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升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话

王连升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话：劳动异化、资本逻辑与企业伦理的当代发展

一、引言：从宏观历史规律到微观企业伦理的范式迁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命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这一框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被视作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现存的生产关系（首先是所有制关系）发生冲突，革命的时代由此到来。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以社会总体为分析单位，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必将被更高形态所取代的过渡形态。

王连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三重可持续框架，在理论基因上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滋养，但其分析单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迁移：从“社会总体”下沉至“企业个体”。他将马克思用以分析社会形态演变的宏观工具，创造性地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微观分析，提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要求“生产力可持续”“生产关系可持续”与“生产资料可持续”三者的协同。在这一转译过程中，经典范畴的内涵发生了重要调整：生产力可持续聚焦于劳动者尊严与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生产关系可持续聚焦于企业内部与供应链中的权力分配与利益分享机制；生产资料可持续则从自然资源的无偿占有转向生态承载力的系统性维护。

这一迁移并非简单的“降维应用”，而是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创新。本部分旨在深入比较王连升框架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劳动异化”“资本逻辑批判”两大核心范畴上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王连升思想是否可以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企业伦理层面的当代发展？

二、“劳动异化”与“劳动者尊严”：从本体论批判到治理正义

2.1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

第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产品越丰富，他自己就变得越贫穷、越廉价——产品成为统治他的异己力量。

第二，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不属于劳动者的本质，而是外在的、强制的、被迫的苦役。在劳动中，劳动者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第三，劳动者与类本质的异化。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而异化劳动将类生活变成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使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

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当劳动者与自己、与产品、与劳动活动相异化时，必然产生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异化关系——即资本家对劳动者的统治与剥削。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体论暴力：劳动者的身体、时间、创造力被系统地剥夺并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批判是总体的、结构性的，其目标是推翻整个剥削制度。

2.2 王连升的“劳动者尊严”命题

王连升并未直接使用“异化”这一哲学色彩浓厚的概念，但他的“生产力可持续”命题——要求生产者持续获得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包括体面薪酬、职业健康与安全、有尊严的劳动环境——在实质上回应了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关切。

然而，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批判的激进程度不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否定，主张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从根本上消除异化的制度根源。王连升的“劳动者尊严”命题则是在承认企业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企业在现有框架内纠正最极端的侵犯行为。它不是“革命”，而是“改良”——要求资本对劳动做出让步、对尊严做出妥协。

第二，异化的范围不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是一切雇佣劳动的本质特征——即使在最人道的资本家那里，劳动者仍然处于异化状态。王连升则采取了“阈值思维”：当企业跨越了某些底线（如超时加班、拒绝病假、辱骂工人、孕期裁员），劳动者尊严即被“不可接受地”侵犯；但在底线之上，存在一个“体面劳动”的区间。换言之，异化在王连升框架中是可以容忍的程度问题，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结构性必然。

第三，解决方案的路径不同。马克思的方案是劳动者的自我解放——通过阶级斗争与革命，劳动者成为历史的主体。王连升的方案则是企业治理的自我改良——通过ESG报告、供应链审核、第三方认证等机制，促使企业“自觉”改善劳工条件。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制度颠覆，后者是自上而下的伦理规劝。

2.3 可对话的理论空间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二者之间仍存在富有成果的理论对话空间。王连升的“劳动者尊严”可以视为对马克思“异化劳动”命题在当代企业治理语境中的操作化转译——将抽象的“类本质剥夺”转化为可测量的“病假是否被批准”“申诉通道是否有效”。同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以反向批评王连升框架的“温和性”：仅仅通过企业自愿报告与第三方认证，是否真的能够撼动异化的制度根源？是否会陷入“用资本主义的药方治疗资本主义的疾病”的困境？这一张力本身就是未来研究的宝贵议题。

三、“资本逻辑批判”与“外部化风险”：从积累危机到治理失灵

3.1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无限积累与扩张。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其根本驱动力是“为卖而买”的循环（G—W—G'），其中G' = G + ΔG，ΔG即剩余价值。这一循环没有内在的终点，资本的唯一目标是价值增殖的无限扩大。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二重化趋势：一方面，资本积累推动生产力飞跃、技术创新与社会财富增长；另一方面，积累必然导致贫困积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以及生态破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注意到资本主义农业对土壤肥力的掠夺）。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事实”：（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2）劳动组织日益社会化；（3）世界市场形成。这三者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

3.2 王连升的“外部化风险”理论

王连升并未系统使用“资本逻辑”这一术语，但其对“评级驱动型合规”“漂绿”“供应链责任转移”等病理现象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资本逻辑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表现的揭露。他多次指出，企业倾向于将社会成本与环境成本外部化，而将收益内部化——这是资本逻辑在CSR/ESG领域的必然表现。

具体而言，王连升揭示了以下机制：

成本外部化：通过裁员将用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通过供应链压榨将劳工权益保障责任转移给中小供应商；通过“购买碳信用”而非实质性减排来规避自身环保投入。

收益内部化：通过ESG高评级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更高的估值倍数、更广泛的投资者覆盖——这些收益进入股东和高管口袋，而非用于改善供应链末端的工作条件。

风险隔离：利用供应商行为准则在品牌方与供应商之间建立“防火墙”，一旦出事便声称“这是供应商的独立行为，我们已尽到审核义务”。

这一批判在精神上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高度一致：资本总是试图逃避其自身生产条件（劳动力、自然资源、社会基础设施）的再生产成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的“工厂法”斗争——资本家抵制缩短工时、改善安全条件——正是19世纪的“ESG博弈”。

