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如意缺乏支持者且刘邦当时面临诸多掣肘力量故其无法废长立幼

皇位继承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传承延续的重要制度，是“家天下”政治生态存续发展的基础。西周时期确立宗法制度，为政治继承权奠定了基础，后嫡长子继承成为皇权政治制度的首选。若嫡长子早夭，皇位继承的政治斗争便一触即发，而后衍生出兄终弟及、藩王入继的皇位继承权制度。秦末天下大乱，楚汉之争后，刘邦（前256年/前247年——前195年6月1日）新立汉朝，这样的政治困境“如约而至”。

类我：刘邦的两重身份

据谭平统计，中国古代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占皇帝总数的五分之二。

展开汉初皇位继承权讨论前，有必要对继承权潜在人员进行分析。刘邦共8子，“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次淮阳王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刘肥为外妇曹氏所生，依宗法制无直接继承权。依年龄次序，首先是嫡长子刘盈，次刘如意。常态政治继承序列里，除刘盈外，其余似乎很难进入，而代王入继为帝，是经历了特殊的政治事件。

汉高帝元年（前206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返定三秦，派薛殴、王吸往沛县迎家属。后楚、汉进入相争阶段，项羽“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彭城之败后，刘邦于“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选择此时立太子，一是稳定军心，特别是大败之后重新整合兵力，确立继承人是安抚群臣的有效手段。“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二是宣示对关中地区的合法占领及统治，任萧何为相辅佐太子。“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祠之。”依“帝年五岁，高祖初为汉王。二年，立为太子”，可知刘盈6岁为太子，而长子刘肥是外妇之子，自不必考虑，且亦未在关中。

刘如意为刘邦第三子。《史记》载：“是后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赵王分封为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年10岁。施丁认为十是七之误，娶戚夫人时间为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又依孕妇周期为断。 又见：“ 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依时间与古人虚岁计，其当生于汉高帝三年（前204年）。结合刘邦汉高帝二年（前205年）活动轨迹，有项羽北进齐地，刘邦率兵攻入彭城。 “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外黄紧邻定陶，且定陶位于天下之中，东南可直至彭城。或是此次征伐项羽中，得定陶戚姬，临幸，时值汉高帝二年（前205年）五月，十月怀胎，至汉高帝三年（前204年）生子。 故汉高帝二年（前205年）立太子，刘邦只有一个选择。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登帝位，刘盈为皇太子，是皇位第一继承人。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封长子刘肥为齐王，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十二月，立刘如意为代王，汉高帝九年（前198年）正月，为赵王，领赵、代两地，但并没有到封国，居留长安。

刘邦

那么刘邦易太子的想法起于何时？若言刘如意诞生便使刘邦产生易太子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正值楚汉之争，太子为国之根本，自是不可轻易变动。《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由此可见，易太子的根源实为刘邦“爱屋及乌”的表现。需要了解的是，高祖对二子的性格认识，无论是从父亲的角度还是从皇帝的身份出发，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身份的复杂性会使政治决策中夹杂着多样的变动因素。而作为“类我” 这一特征的判定，同样发生在汉武帝时期，进而出现易太子的风波。《汉书・外戚传上》载：“后卫太子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多过失，宠姬王夫人男齐怀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 ，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犹与久之。”

不过，郑晓时认为刘盈既有主见又能接受劝谏，具有“守成之主”的良好条件，仁弱乃为司马迁曲笔。性格是全方位的，不同视角下的性格特征诠释各不相同，且仁弱之言是形容少年时还是成年的惠帝需要再行区别。此外，从某一视角来看，孝惠“仁弱”的表述相悖于刘邦义气横秋、坚毅能忍的性格。作为父亲，其子众多，易出现偏爱属正常，但作为皇帝，如何通过政治权力手段，内控朝臣，外抚诸王，都是需要一定的性格基础和政治才能的。“常欲废太子”到易太子这一性质转变时期，是在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刘如意封为赵王之后。

《前汉纪》曰：“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争之，不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固争之，上问其状。”荀悦将时间定为汉高帝十年（前197年），周昌当时为御史大夫，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已为赵丞相，此处存在纰漏。《资治通鉴》归入汉高帝十年（前197年）。《西汉年纪》记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六月后。清人梁玉绳认为“尧为御史大夫在十年，太子位已定，安得十二年尚欲易太子乎？通鉴书十年，复考其异”。王叔岷认为汉高帝九年（前198年）为太子之争，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终以确定。 史载：“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这件事的叙述之后，周昌便为赵相，汉高帝十年（前197年），陈豨叛变时已成为赵地的主要掌权者。

