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讨薪矿工徒步9天！抵达能源部门，随后110人被拘留

据《雅各宾杂志》6月1日报道，土耳其工会领袖穆罕默德·图尔克曼因传播“虚假信息”被监禁，此前他曾批评一家企业在发生工人双臂被机器卷断事故后却未被追责。这是更大范围打压行动的一部分，目标是压制那些为工人发声的工会。

去年，土耳其至少有2105名工人在工作中死亡，平均每天6人。尽管如此，那些敢于就这种致命劳动条件发声的劳工组织者，却经常被投入监狱。

“在这个国家，法律不适用于富人。”正是这句话，让联合纺织、织造和皮革工人工会主席穆罕默德·图尔克曼在狱中度过了两个月。罪名是“公开传播误导性信息”。在土耳其东南部一次劳工抗议活动上，图尔克曼批评老板在一起恶性事故后依然逍遥法外——一名工人在工厂机器事故中失去了双臂。

几天后，反对一家矿业巨头破坏环境的村民代表人物埃斯拉·厄希克也被逮捕。随后，一连串抓捕接踵而至。劳工组织“希望工会”协调人巴沙兰·阿克苏称，厄希克被捕是阿克贝伦煤矿项目背后企业利马克控股“下令”所致。他随即也因同样罪名入狱。独立矿工工会法务人员多古坎·阿坎则称，阿克苏被捕“证明司法机关听命于控股公司”。随后，他也被卷入这场抓捕行动。

仅在今年前两个月，土耳其就爆发了60多起罢工和停工，已经超过此前5年中任何一年的全年总数。对土耳其工会人士的打压并不新鲜。图尔克曼本人去年就曾因一名老板投诉而被关押。

但眼下更引人注目的是，尽管遭到打压，劳工运动仍在积聚势头。在罢工禁令、持续加深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裁员背景下，这个国家正出现一波显著的工人斗争浪潮。

在既有的“黄色工会”陷于官僚惰性之际，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只是被动承受。相反，一些独立、激进的工会正在支撑起这轮斗争复兴。

伊斯坦布尔大学政治学者穆斯塔法·格尔克姆·多安说：“正因为这些独立工会推动了最近这波更激烈的斗争，国家才试图用强力摧毁它们。它们打破了过去20到25年那种安静而稳固的秩序。”

土耳其工会正处于严重的官僚化衰退之中。绝大多数工人根本没有加入工会。工会覆盖率已从1988年的24%降至2010年代的不足10%。如今这一比例徘徊在14%左右，但这一数字只计算了登记在册的工人。如果把占劳动力四分之一、超过800万人的非正规就业者算进去，实际工会化率还要更低。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土耳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非正规就业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土耳其国家社会保障机构也承认，数百万工人被排除在任何法律保护之外，这也意味着他们事实上无法加入工会。在建筑业和农业等行业，非正规就业比例超过40%，使得大面积经济领域几乎不可能开展有组织的劳工行动。

而在已经加入工会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属于土耳其工会联合会。这个立场温和的“黄色工会”联合会更重视与政府进行“社会对话”，而不是集体行动。加入更偏左翼的土耳其进步工会联合会的工人，仅占工会成员总数的11%。在这种环境下，单是加入工会这件事，就可能成为被解雇的理由。

独立工会在绝对人数上仍然规模不大，但它们的影响力远超体量。多安说，要理解今天的局面，必须回头看：“土耳其的工会原本是为进口替代时代建立的，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彻底萎缩。”

他认为，传统劳工运动最后一次真正有分量的抗争，是2009年至2010年的“泰凯尔抵抗”。当时，12000名工人因私有化失业，随后发起了一场持续78天、遍及全国的帐篷城抗议。

这场行动由隶属于土耳其工会联合会的食品工人工会主导，但最终被联合会领导层放弃，后者施压工人接受协议。与此同时，土耳其进步工会联合会当时已逐渐靠近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其激进传统被长期官僚惰性和规避风险的法律主义消磨殆尽。这场背弃留下了深刻伤痕，也标志着在许多基层工人眼中，既有工会联合会事实上不再是可信赖的斗争力量。

