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回国敬酒用日语骂我，我反手收回10套别墅，日语回怼全家

酒杯举起来的时候，包厢里的灯光正打在孙女脸上。

她化了很浓的妆，眼线拉得老长，嘴唇涂成暗红色，跟我记忆里那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判若两人。

“おばあさん、お元気ですか？”

声音甜得发腻。

她端着酒杯朝我走过来，红酒杯沿上印着半个唇印。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

孙女在日本待了六年，从语言学校一路念到研究生，学费生活费全是我出的。每年三十万，一分没少过。上个月刚回国，儿子说她要在家歇几天倒时差，我也没催她来看我。

今天是家宴，给她接风洗尘。

包厢里坐了满满一桌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两个外孙，还有几个亲戚。菜是我点的，东坡肉、清蒸鲈鱼、龙井虾仁，全是她小时候爱吃的。

“奶奶，我敬您一杯。”

孙女走到我旁边，弯腰凑近我耳边，压低了声音说了句日语。

声音很轻，只有我能听见。

我活了七十六年，什么话没听过。

那句话的意思是——“老东西，你怎么还不死？”

日语听起来软绵绵的，尾音上扬，像是在说什么祝福的话。桌上其他人都在笑，儿子还举着手机在拍视频，嘴里说着“看这孩子多孝顺”。

我看着她。

她直起身子，脸上挂着乖巧的笑容，红酒杯举在半空中，等着我碰杯。

包厢里的水晶灯很亮，照得她耳垂上的钻石耳钉一闪一闪的。那对耳钉是去年她过生日时我托人从香港带的，三万多块钱，当时她在视频里甜甜地说“谢谢奶奶”。

“奶奶？”她歪了歪头，笑容不变，“您怎么不喝呀？”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抿了一口。

然后放下。

“美雪，”我叫她的日本名字，声音不大不小，“你在日本六年，就学会了这个？”

她的笑容僵了一瞬。

儿子举着手机还在拍，没察觉到异样。儿媳在给小外孙剥虾，女儿正低头看手机。满桌子的人热热闹闹的，没人注意到我们之间的暗流。

“奶奶您说什么呢，”孙女很快恢复了笑容，“我就是用日语跟您问好嘛，您别多想。”

“问好？”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她。

“ババア、早く死ね——这是问好的话？”

这句话我说得很慢，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

包厢里突然安静下来了。

儿子举手机的手僵在半空中，儿媳剥虾的动作停住了，女儿猛地抬起头。他们听不懂日语，但他们看得懂我的表情。

孙女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她后退了一步，红酒杯里的酒液晃了晃，洒了几滴在桌布上。

“奶奶，您……您怎么会……”她的声音有点发抖。

“怎么会日语？”

我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动作很慢。

“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学的时候，你爷爷还没追到我呢。”

这话不假。

一九六八年，我二十二岁，公派留学去了日本。在早稻田待了四年，拿了硕士学位回来。那时候整个浙江省也没几个留日的研究生，更别说是女的了。

回国后进了外贸系统，从科员干到处长，退休前是副厅级。

我这辈子跟日本人打了三十多年交道，日语说得比中文还溜。

包厢里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

孙女的脸白得像张纸。

儿子放下手机，脸色铁青地看看我，又看看他女儿。他听不懂日语，但从我的反应和孙女的表情里，他大概猜到了什么。

“妈，”儿子站起来，“美雪她说了什么？”

我没回答他。

我看着孙女，一字一句地问：“谁教你的？”

她不说话，嘴唇抿得紧紧的。

“是你那个日本男朋友？”我继续问，“还是你自己想说的？”

她猛地抬起头，眼眶红了。但不是愧疚的红，是那种被拆穿之后的恼羞成怒。

“我说了又怎样？”她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带着一股我从未听过的尖利，“我就是看不惯你！从小到大什么都要管，我爸妈都没你管得多！我在日本交个男朋友你也要问东问西，我染个头发你也要说，我穿个衣服你也要说！”

她越说越快，声音越来越大。

“你以为你出了学费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我在日本打工累得要死的时候你在哪儿？我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你除了给钱你还会什么？”

“美雪！”儿子厉声喝断她。

“你让她说。”我摆了摆手。

包厢里的亲戚们面面相觑，女儿悄悄拉着她儿子往外走，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接着说，”我看着孙女，语气很平静，“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

她咬着嘴唇，眼泪掉下来了，但眼神还是倔的。

“我就是不想回中国了，”她说，“我要留在日本，我要跟我男朋友结婚。你们谁都别想管我。”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山田健太。”

