卡片查找图书。这些卡片不少是老式打字机打印的，我原以为卡片都是管理员制作的，没想到哈特曼教授说有一部分是上一任的系主任施林洛甫教授（D. Schlingloff）亲手制作的。施林洛甫教授是一代印度学大家，在佛教文献、古印度艺术、印度文化史等多方面卓有建树。他在主持印度学系时负责为系图书馆选购图书，还为这些图书做了检索卡片。卡片上除书号、分类、书名、著者等常见信息外，还附有他亲手撰写的简介。知道此节后，我每次查阅这些卡片时都会多看一会儿，有一种跟大家神交的感觉。

系图书馆

刚离开图书馆就巧遇了系里的资深教授梅塔女士（Frau Mette），她是哈特曼教授的老师，退休后又被返聘。初次见面她便热情地邀我吃午饭。交谈中我了解到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俗语（prakrit）和耆那教文献。同时她兴趣广泛，对梵语文学、佛教文献、藏学等领域均有涉猎。

之后没多久，系里在梅塔女士的湖畔别墅举行每年一次的暑期聚会。我很快又见到了哈特曼教授和梅塔女士，还结识了来系里做研究项目的两位年轻女学者：波兰的尤维塔（Jowita Kramer）和瑞士的艾尔莎（Elsa Legittimo）。尤维塔和我的导师是校友，也是汉堡大学的博士，师从唯识学大家施密塔豪森（L. Schmithausen）。她的专长也是唯识学研究。艾尔莎毕业自日本的国际佛教学大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导师是著名印度学家平川彰（Akira Hirakawa）。她主要研究早期汉译佛经。她在日本十年，因为日语太过地道，买东西时她只要低着头就会被日本人误以为是当地人，看到她的脸方才惊讶道，原来是外国人。我们私下戏称她为国际调频收音机。因为她通晓英、法、德、日、西班牙和意大利语，可以根据说话对象的语言随时转换。

开学之后，我选修了梅塔女士的俗语课。俗语是对古代印度方言的一个统称，是与雅言，即梵语相对的，包含十多种语言，比如南传佛教经典所用的巴利语就是俗语的一种。一开始我担心自己德语不够熟练，听整节课比较吃力。艾尔莎就说她也会来旁听帮我翻译。第一节课教授介绍了参考书目，讲解了几条重要的语法规则。我靠着艾尔莎的翻译和自己记录，勉强听懂了七八成。可惜第二节课以后艾尔莎忙于项目不再来了，我因此彻底感受了季羡林先生所说的德式“教游泳”教学法。就如同教练把学员扔进泳池靠学员自己扑腾学会，语言也是自学为主。教授直接带我们读俗语文献，这也逼着我在短时间里啃完了五百多页的语法书，从一个个单词查起，一周完成三十多句的翻译。

上俗语课的同时我还要准备每周的写本讨论会，感觉就像是我的一场场小考。《无二平等经》的写本原藏于夏鲁寺，约在11-12世纪以尼泊尔钩体写成。哈特曼和系里同仁们平常所研究的写本多是6、7世纪的早期佛教写本，字体主要是婆罗米或笈多体,很少见到晚期写本，因此都很感兴趣。虽然每次讲前我都仔细检查过所要讲的文本，但讨论时依然会被大家发现不少疏漏之处。浸淫写本多年的哈特曼教授练就一双“鹰眼”，往往一扫视就能发现哪个字母写错了，哪个符号漏标了。记得有一次为了一个字符的释读大家争论不休。我觉得那个字符比较模糊不能辨识，而有老师则说那个字符的上半部分是可以认出来的，应当把它写出来，剩余部分用“.”号。但也有老师反对，认为不能完全确定那部分字符，稳妥起见还是不写为好。一番争执后依然难下定论。这时系里的梵语课老师奥利弗（Oliver）跟哈特曼教授感慨道，我们这么多年做写本，总是为了一个字母、一个符号讨论半天，还总不能下结论，这真的有必要吗？教授说，我们的前辈学者们都是这么做的，代代传承到现在，我们不敢说超越前人，但我们得守住不能退。这句“不能退”让我想到印度学和佛教学界流行的一个说法：一部佛典的校勘本如果有德国版，一定用德国版。只有在没有德国版的情况下才可以用其他版本。正是这种对传统的坚守和执著，造就了德国版的“神话”。

