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2800亿美元豪赌，放弃中国土地财政模式

大家好，我是小颜。

越南正掀起一场举国基建热潮，遍地工地塔吊林立，数百个重大项目密集落地，总投资高达 2800 亿美元，试图靠基建冲刺高收入经济体。

可繁华表象之下隐患重重，该国信贷杠杆高居东盟首位，基建资金大多依赖外资与民间资本。

这场疯狂的造城运动，究竟是越南逆袭腾飞的契机，还是一场随时可能烂尾的资本豪赌？

今年4月，越南河内的天际线彻底被塔吊和施工机械切割得面目全非，红河两岸同时动工七座大桥，推土机轰鸣不断，仿佛整个城市都按下了加速键。

通往下龙湾的高铁工地上，工人们每天推进数公里的施工进度，南边胡志明市，拖延了16年的地铁2号线也终于开工，地下挖出的第一铲土里，仍然夹杂着2009年的旧施工标牌。

全国各地的基建项目仿佛同时拉开帷幕：从奠边省的228公顷超级新城，到南北高铁主干线，总投资额高达2800亿美元，相当于越南2024年全年GDP的六成。

整个国家的基建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从河内到胡志明市，每一片土地都在被改写和重塑，可这个庞大的计划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严峻问题：资金来源。

越南今年基建启动资金仅486亿美元，而政府财政能够提供的仅占37%，剩下的63%必须依靠私人资本和外资填补缺口，这暴露了一个制度性困境——越南无法像中国那样依靠土地财政快速筹资。

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可以迅速回笼资金，再投入基建形成良性循环。

而越南的土地制度完全不同：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但使用权可以长期持有、继承、买卖甚至抵押贷款，历史上大批土地无偿划拨给烈属和退伍军人，政府想要征地，必须先经过公众同意。

因此，越南手握2800亿美元的宏伟蓝图，却口袋里资金有限，结果私人企业和外资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伙伴。

比如，越南首富范日旺的Vingroup宣布将在河内南部投资530亿美元建设奥林匹克体育公园和全球最大可伸缩屋顶体育场，政府笑纳这个计划，但代价是部分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权和收益权落入私人财阀手中。

同时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更为微妙，越南领导层还特地考察中国的新城建设经验，规划一条直通中国的铁路，显然意在对接“一带一路”的资金。

这不仅是借钱修路，更是把基建引擎的钥匙部分交给外部力量，正是这种资金和权力结构，为后续的风险埋下了伏笔。

但是豪赌背后的风险正在逐渐显现，世界银行今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越南3200亿美元的五年公共投资计划中，只有12%的项目有具体清单，也就是说88%的钱还没确定花向何处。

问题不仅仅是规划不足，而是规划失控，越南学者直言：“每个省都想建机场，每个沿海城市都要建深水港。”

奠边省的超级新城真的有经济必要吗？还是一些地方政府或企业盯上了土地开发的利润？

当规划变成一张任人涂抹的白纸，资金空转和利益输送就有了温床，而且债务问题同样严峻，越南的信贷余额占GDP比重已经高达145%，位居东盟首位。

这其中约四分之一进入房地产市场，其中一半直接流入开发商手中，基建投资本应拉动实体经济，但大量资金被房地产市场吞噬，推高了房价泡沫，却未换来相应的生产力增长，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项目执行力却原地踏步。

那么饿胡志明市地铁2号线为何拖了16年？

劳动力短缺、征地纠纷、资金断链，每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进度，今年APEC峰会场馆建设也因劳工不足而滞后，更早之前，越南甚至在2019年因资金问题主动放弃了亚运会主办权，这本应是国家形象的舞台。

当前问题呈现恶性循环：粗放规划导致资金浪费，浪费又加剧债务压力，而糟糕的执行让经济增长预期落空。

越南这场基建狂欢，表面上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财政和金融风险，考验国家治理能力。

越南领导层心里有一张清晰的时间表：2030年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45年跻身高收入国家。

他们把基建作为核心杠杆，甚至专门去中国取经，学习新城建设和基建拉动经济的经验，但是中国模式并非直接可复制。

中国依靠土地出让和地方债务形成资金循环，而越南土地使用权永久私有、政府征地困难，只能依赖PPP模式和外部资本，这就像穿错了鞋套，看起来差不多，但走起来脚感全是问题。

更严重的是，越南高度依赖外资和房地产市场拉动经济，28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中，大量资金由私人企业和外国资本提供，公共财政的控制力有限。

一旦房地产市场下行，外资撤出，或者企业利润不及预期，整个基建计划可能立即受阻。

越南豪赌基建，本质上是对国家治理能力、财政纪律和社会整合能力的终极压力测试，任何失误都可能放大成系统性风险，影响经济稳定和社会信任。

总之越南的基建狂潮是宏伟的，也充满野心，但背后的风险同样巨大，资金来源分散、执行力不足、债务压力陡增，再加上土地制度和金融结构无法完全支撑中国模式的复制，这场2800亿美元的豪赌正考验着越南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战略智慧。

豪赌能否转为真正的增长引擎，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在规划、融资和执行之间找到平衡，否则这场狂欢随时可能变成财政和社会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