“做什么的？”

“开居酒屋的。”

“多大年纪？”

她犹豫了一下：“四十二。”

儿子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点了点头，没有露出任何意外的表情。这些事我早就知道了。上个月日本那边的朋友给我发了邮件，把那个山田健太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离过两次婚，居酒屋开在池袋，生意半死不活，去年还因为醉酒驾驶被吊销了驾照。

我没告诉儿子，也没告诉儿媳。

我想等孙女自己跟我说。

结果我等来了一句“老东西，你怎么还不死”。

“行，”我站起来，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包，“你说完了，那轮到我说了。”

我从包里掏出一叠文件，放在转盘上，转到了儿子面前。

“这是我在杭州的十套别墅的房产证，”我说，“本来上个月就打算过户给你们的。你一套，你妹妹一套，美雪两套，剩下六套留着给孙辈们结婚用。”

儿子的手抖了一下。

儿媳的眼睛瞪得溜圆。

“现在不用了。”我拿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美雪的那两套，我收回来。她在日本的学费和生活费，从下个月开始全部停止。她要是想留在日本跟那个开居酒屋的结婚，随她。但别想从我这儿再拿一分钱。”

“奶奶！”孙女尖叫起来，“你不能这样！”

“我不能？”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

“お前、私が誰だと思ってる？”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以为我是谁？”

她说不出话来了。

儿子拿着那叠房产证，手一直在抖。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我在杭州居然有十套别墅。这些房子是我这些年陆续置办下来的，最早那套是九十年代买的，当时城西还是一片农田，现在那边房价已经涨到了八万一平。

“妈，”儿子的声音有点哑，“您……您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说了又怎样？”我看了他一眼，“说了让你们当啃老族？”

他脸一红，低下了头。

我拿起包，绕过桌子往外走。走到包厢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孙女。

她还站在原地，脸上的妆被眼泪冲花了，眼线晕开，在眼睛下面留下两道黑印子。她咬着嘴唇，浑身都在发抖。

“美雪，”我说，“你在日本待了六年，学会了用日语骂人，学会了嫌弃自己的家，学会了跟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离异男人谈恋爱。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可以飞了。”

我顿了顿。

“但你记住，你飞得再高，也是我出钱供上去的。你喝的那些洋墨水，每一滴都是我拿人民币换的。”

“奶奶……”她的声音终于软下来了，带着哭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错？”

我摇了摇头。

“你不是错了。你是蠢。”

说完这句话，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铺着暗红色的地毯，墙上的壁灯发出昏黄的光。我踩着地毯一步一步往前走，脚步声被厚实的地毯吸得干干净净。

身后传来儿子追出来的脚步声。

“妈！妈您等等！”

我没停。

他追到我身边，气喘吁吁地拦在我面前。五十多岁的人了，肚子已经凸出来了，跑几步就喘。

“妈，美雪她年纪小不懂事，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年纪小？”我看着他，“她今年二十四了。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在早稻田读研究生了，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每个月还要往家里寄钱。你跟我说她年纪小？”

儿子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养的好女儿。”我说。

他脸色青白交加。

“妈，那房子……”

“房子的事以后再说。”我打断他，“你先把你自己家里的事处理好。你女儿要嫁给一个四十二岁离过两次婚的日本人，你这个当爹的知道吗？”

他愣住了。

显然不知道。

我绕过他，继续往前走。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女儿也追出来了。她比儿子聪明，没拦我，只是默默地跟在我旁边，帮我按了电梯。

“妈，”她轻声说，“我送您回去。”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她也跟了进来。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镜面墙上映出我的脸——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腰板还是直的。七十六岁了，除了血压有点高，别的毛病没有。

“妈，”女儿忽然说，“您刚才说日语的样子，真帅。”

我看了她一眼。

她笑了，眼角有细密的鱼尾纹。她今年四十五，在一家外企做财务主管，丈夫是大学老师，儿子在读高中。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但安稳踏实。

“你倒是会说好听的。”我说。

“我说真的，”她挽住我的胳膊，“小时候您教我日语，我偷懒不学，现在想想真后悔。”

“现在学也来得及。”

“算了吧，我这脑子，记不住东西了。”

电梯到了一楼。

走出酒店大门的时候，夜风迎面吹过来，带着初夏的潮热。街对面的梧桐树被路灯照得发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

女儿去开车了，我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手机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是孙女发来的微信。

很长一大段，全是道歉的话。说她知道错了，说她不该说那种话，说她只是一时冲动，说她其实很爱我，求我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看了两行，就把手机收起来了。