多安说：“它们腾出的空间，最初由无组织的自发抵抗填补。”2015年的“金属风暴”是其中高点，当时30000名未加入工会的汽车工人事实上占据了自己的工厂。此后，独立工会开始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既有工会联合会的路线。

这些独立工会人数仍然不多，多数成员只有数百人或数千人出头。联合纺织、织造和皮革工人工会虽然自2022年成立以来，已成为纺织业最受关注的力量，但基础仍然有限。不过，它们的影响力远超自身规模。

今年早些时候，这种独立精神在米格罗斯仓储工人的行动中得到体现。米格罗斯是土耳其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5000名仓储工人在独立工会DGD-SEN组织下抗议裁员，最终获胜，不仅让被解雇工人恢复工作，还争取到远高于公司最初报价的工资协议。

在2024年和2025年初，联合纺织、织造和皮革工人工会、DGD-SEN以及独立矿工工会等组织，几乎参与了所有引发全国关注的重要罢工，从加济安泰普的纺织业停工，到伊斯坦布尔工业区边缘的仓库占领行动。它们的成功，甚至迫使那些僵化的工会联合会在口头上也开始表现出更激进的姿态，尽管很少有工人真正信服。

这股抵抗浪潮正在土耳其工业腹地加速蔓延。在东南部纺织业重镇、土耳其最大制造业城市之一加济安泰普，联合纺织、织造和皮革工人工会秘书长米凯尔·克勒恰尔普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成了压垮局势的临界点。

克勒恰尔普说：“过去一年，安泰普的裁员激增。战争开始后，很多小工厂直接关门了。人们被安排无薪休假。产量下降了近30%。本该每月7日到账的工资，拖到15日、20日才发，有时甚至整整一个月不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图尔克曼在今年2月一次为瑟尔马地毯厂工人举行的抗议活动上发表演讲，随后入狱。这家工厂的工人因工资拖欠而罢工，但他们的遭遇也是全国不稳定劳动状况危机的缩影。2025年，土耳其至少有2105名工人在工作中死亡，平均每天6人。

图尔克曼在谴责老板免责现象时，提到一名工人在工厂机器事故中失去双臂，却没有任何调查跟进。“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老板，如果你有钱，”他说，“你可以偷走工人的工资，可以因疏忽导致他们死亡，可以杀人——而没有人会追究你的责任。”

他的演讲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后，检方称图尔克曼触犯了法律。国家方面的案件依据是，他们“已经与那名工人本人见过面”。这项罪名于2022年设立，量刑为1年至3年。由于表述刻意模糊，新闻自由团体和工会把它称为“审查法”。

图尔克曼的律师之一埃斯梅尔·厄泽尔认为，这项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武器。“这是一项把思想定为犯罪的罪名，”厄泽尔说，“什么叫‘误导’，根本没有标准。对政府和某些商业圈子来说，这是非常好用的工具，是一种可以任意用来压制表达和组织行动的手段。”

厄泽尔指出，检方所谓的“问责”完全停留在官僚程序层面。她认为，更大的制度建立在企业免责之上：“在绝大多数工亡案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警示灯正常工作，如果工人没有被迫操作老旧机器——只要这些最基本的防护措施到位，这些‘事故’就不会发生。但老板从来不会因为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而承担后果。”

如今，针对图尔克曼的起诉书还寻求对他实施“政治禁令”，即通过法律处罚禁止他继续担任工会领导人。

在多鲁克矿业工人的案件中，企业权力与司法之间的联系体现得更为直接。几个月来，这些工人一直拿不到工资。最终，他们决定从中部城市埃斯基谢希尔徒步前往首都安卡拉，全程9天。就在出发前，巴沙兰·阿克苏——同时也是独立矿工工会的组织者——被拘留。但这次抓捕的根源，要追溯到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的阿克贝伦村。

