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迪拜绿卡我娶79岁富婆，洞房夜我假装喝醉不愿碰她

说实话，我盯上迪拜绿卡已经整整三年了。

不是因为我多喜欢这个用黄金和石油堆砌起来的城市，而是因为我欠着两百多万的债，国内混不下去了。网上说迪拜捡垃圾都能月入过万，我信了，飞过来才发现，满大街都是跟我一样想捡垃圾的外国人。

我在德拉老城区的茶馆里端了八个月的盘子，每天看着那些开着豪车的本地人从我面前经过，心里像被猫抓一样。本地人享受着国家给的一切福利，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每个月还有高额补贴，外国人想拿绿卡，要么投资几百万，要么有特殊贡献，要么——嫁给本地人。

不，不一定是“嫁”，当地法律允许穆斯林男性娶四个妻子，但对于外国男性来说，唯一的途径就是跟本地女性结婚。

也就是说，我需要找到一个愿意娶我的迪拜本地女人。

一个服务员能认识什么本地女人？我连他们最基本的阿拉伯语都说不利索。直到有一天，茶馆里来了一个穿黑色阿巴娅的老太太，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布满皱纹的眼睛。她点了一杯阿拉伯咖啡，是我端过去的。

“你是中国人？”她摘下黑色面纱，露出一张保养得不错但明显上了年纪的脸，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

“是的，女士。”

“我喜欢中国人。”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叠在一起，“我年轻的时候去过香港。”

我没多想，礼貌地陪聊了几句。她走的时候，在桌上留了五十迪拉姆的小费——相当于我半天的工资。

第二天她又来了。第三天也是。第五天的时候，她直接坐到吧台旁边，看着我擦杯子，突然问了一句让我手一抖的话：“你结婚了吗？”

“没、没有。”

“想不想留在迪拜？”

我盯着她那双浑浊却精明的眼睛，心跳突然快得不像话。我知道她在暗示什么。在迪拜待了这么久，我听说过这种事——外国男人为了身份跟本地老女人结婚，各取所需。但我从来没想过会轮到我头上。

她叫法蒂玛，七十九岁，丈夫去世十二年，有三个成年的孩子和七个孙子。丈夫留给她几栋房产和一笔可观的信托基金，她每个月的生活费比我一年的工资还多。

“我需要一个人陪我。”她坐在我面前，用那双看透世事的眼睛看着我，“孩子们都在国外，我很孤独。你给我陪伴，我给你身份和安定的生活。”

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两百多万的债像一座山压在我背上，每天晚上做梦都是催债的电话铃声。尊严这种东西，在我决定出国的那一刻就已经扔进了黄浦江。

签字、公证、走流程，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她的孩子们并不反对，因为他们知道母亲时日无多，而我不过是她晚年的一剂调味品。唯一的条件是我要签署一份婚前协议，她去世后我只能得到一套小公寓和一笔不多不少的钱，大头全部归孩子们。

我签了。我要的从来就不是钱，是那张能让我合法留在迪拜的身份证。

婚礼在朱美拉海滩附近的一栋私人别墅里举行，不大，来的都是法蒂玛的亲戚和几个老姐妹。她穿了一身深红色的长袍，戴了全套的金首饰，看起来像一棵挂满装饰品的老树。她的儿媳妇们用复杂的眼神看我，既有轻视，又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奇。

我穿着租来的西装，笑得像个新郎，心里却在想，如果老家的父母知道我娶了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太太，会不会直接气进医院。

酒是有的，虽然阿联酋对饮酒有严格限制，但私人场合没人管。我喝了很多，不是因为我需要酒壮胆，而是我想把自己灌醉。真正的醉意，那个让我从这场荒诞的交易中短暂逃脱的东西。

洞房之前，我已经快站不稳了。

房间里很大，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浓郁的乌木香水味。法蒂玛坐在床边，已经换上了一件丝质的睡袍，银白色的头发散下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居然有几分说不出的温柔。

她拍了拍身边的床垫：“过来。”

我靠着门框，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我看着她，看着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看着那张松弛的、布满了深深浅浅皱纹的脸，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端起桌上的威士忌，又灌了一大口，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咚”的一声栽倒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假装发出了鼾声。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我感觉到她靠近了，那股乌木的味道更加浓烈。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叫了几声我的名字。我继续装睡，鼾声打得越发逼真。

又过了一阵，她叹了口气，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条毯子，动作缓慢地盖在我身上。然后我听到她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越来越远，接着是阳台门被推开的声音。

我偷偷睁开一只眼，看到她佝偻着背站在阳台上，手里举着手机贴在耳边，声音很轻很轻，但我还是听到了。

“没事的，妈。”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三十来岁，可能是她的儿子，“他就是个为了绿卡的外国人，你还指望他真心待你？”

法蒂玛沉默了很久。夜风从阳台灌进来，吹起她睡袍的下摆，她看起来那么瘦小，几乎要被风吹倒。

“我知道。”她说，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可是……我从香港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被谁抱过了。”

她的声音碎在那个瞬间，像一片枯叶被踩碎。

“十二年了啊。”

我猛地闭上眼，感觉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被狠狠攥了一下。胃里的酒开始往上翻涌，但不是因为酒精，而是因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自我厌恶。

我翻了个身，把脸更深地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沾满了我的眼泪，咸的，跟迪拜这座城市一样。

法蒂玛还在阳台上讲电话，声音越来越小，逐渐被外面的车流声盖过。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晚的威士忌没能让我醉，但她的那句话把我灌得烂醉如泥。

十二年了，她说。

我为了绿卡，买了一张婚姻的船票，却在登船的那一刻才发现，船上坐着的不是一个交易对手，而是一个等了十二年、只想被人抱一抱的老人。

可笑的是，我依然没有走过去抱她。

因为我怕一旦抱了，我就再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为了绿卡，还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后者，比前者要可怕一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