《无二平等经》梵文写本

在释读《无二平等经》写本的过程中，我还将之与宋代施护（？-1017）的汉译和布顿（Bu ston）大师（1290-1364）的藏译对勘。在对勘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布顿大师的藏译极有可能就是以夏鲁寺这个写本为底本翻译的。这在译经史和佛教文献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即我们所发现的写本恰恰是当年译经师所用的底本。于是我结合文献证据将此发现写成了论文，请哈特曼教授和梅塔女士看过后，他们都认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我也把论文发给了段老师，她很兴奋并让我和辛嶋静志教授联系，将此文投给他主编的《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

这是我第一次写英文学术论文。虽然对文章内容比较自信，但是对自己的英文表达不太自信。正在犹豫是否把论文发给辛嶋教授时碰到了艾尔莎，我和她说了自己的担心之后，她马上就说她可以帮我改英文。当天下午她先看了一遍，然后很直率地说：“问题太多了，你不可以这样发给他们年报的。要知道这个研究所集中了国际一流的佛教学者，那体慧（Jan Nattier）、封辛伯（Oskar von Hinüber）等人都是年报编委。特别是那体慧，她对英文的文笔要求很高。不过没关系，我们慢慢改，多改几遍。”我原以为艾尔莎说的修改是语言层面，即修改那些用词，表达不够地道的地方，没想到她先把文章里她不明白的地方找出来，让我一一解释。在涉及某些密教概念或是密教经典的地方，我觉得不需要做背景介绍，因为研究密教的学者肯定知道。但艾尔莎说你的论文不是只给做密教文献的人看的，而是给所有的佛学研究者看的，还可能有非专业的人。因此你文章里提到的概念术语、专有名词都有必要解释清楚，要让不太懂密教的人也能看懂。这番话如醍醐灌顶，从此成为我写论文的重要原则。我也是那时才意识到原来写论文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专业，而忽视了读者的阅读感受。

当然，这样一来我的论文就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要全面大修。我按着艾尔莎的要求把该解释和该补充的地方全加了进去，从下午三点改到晚上十点还没改完。本来觉得时间太晚想改天再继续，但艾尔莎说还是一气呵成的好。于是我们去她家里通宵修改，改完内容后再改表达，这更是逐字逐句的细抠，她连漏掉的“the”都替我加上了。一直改到凌晨四点终于结束。我觉得让她这般辛苦很是过意不去，她却大方地摆摆手说没什么，还说她是意大利人的后裔，早晨喝杯espresso就恢复精力了。

我在做梵文写本校勘的同时，按照哈特曼教授的建议对藏译也做了校勘，这种校勘就是将多个藏经版本进行比对，选出最准确的，并将其他版本的异读附在注释里。起初我们选择了德格版（De ge）、北京版和朵宫版（Stog Palace）三个版本。到了2008年初，哈特曼教授跟我说，他咨询过他的朋友何离巽教授（Paul Harrison），他是藏文大藏经的版本专家。他建议除了那三个版本之外，还应参考伦敦版。系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都没有伦敦版大藏经，只有州立图书馆有收藏。而且因为是珍稀刻本，不能外借，不可复印，只能在阅览室看。所幸州立图书馆离系里很近，步行不过几分钟。我每周去两三次，一次三小时左右，就这样到我4月左右要回国之前，伦敦版还有约五分之一的内容没有对勘。在我的告别晚宴上，尤维塔问我写本是不是已经做完了，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说梵文部分已经完成了，就剩藏文伦敦版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对完，有点遗憾。她说可以把需要对勘的经文扫描成PDF发给我。这可真是度母（藏传佛教的菩萨）降临，我连连道谢。一周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些珍贵的经文照片，助我顺利完成了藏译校勘。

倏忽间，距离我第一次去慕尼黑已近二十年了。可我总觉得那些日子并未远去，我常常想起教授们和系里同仁们的亲切友爱。我记得喝咖啡时的谈笑；记得生日时收到的礼物；记得教授亲手批改的论文。我想念那个自由纯粹、学术至上的童话世界，我也想念那个穿梭在图书馆、地铁与学校之间行色匆匆的自己，那时我初出茅庐，青涩懵懂，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学者，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优秀学者的模样，看到了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