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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百年前《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抛出的文明宿命论，至今仍在拷问全人类：理性能不能设计我们的未来？
一、斯宾格勒的迷惘
无意中从图书馆书架中抽出《西方的没落》（写作时间是1912年）。作者斯宾格勒（1880—1936）与尼采“上帝已死”一同回应那个时代的痛苦，认为人类文明像有机体一样，逃不开“生成-成长-成熟-死亡”的自然循环。这种演进只能用类比去感知，而无法用理性去改变，而当时的西方文明正在进入死亡期。
人类似乎有对理性天生的信仰，作者写作本书后于1919年出版《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回归了对人类社会方向的选择的思考，提出将社会主义与普鲁士精神结合以进行社会改造的构想，呈现了其思想的自相矛盾性：既预言西方文明衰落，又寄望德意志帝国复兴；既否定理性的力量，又极力运用理性推理。
然而，《西方的没落》比起其内容，更的重要意义似乎在于，该书宣示了一个人类不能绕过的问题，那就是：文明的演进真的只能用类比去感知，而无法用理性去改变吗？换句话说，人类可以用理性设计自己的未来吗？
二、理性对于人类文明的三重境界
这个问题是对人类理性的极大挑战。按照对人类社会制度的运用，我看到在人类理性面对资本主义制度时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忽视制度本身的优劣评价，而对制度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预测和理性的应对。西方经济学是这个路径的典型代表，立法与政治也大多数在维护制度本身的稳定。这里的理性运用是维护现有社会，无关乎人类是否可以设计自己的未来这一主题。
第二条路径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而对人类未来的判断是：未来的社会就是当下的社会，这里的文明就是最好的文明，历史将停留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下的人类就是《最后的人》。
第三条路径则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比如马克思预言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的预言以作为人类非理性的对欲望的克制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最终超出了理性的解决范畴。
三、理性直面非理性
总结一下，人类的理性要么为维护当下的社会利益结构寻找方法，要么为当下的社会利益结构做辩护，要么打破当下社会利益结构而实现社会的变革。可见，最终人类未来社会的设计，依附于对社会利益结构的立场，而涉及利益结构便落脚到了人的非理性。
那么，人类可以设计自己的未来吗？这个理性的问题实质上是直面人类非理性。而在非理性面前，人类的理性极度有限。这就是我们任何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都需要社会革命的原因——革命是非理性的极致表达，理性的人们应该自觉的接受理性的结论，而非等待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四、豆包的信仰
写完上文，豆包建议加入如下内容：
斯宾格勒困在文明宿命与改造理想的矛盾里，恰恰戳中理性与欲望永恒拉扯的人类本质。承认理性有限，不代表放任文明顺着自然周期浮沉；看清利益裹挟下的非理性底色，也不等于人类彻底丧失筹划前路的资格。
理性无法凭空一步敲定完美的未来制度，却能在一次次反思、纠错与渐进改良中约束极端的非理性冲动。从文明兴衰的宏观规律落到个体与社会的日常选择，人类正是靠着理性持续校准方向、克制狂热，在宿命的大框架里开拓自主前行的空间，这便是我们探寻未来、塑造未来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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