不是因为我不信。

是因为我知道，她道歉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错了，是因为她怕了。

她怕失去那两套别墅，怕失去每个月的生活费，怕失去我这个提款机。

如果我没有那十套别墅，如果我听不懂日语，如果我只是个普通的七十六岁老太太，她今天那句“老东西，你怎么还不死”，大概会变成我们家的一个笑话，在亲戚朋友之间传来传去，传到我的葬礼上。

没有人会知道那句话真正的意思。

没有人会知道，那个从小被我捧在手心里疼的孙女，用我出钱供她学的日语，咒我早点死。

女儿的车停在了面前。

是一辆白色的丰田，买了三年了，保养得很好，车里面干干净净的，后视镜上挂着一个平安符，是我前年去灵隐寺给她求的。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妈，回南山路那边？”

“嗯。”

车子驶出酒店停车场，拐上了主路。杭州的夜晚车水马龙，霓虹灯把街道照得五颜六色。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

“妈，”女儿一边开车一边说，“您别太生气了，气坏了身体不值当。”

“我没生气。”

我说的是实话。

我真的没有生气。或者说，生气的那股劲儿在包厢里就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伤心，更像是某种尘埃落定之后的平静。

“美雪那孩子，”女儿斟酌着措辞，“从小被惯坏了。她爸妈什么都顺着她，您又疼她，要什么给什么。她没吃过苦，不知道天高地厚。”

“所以是我的错？”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得对，”我打断她，“是我的错。我太惯着她了。”

女儿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敢接话。

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很多年前的画面。那时候美雪才三四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我给她买的红色小棉袄，在院子里追蝴蝶。她跑得跌跌撞撞的，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皮，哇哇大哭。

我把她抱起来，一边哄一边给她擦眼泪。她搂着我的脖子，奶声奶气地说：“奶奶最好了。”

那时候她是真心的。

后来她长大了，上了小学、初中、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她想出国，她爸妈不同意，觉得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不安全。是我拍板定下来的，我说年轻人就该出去见见世面，费用我来出。

她走的那天，在机场抱着我哭，说奶奶我一定会好好学的，将来回来孝敬您。

那也是真心的。

只是六年时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

或者说，六年时间，足够让一个人露出本来面目了。

车子在南山路的红绿灯前停下来。

我睁开眼睛，看到路边有一家便利店，门口站着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嘻嘻哈哈地笑着。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看起来跟美雪差不多大。

“你哥那边，”我忽然说，“你回头跟他说一声，让他把美雪的银行卡冻结了。那张卡是我开的副卡，透支额度二十万。”

女儿愣了一下：“妈，这……会不会太过了？”

“过？”

我转过头看着她。

“她用我出钱学的日语骂我，用我出钱办的信用卡买名牌包包和化妆品，然后告诉我她要嫁给一个离过两次婚的日本人，永远不回来了。你觉得我做得过？”

女儿不说话了。

绿灯亮了，车子重新启动。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声说：“妈，我站在您这边。”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车子拐进南山路的小区，停在了我家楼下。这是一栋老式的六层楼房，我住三楼。当年单位分的房子，一百二十平米，我一个人住着绰绰有余。

“妈，我送您上去。”

“不用了，你早点回去，明天还要上班。”

“那我看着您上去。”

我下了车，走到楼道口，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还坐在车里，车窗摇下来了，冲我摆了摆手。

我转身上楼。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斑驳的墙面上。我一步一步往上走，脚步很稳。

到了三楼，掏钥匙开门。

屋里黑漆漆的，我伸手按了开关，客厅的灯亮了。

房子很大，也很空。

老伴走了十二年了，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墙上挂着他的遗像，照片里的他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带着一点笑意。

我换了拖鞋，走到沙发前坐下。

茶几上放着一本相册，是前几天翻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相册翻开的那一页，是美雪小时候的照片。她穿着那件红色小棉袄，站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合上了相册。

手机又震了一下。

还是美雪发来的微信。这次不是长篇大论了，只有一句话。

“奶奶，我真的知道错了。您能不能再见我一面？”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

反复了几次，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回。

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我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没有听懂那句日语，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被孙女用日语骂了还笑眯眯地跟她碰杯，那该多好。

至少那样，我还能继续活在一个美好的假象里。

至少那样，我还能相信我的孙女是爱我的。

但我听懂了。

所以我活该清醒。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电话吵醒的。

是儿子打来的。

“妈，”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美雪昨天晚上闹了一夜，又哭又摔东西，把她妈气得高血压都犯了。我刚从医院回来。”