另外，这段史料应该是总叙事与分叙事的结合。总叙事是记述了易太子的整个过程，以留侯策止，即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的商山四皓。分叙事是诠释“大臣固争之”中的人物，时间必在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如意封赵王，汉高帝十年（前197年）赵尧代周昌为御史大夫，且任赵相后，不能常居长安，此时尚为御史大夫，故能常陈朝堂。另外就是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叔孙通转为太子太傅，从叔孙通后面的行为来看，若发生在汉高帝十年（前197年），叔孙通儒士风格与身处太子太傅之职，断然不会袖手旁观。 还有，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并无诸侯王生乱，是较为平和的一年。综合分析来看，刘邦第一次易太子时间为汉高帝九年（前198年）正月后。

刘邦

若起因诚如张良言之，“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又是什么原因终绝了作为皇帝的刘邦易太子想法？朝臣反对固然是一大因素，但还有一个原因是较易忽视的，便是“天下事亦为刘家事”。

汉高帝二年（前205年）前，刘盈始终与吕后、刘太公等同甘共苦，待立太子，太公、吕后长期成为楚汉相争的人质，生死之事，如丝如线。至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刘邦为帝，尊刘太公为太上皇。汉高帝九年（前198年），诸侯王皆来长安祝寿，汉高帝十年（前197年）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太上皇崩。若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发生易太子争论，此时太上皇尚在，且对于从小长于身旁的刘盈，自是深受其爱，又何以能不发声？纵然刘邦已为天子，但仍为人子，天下事也是刘家事。此外，若从刘信封侯的事件亦可看出当时刘氏家族活动中太上皇的政治影响力。“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所以，外臣的反对并不是使刘邦改变初衷的直接原因，太上皇的家长制压力才是第一次易太子失败的原因。

不过，经历第一次失败后，刘邦认识到这一现状，任周昌为赵相，望其保全如意母子未来，这体现了一个父亲与丈夫的责任：“居顷之，赵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郄邪？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强为我相赵王。’周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汉高帝九年（前198年）末，随着周昌外任赵相，第一次易太子的帷幕便如此般落下，刘邦初步完成了相应的政治布局，但易太子之事并未完全中断。另外，至汉高帝十年（前197年），随着太上皇的驾崩，代地兵事又起，刘盈、刘如意两个人的太子之争远没有停止，更为重要的是朝中政治势力发生了变动。

太子党的两重身份

如果说第一次是刘邦“类我”的政治试探，那么“再易”便是搅动朝局的政治斗争。但刘盈是如何完成太子之位的攻守？经历第一次风波后，太子一党又将如何继续巩固他们的势力？刘如意又如何去争取这种权力的主动权？首先还需要分析两者不同的政治势力。

吕释之

自刘邦为沛公时，吕氏家族成员已成为汉军的主要力量，后进关中、定三秦、战项羽过程中，皆任军中要职。 《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周吕侯，“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经历了汉代立国前所有战事，长时间担任汉军重要将职。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有不少记载：丁复“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郭蒙“属周吕侯，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入汉”等。从封侯顺序看，“六年正月丙戌封”，是仅次于曹参、夏侯婴等功臣于十二月封罢，第二批次分封的诸侯，足见其在汉初的军事功劳、政治地位。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周吕侯吕泽薨逝，不知道是易太子前还是后？也有考证为汉高帝八年（前199年）吕泽从征韩王信时死。

建成侯吕释之“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吕释之虽无其兄丰厚的军功，但同在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封侯。

另外，便是吕氏族人的兴盛，这点在吕后称制时期广封吕氏诸侯王的数量便可看出。反观戚姬家势力，史籍中记载较少，无明显的军事将领或者朝中大臣来支持。《史记》载：“后五岁，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画，乃抵尧罪，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赵尧因献计保护赵王如意，吕后将其治罪。

除吕后兄长，功臣加外戚身份的还有樊哙。“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从亲属关系上讲，樊哙绝对是支持刘盈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坚强后盾。而功臣掌兵的身份是巩固太子之位的制胜力量。自芒砀山起兵始，樊哙便是刘邦手下的将领，“ 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之后，樊哙跟随刘邦东征西讨，为其冲锋陷阵。鸿门宴上，樊哙为亲兵从行，大胆陈奏于项羽，力保刘邦周全。“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等到刘邦成为汉王，樊哙封为列侯，虽为虚封，但地位尊崇，是萧何之辈无法相比的。

樊哙

“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哙爵为列侯，号临武侯。迁为郎中，从入汉中。”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为帝，樊哙又参与了汉朝廷翦除异姓王的过程。“从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虏荼，定燕地。楚王韩信反，哙从至陈，取信，定楚……号为舞阳侯。”韩信、陈豨、卢绾等相继反叛，樊哙皆以主将或部将身份参与军事活动于第一线。

