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四岁那年，我妈第一次把麦克风塞进我手里。那是一个模糊得不像真实的圣诞节，紫色地毯的讲台，乐队在右边，左边是搭了一半的马槽布景，她和唱诗班指挥站在我面前，教我张嘴，教我笑，教我像一只被驯好的鸟。
记忆里有时有其他唱诗班的人走动，有时空无一人，有时有人爬在梯子上调那串从阳台栏杆垂下来的彩灯。我记不清究竟是哪次排练，只记得那栋楼、那个台，还有一百次被推到台上的自己。那些画面像雾一样，一用力看就散掉，却从没真正消失过。
那是表演的开端——一首歌，一个被要求对观众微笑的指令，一次我母亲代我接收所有赞美而我站在一旁像只被训练好的动物的经历。我不记得听过多少次别人当着我面夸她：“才这么小就能不走调，不怯场，让唱就唱，太厉害了。”那些赞美从头到尾没有一次是看着我的眼睛说的。它们是给我母亲的，就像在夸一只鹦鹉会说人话，夸的是驯它的人手艺好，跟鹦鹉本身没什么关系。
在那个福音派小镇上，孩子从来都是财产，训练得越好，财产的估值就越高。没人明说，但那种被物化的感觉，我打记事起就能感受到。我被当成一件被展览的商品，而我妈是那个得意的拥有者，带着一只不会出错的鹦鹉四处展示，却从没问过这只鹦鹉想不想开口。
我常常想对那个四岁的自己说：撒泼吧，尖叫吧，踢人、骂人、咬人，闹到方圆一条街的大人都知道这孩子失控了。那才是我唯一应该给出的回应。如果我当时在台上发了脾气，让母亲当着众人的面难堪，哪怕只是一点点丢脸，她或许就不会那么毫无顾忌地一次次把我推上舞台，逼我跳她教的那支舞。她会留下一个念头——这个孩子可能会在任何一场展示里突然不配合，让她在全教会面前抬不起头。谁又愿意让自己的独生女变成一场不可控的笑话呢？
可是那一切从来没有发生。我没有闹，没有叫，没有让任何人觉得这只鹦鹉有反抗的念头。我只是安静地接过了麦克风，从此学会了站在不属于自己的灯光下，替另一个人完成被赞美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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