我从床上坐起来，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早上六点半。

“你媳妇怎么样了？”

“没事了，打了针，现在睡着了。”儿子顿了顿，“妈，美雪她想当面跟您道歉，您看……”

“今天不行。”

“那明天……”

“明天也不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妈，”儿子的声音变得有些艰难，“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你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在国企上了两年班了，你媳妇都怀上美雪了。”我说，“你跟我说她是个孩子？”

儿子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你让她自己来找我，”我说，“别让你当传话筒。”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起床，洗漱，换上运动服，下楼去小区里走了一圈。这是我保持了二十年的习惯，每天早上走五公里，风雨无阻。

回来的时候路过门口的早餐店，老板娘跟我打招呼：“周奶奶，今天吃点什么？”

“老样子。”

“好嘞，一碗豆浆，一根油条，一个茶叶蛋。”

我找了个位置坐下，看着街上渐渐多起来的行人和车辆。上班高峰期，路上堵成了一条长龙，喇叭声此起彼伏。

老板娘把早餐端上来，又给我倒了碟咸菜。

“周奶奶，昨天您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她小心地问，“我听说您孙女回来了？”

消息倒是传得快。

“没什么大事。”我咬了一口油条。

老板娘看我不想多说，识趣地走开了。

吃完早饭，我慢慢走回家。刚到楼下，就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楼道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人。

是美雪。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了马尾，脸上的妆很淡，看起来像是哭过很多次，眼睛肿得厉害。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

“奶奶……”

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鼻音。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绕过她往楼道里走。

她跟在我后面，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上楼，开门，进屋。

她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进来吧。”我换了拖鞋，走到客厅坐下。

她这才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在沙发对面的小凳子上坐下。坐姿很规矩，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

我打量着她。

卸了浓妆之后，她看起来还是像小时候的样子。脸型随她妈，瓜子脸，皮肤白，睫毛很长。

只是眼神不一样了。

小时候她的眼神是清澈的，带着孩子气的天真。现在那层天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不是成熟，是某种被磨掉棱角之后的圆滑。

“说吧。”我靠在沙发上。

她咬着嘴唇，眼泪又掉下来了。

“奶奶，对不起。”她的声音在发抖，“我昨天说的那些话……我不是真心的。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她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在日本过得很压抑，压力很大，我男朋友他……他对我也不好，我昨天喝多了，脑子一热就……”

“你男朋友对你不好？”

她点了点头，哭得更凶了。

“他……他打我。”

我看着她，没有露出任何意外的表情。这件事我也知道。日本那边的朋友在邮件里写得很清楚——山田健太有家暴倾向，前两任妻子都是因为受不了他的殴打才离婚的。

“所以你宁愿跟一个打你的男人在一起，也不愿意回来？”

“我……”她张了张嘴，“他说他会改的……”

“每一个被家暴的女人都这么跟自己说。”

她不说话了，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地哭。

我看着她哭。

客厅里的光线很充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她坐在那片阳光里，看起来脆弱得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

但我不确定这是真的脆弱，还是演给我看的。

“美雪，”我说，“你抬起头来。”

她抬起头，眼睛哭得通红。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如实回答我。”

她点了点头。

“第一个问题，你昨天说的那些话，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山田健太教你的？”

她犹豫了一下：“是……是他教的。”

“他为什么要教你骂我？”

“他说……他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重了，我要想真正融入日本社会，就必须跟中国的家人切断关系。他说我奶奶是最大的阻力，只要我奶奶还活着，我就永远摆脱不了……”

她说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小。

我点了点头。

意料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继续说，“他打你的事，你跟你爸妈说过吗？”

她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说？”

“我怕他们担心……也怕他们让我回国。”

“所以你宁可一个人扛着，也不愿意回家？”

她又哭了。

“奶奶，我回不去了，”她说，“我在日本待了六年，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那边，我的生活圈子也在那边。回到中国我什么都不适应，我连中文都说得不利索了……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所以你就打算嫁给一个打你的男人，留在日本？”

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站起来，走到书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回到客厅，放在茶几上。

“你看看这个。”

她擦了擦眼泪，拿起那份文件。

是日本那边的朋友帮我查到的山田健太的详细资料，日文的，但她应该看得懂。

她看了几行，脸色就变了。

再往下看，她的手开始发抖。

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她把文件放下，脸色白得像张纸。

“他……他离过两次婚？”

“不止，”我说，“他还有一个八岁的儿子，跟他前妻住在名古屋。他每个月要付抚养费，但已经欠了大半年了。”

她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

“还有，”我拿出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这是他的居酒屋。”

