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如果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遇害，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后来的局势会有哪些重大变化呢？
1931年9月19日的奉天城还笼在晨雾里，满洲国宣布成立的电报却已悄然传遍各地。一纸公报，逼得丢了故土的张学良率十几万残部辗转西北，一句“勿忘九一八”写在军旗下，也埋下了五年后风云突变的种子。
北上途中，东北军遇见了正在长征尾声的红军。一个是失土的旧军阀，一个是被围剿至极的革命武装，彼此都在沙场浮沉，才懂得“内战止于外侮之前”绝非口号。可就在他们握手言和的同时，南京却紧锣密鼓筹划“剿共西进”。1936年冬，蒋介石披着大衣抵达西安，军号声里写满了肃杀。他自信东北军和西北军不过“驯顺之马”，让步只是权宜，终究要为“剿共”而战。
12月12日拂晓，古城西安炮声惊裂晨曦。蒋介石在临潼被扣，密电像雪片一样飞向南京、太原、桂林、东京。一个年轻的报务兵喘着气冲进参谋次长办公室：“报告！西安来电，‘校长被扣’……”何应钦手一挥：“调兵，先围城再说。”沙发上的宋美龄放下茶盏，“枪口先别向内，谈谈未必不好。”短短几句话，道破了南京高层的分裂与焦躁。
此时的国境线上，日本关东军正把铁路修到山海关外。东京参谋本部的传真机里，一段话异常刺眼：“华北形势大好，速定干预方案。”侵略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中国中央霎时群龙无首，北方平原就是囊中之物。蒋介石若死，南京必生继位之争。广西、云南、两广自成系统；晋绥、川康各握兵权；汪精卫一向窥伺中枢；法币尚未统一，军饷半靠外贷。军费吃紧之际，再添内哄，日军仅需“扶持”一两个地方实力派，就能将华北彻底摘走。
与南方摇摆相对，延安气氛却显得热烈。红军大学的土炕上，灯火缭绕。有人激动道：“此时不除蒋，更待何时？”灰呢子大衣的警卫员抿嘴，却被身旁老战士拍拍肩：“年轻人，枪毙一个人容易，换得来天下太平吗？”毛泽东随后走进，展开一张略显油渍的地图：“倘若再乱下去，日本就一路南下；那时，谁来抗这场战？谁给咱们时间整军？”他语调平缓，却句句直指存亡。
在西安，张学良昼夜与中共代表、高层使节往返斡旋，一边稳住杨虎城的激愤，一边拖住南京的远征军。杀与不杀，其间不过一触。张曾私下抱怨：“若真把他了结，我还算条汉子。”中共使者只回一句，“汉子该先让鬼子怕咱”。这一回合的外交与心理战，比枪炮冷却要难得多。
放眼南北，蒋介石的身份远不止“剿共总司令”。关税、借款、驻外使馆、国际会议席位，都以国民政府名义存在。苏联的物资抵秦岭，需对口签字；德国的军事顾问团，也只认南京戳记。倘若蒋在西安殒命，国号还在，领袖却失，谁来接收这些政治资源？阎锡山？李宗仁？一张桌子上摆满空椅子，外援自然打折，日军则趁虚而入。
更棘手的是财政。1936年国府预算近八成投向军事，换银票还得靠“孔宋财阀”同上海银行界周旋。蒋的死意味着中央信用崩解，地方军阀为保银根各印私钞，一夜之间纸币成废纸，军需链断裂，抗战谈何容易。放眼欧洲同年西班牙内战烽烟，列强对碎片化政府的态度尽人皆知，中国若步后尘，后果不难想象。
与此同时，红军在陕北仅余三万人马，枪支弹药匮乏。即便暂时夺得西安，也难以吞下亿万生灵的衣粮门票，更别提长江以南还有几十万中央军严阵以待。兵法有言，“伐谋为上”，先合后战，借势再图发展，方能以小博大。于是，“延安——西安——南京”的电报线，一日数次闪烁。最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身披大衣，踏出华清池。历史的齿轮并未停止，只是调了方向。
半年后，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面抗战序幕。西安事变的和平收束，使华北虽危而未决裂，使延安赢得喘息，也让国际社会得以继续把物资拨向中国这个“合法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有了顶梁柱和发电机。倘若那年枪声真在临潼响起，中国大地很可能重回军阀混战的旧梦，而日本的铁蹄恐怕早已踏上秦岭以南。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留给当时中国人的时间，本就只剩那短短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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