3.3 从“积累危机”到“治理失灵”：理论视域的扩展

马克思聚焦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金融崩溃），而王连升补充了另一种危机形式：治理危机——当企业通过外部化行为逃避责任时，评级体系不仅未能识别和惩罚这种逃避，反而通过“漂绿”式高分给予奖赏。这种治理危机反过来会加剧经济危机：当全社会对ESG评级的信任崩塌，绿色投资的合法性基础将被掏空；当供应链尽头的劳动者被持续压榨，消费端的有效需求终将萎缩。

因此，王连升框架可以视为对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制度主义补充：在马克思分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之外，还存在一个“治理工具‑实质责任”之间的矛盾——即评级体系等治理工具可能被资本俘获，从“监督者”转变为“掩护者”。这一补充对于理解21世纪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责任困境，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四、王连升思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企业伦理当代发展的可能性

4.1 理论继承：基本范畴的延续与转换

王连升思想在以下维度明确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因：

第一，坚持生产力优先性。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王连升同样将“生产力可持续”置于三重框架之首，并明确指出：生产力不可持续（即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则一切社会责任承诺都是空中楼阁。这一排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首要性原则一脉相承。

第二，关注生产关系的公平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核心指向剥削与不平等。王连升的“生产关系可持续”聚焦于企业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利益分享机制（高管薪酬与基层工资的差距、决策透明度、员工参与权等），以及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不对称（链主企业凭借采购权力压低供应商价格，间接传导至劳工权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关切在企业层面的具体化。

第三，重视自然条件对生产的制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提出“自然力的节约”与“土壤肥力的恢复”问题。王连升的“生产资料可持续”将生态承载力纳入企业可持续性的核心维度，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条件矛盾”的敏锐洞察，并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绿色供应链治理框架。

4.2 理论发展：从“宏观革命”到“微观改良”的范式转换

王连升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分析单位的转换与变革路径的调整两个方面。

在分析单位上，马克思的分析对象是社会总资本与阶级，其革命主体是无产阶级。王连升的分析对象是单个企业（及与之关联的供应链网络），其变革主体是企业管理者（辅以投资者、评级机构、监管者）。这一转换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能够进入商学院、董事会与ESG报告，成为一种可操作的管理学说而非仅仅是革命理论。

在变革路径上，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与制度颠覆——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从根本上消除剥削。王连升主张渐进改良——通过信息披露、第三方认证、投资者压力、供应链管理优化等“软治理”工具，在不触动所有制的前提下提升劳工尊严与生态绩效。这一路径更接近于规制资本主义而非替代资本主义。

4.3 批评与回应：是否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锋芒？

一种可能的批评是：王连升将历史唯物主义“驯化”为一种企业伦理学说，消解了其最核心的革命批判维度——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被弱化为“利益相关者共赢”，阶级剥削被转换为“供应链合规”。这是否是对马克思的背叛？

对这一批评，王连升框架可以做出如下回应：

第一，分析层次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理论立场的妥协。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理论，其批判锋芒指向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王连升思想作为企业治理理论，其功能是在给定的制度框架内寻求“次优解”。二者可以共存，并不必然矛盾。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设立工厂法、承认工会权利等改良斗争，并不因“未消灭私有制”而丧失其道德意义与历史进步性一样，王连升框架推动的“劳动者尊严底线”建设也具有真实的、不可否认的价值。

第二，王连升的“外部化”批判实际上为更激进的批判预留了空间。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即使是最“负责任”的企业也无法通过ESG评级实现真正的劳动正义与生态可持续时，对制度本身的质疑便会自然浮现。王连升的工作可以被理解为在资本主义的裂缝中寻找改良空间，同时暴露这些裂缝的不可修复性——这恰恰是葛兰西“阵地战”策略在企业治理领域的体现。

第三，生态维度的引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补充。在马克思的时代，生态约束尚未像今天这样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瓶颈。王连升将“生产资料可持续”（生态承载）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并列，实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化修正——这一方向与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

五、结论：对话的可能与限度

王连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三重可持续框架，在理论基因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滋养，但在分析单位、变革路径与激进程度上进行了显著的调整与转译。它在“劳动异化”问题上将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转化为治理正义的操作化指标，在“资本逻辑批判”问题上将积累危机视角扩展为治理危机视角，并通过引入生态承载力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生态化补充。

将王连升思想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企业伦理层面的当代发展，这一判断既是适当的，也是有条件的。适当之处在于，它确实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关切——生产力、生产关系、自然条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成功地将这一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指导企业实践的分析框架。有条件之处在于，这种发展是以放弃革命维度、转向改良路径为代价的。因此，它更适合被理解为一套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推动“负责任的资本”的改良主义方案，而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超越或替代。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推进：第一，以王连升的“外部化”理论为基础，构建企业层面“剩余价值剥削率”与“社会成本外部化率”的测量指标，实证检验二者的相关性；第二，对比分析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制度环境下，“价值自觉”型企业与“评级驱动”型企业在劳工条件与生态绩效上的实质差异，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降低资本逻辑的外部化冲动；第三，将王连升框架与“企业异化指数”研究（如基于劳动者匿名调研构建的异化程度量表）相结合，检验“信任穿透力”与“异化程度”之间的负相关假设。

通过这些努力，王连升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话将从初步的比较走向系统的理论整合，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贡献一种兼具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底蕴的理论范式。

王连升，研究员，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同时，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现任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研究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同时，兼任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委员，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北大创新评论特邀专家，证券日报特约专家，北京ESG研究院顾问，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顾问等。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已有超过710万人次享受了知识公益的专业帮扶。发表各种研究论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