自2019年以来，当地村民一直反对为附近发电厂供煤的煤矿扩建。扩建吞噬了农田和森林。项目背后是利马克控股，这是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土耳其多项争议项目中都有参与。

图尔克曼入狱后不久，阿克贝伦抗争领袖之一埃斯拉·厄希克在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捕。法院外，一位年长的村妇指着那栋建筑，说出了许多人的愤懑：“别把这里叫‘司法宫’。把公司的名字写在墙上吧。”

随后，阿克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厄希克被捕是利马克控股“下令”所致。为此，他被控“煽动仇恨”和“传播误导性信息”。被带走时，他对记者说：“这个政权建立在控股公司和黄色工会之上。司法和安全力量只是这台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权势很大，正在操纵一套大规模掠夺、洗劫和盗窃的体系。像图尔克曼和厄希克这样的人之所以入狱，只有一个原因：他们站出来反抗这种秩序。”

接着是工会律师多古坎·阿坎。他在网上称阿克苏被捕“荒唐可笑”。几小时内，他自己也因同样原因被捕。多年来，工会人士一直谴责政府和企业对司法影响日益加深，这条链条贯穿他们工作的各个方面，从工资、集体协议到抗议权利。

联合纺织、织造和皮革工人工会的克勒恰尔普说：“在加济安泰普，老板、总督和国家机器完全交织在一起。政府部长和官员来这座城市时，直接去工厂主的办公室。然后这些官员转过头来，又去给工人做宣传演讲。所以我们知道，图尔克曼被捕，直接就是老板投诉并向总督办公室施压的结果。这是公开的秘密。多年来一直如此。”

多安教授也持同样看法。他直言：“在土耳其，司法已经变成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有了合适的法官、合适的检察官和合适的政治关系，你几乎可以从法院得到任何裁决。正因如此，新任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最近才不得不在国家电视台上宣称，“土耳其不存在只服务于强者的另一套司法”。

这番话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居尔莱克上任不久。此前担任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期间，他主导了一系列高度政治化案件。他起草了针对伊斯坦布尔市长、共和人民党成员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的大规模起诉书。伊马姆奥卢于2025年3月入狱，被视为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最强劲的对手。居尔莱克还主持过作出判决的司法小组，该小组判处亲库尔德人民民主党前共同主席塞拉哈廷·德米尔塔什监禁。就在那项判决作出前不久，土耳其所属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欧洲人权法院曾下令释放德米尔塔什。

到晚春时，这4人都已获释：阿克苏于4月中旬获释，阿坎随后获释，厄希克于5月初获释，最后是图尔克曼。他在狱中被关押57天后，于5月12日被判无罪。不过，他们的自由都来自持续的公众压力，而且每个人仍面临再次被起诉的风险。

事情并未结束。阿克苏一出狱，就加入了多鲁克矿工前往安卡拉的队伍。经过9天跋涉，他们抵达能源和自然资源部大门外。为了要求对话，工人们脱下上衣，把安全帽重重砸向地面。有人用记号笔在胸前写下：“现在我们更饿，也更赤裸了。”防暴警察随后介入，110名矿工被拘留，阿克苏也在其中。

这一连串抓捕和压制，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也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锻造出新的团结纽带。当前罢工和激进、自发抵抗的上升趋势——尽管它们不断突破各种禁令——只能放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压制的背景下理解。

多安教授指出，社交媒体和集体记忆在推动这股不安扩散中发挥了作用。“成功行动的记忆仍然鲜活，”他说，“伊斯坦布尔工业区的工人会和土耳其东部凡城的工人交流。抗议现场的视频随手可得。因此，一种抵抗与斗争的幽灵，正在安纳托利亚的工业地带徘徊。”

土耳其对激进工会人士的打压，以一种粗粝却清晰的方式展现了在被权力俘获的司法体系中，劳资冲突如何展开。但同样清楚的是，尽管如此，这场斗争仍将持续下去。

作者：卡韦尔·阿尔帕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