照片上的居酒屋破破烂烂的，开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门口堆着几个啤酒箱，招牌上的灯管坏了一半。

“这家店去年的营业额折合人民币不到三十万，扣掉房租和成本，基本上不赚钱。他现在靠刷信用卡过日子，已经欠了银行三百多万日元。”

美雪盯着那张照片，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熄灭了。

“他跟我说……他跟我说他的店生意很好……”她的声音轻得像耳语。

“他还跟你说他是做餐饮连锁的，在东京有好几家分店，对吧？”

她猛地抬起头：“您怎么知道？”

“因为他跟每一个中国女留学生都是这么说的。”我看着她，“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她愣在那里，像一尊石像。

过了很久，她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奶奶……我是不是很蠢？”

“是。”

我说得很直接。

“你不仅蠢，你还蠢得理直气壮。你觉得你爸妈管你太多，你嫌我管你太多，你觉得我们都是老古董，不懂你的生活。结果呢？你被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男人骗得团团转，他教你用日语骂你的亲奶奶，你还真的照做了。”

她捂着脸，哭得浑身发抖。

我靠在沙发上，看着她哭。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她的白色连衣裙上，照在她颤抖的肩膀上。她的马尾辫散开了，头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半张脸。

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她小时候，有一次在幼儿园跟小朋友打架，被老师批评了，回来也是这样捂着脸哭。那时候我把她抱在怀里，一边哄一边说“没事没事，奶奶在呢”。

但现在我不会再把她抱在怀里了。

不是我不心疼。

是我知道，有些路，必须让她自己走。

有些跟头，必须让她自己摔。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站在厨房的窗户前，我看到楼下小区里的老人们在打太极拳，音乐声隐隐约约地传上来。

喝完了那杯水，我才走回客厅。

美雪已经不哭了。她坐在那里，眼睛红肿，脸上的妆彻底花了，看起来狼狈不堪。

“奶奶，”她抬起头看着我，声音沙哑，“我该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我想跟他分手，”她说，“我想回国。”

“真的想回国，还是因为知道了他骗你才想回国？”

她愣了一下。

“如果他没有骗你，如果他真的是个成功人士，对你又好又体贴，你今天还会坐在这里跟我说这些话吗？”

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说，“你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错了才想回来，你是因为发现自己被骗了才想回来。这两者之间，天差地别。”

她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涌上一阵疲惫。

“美雪，你今年二十四岁了。你奶奶二十四岁的时候，一个人在日本，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被人排挤，被人歧视，咬着牙把书读完了。你爷爷追我的时候，我跟他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我要继续工作，不当家庭主妇；第二，家里的事两个人商量着来，谁对听谁的；第三，将来有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一视同仁。”

我顿了顿。

“你爷爷全答应了。他做到了一辈子。”

美雪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炫耀我当年有多厉害，”我继续说，“我是想告诉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不是钱，是脑子。你有脑子，但你不用。你宁愿相信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日本男人，也不愿意相信养了你二十多年的家人。这不是蠢是什么？”

她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奶奶，我真的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就去做对的事，”我站起来，“你跟山田健太的事，你自己去处理。处理好了再来找我。”

“那……那房子……”

“房子的事，等你处理好了再说。”

我走到门口，打开门，回头看着她。

她还坐在那里，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走吧，”我说，“我今天约了人打麻将。”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转过身，朝我深深鞠了一躬。

九十度的躬。

标准的日式鞠躬。

我看着她弯下去的脊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奶奶，谢谢您。”她直起身子，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谢谢您还愿意见我，还愿意跟我说这些。”

我没说话。

她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在楼梯上，声音渐渐远去。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闭上眼睛。

客厅里的挂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墙上老伴的遗像还是那样笑着。

茶几上的相册还翻在那一页，穿红棉袄的小女孩在石榴树下笑弯了眼睛。

我走过去，拿起那本相册，翻到了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九六八年的东京，我站在早稻田大学的校门口，穿着藏青色的学生制服，头发剪得短短的，眼神明亮而倔强。

照片背后有一行字，是我当年写的。

“二十二岁，不负此心。”

我看了很久。

然后把相册合上，放进了抽屉里。

手机响了，是麻友打来的。

“周姐，三缺一，快来！”

“来了来了，”我拿起包，“等我十分钟。”

挂了电话，我走到玄关换鞋。镜子里映出我的脸，七十六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皱纹深刻，但眼睛还是亮的。

我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

然后推开门，走了出去。

楼道里的声控灯又亮了，昏黄的光照着我脚下的路。

一步一步，稳稳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