樊哙虽出身不如韩信、张良等人，为屠狗之辈，但在政治认识上表现出粗中有细的特点：“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郎中守宫门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此事应发生于汉高帝十年（前197年）前。 因为汉高帝十年（前197年）陈豨反后，樊哙始终在赵、代地平叛，且黥布反在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高帝病时，周勃之属不敢强入，樊哙却可随便出入，足见其身份的特殊性。再者，从其言语可察觉若干。他频繁列举平定天下之事，强调功臣集团的存在及重要性，又举赵高的例子，一方面，防止私定刘如意为皇位继承人，死无对证；另一方面，通过秦亡的历史，警示、告诉作为皇帝的刘邦，朝堂上存在潜在危险。

刘邦深感樊哙对戚姬母子的潜在威胁，在安排周昌为相后，时刻等待翦除樊哙这一巨大威胁。“其后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至则高祖已崩，吕后释哙，使复爵邑。”虽不清楚是否实有其事，或是刻意安排，但此时刘邦旧病缠身，即使有人告发，也不至于不经审问便立即斩杀。所以从各种角度都能看出，樊哙当时率兵数十万，随时可以进京勤王。

刘邦本意用周勃取代樊哙，既能平定燕地叛乱，也能削弱吕氏集团的势力，进而保护戚姬母子。但深谙权谋的陈平并没有实行刘邦计划。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媭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媭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媭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陈平‍

陈平深知皇位继承权的政治斗争，之所以选择押送樊哙回长安，主要是看出吕氏外戚势力的强大，无意、无力与之抗衡。另外，刘盈亲姐鲁元公主嫁赵王，其虽在汉高帝十年（前197年）被废为宣平侯，但张氏在赵地的威名不减，手下能臣强将较多，势力亦不可忽视。“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外戚朝中势力固然重要，而吕后自身的政治谋略与性格是戚姬无法相比的。且不言刘邦早期流亡时，吕后可以保护刘家大小周全，及至楚汉相争时期，其数为人质，经历生死之事，磨砺出吕后坚毅的性格和成熟的政治谋略。在历经第一次易太子风波后，吕后便主动参与政治活动，力求在具体政治活动中占据主动权。司马迁记为：“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第一次是诛杀韩信。韩信自汉中任将后，带领汉军返定三秦，奠定了汉朝的重要根据地。彭城之败后，其担任汉军北线的军事将领，先后攻克魏、赵、燕、齐等地。平定天下，居功至伟，先封齐，后为楚王。“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对于韩信的军功，刘邦依旧是认可的，故而废其为淮阴侯，后监禁于长安。 汉高帝十年（前197年），陈豨反，“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待刘邦回到长安，“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彭越‍

第二次是族灭彭越。 彭越，楚汉之争据守梁地，南线战略牵制项羽，数次阻断楚军粮道，与韩信、黥布同为汉定天下的三大势力。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封为梁王，汉高帝十年（前197年）“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洛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吕后何以出现在洛阳，很大原因是听闻、知晓彭越被捕，在刘邦宽赦表面下，主动契合汉朝廷翦除异姓王的地缘策略，联合其舍人与廷尉将彭越三族一并屠灭。

两次翦除异姓王的过程，吕后都直接参与策划，足见其强硬且精准的判断力与决策力。而这样的经历在商山四皓出现后，得到刘邦赞许，曰：“吕后真而主矣。”反观戚姬，只是一味依靠刘邦，丝毫没有政治斗争能力，且没有扶持起赵王一党的政治势力。不过，即便如此，吕后仍旧无法终止刘邦作为皇帝更易太子的想法，特别是在太上皇驾崩后，刘邦便开始谋划第二次易太子。

政权与政统：朝臣的反对

汉高帝九年（前198年），第一次易太子时，朝臣便极力反对，除周昌，还有吕氏外戚、樊哙等，另外便是张良介入。

天下大定后，张良从入关中,很少参与政事。《史记・留侯世家》载：“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筴，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张良言中的 “虽臣等百余人何益” ，不明具体有谁，侧面表现出朝臣中的反对势力。 但终究是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定,张良只能建议请出商山四皓来周旋。商山四皓虽至长安，但未立即出现在刘邦面前。第一次因太上皇介入而终止，易太子失败后，刘邦在政治安排上做出一些调整，除周昌外任赵相，便是将叔孙通擢升为太子太傅。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黥布反，刘邦想利用“太子将兵”的方式，用一定的理由废掉刘盈，更立刘如意。 “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但此时商山四皓看出了刘邦的心意：“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

张良

此时张良再次出现，又给了刘邦一定的政治暗示。 “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原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张良入关后很少参与政事，却因刘邦此次出征而强起，还以“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之策昭示天下。此时的内政中，张良、 叔孙通皆辅刘盈，这样的政治势力，刘邦不会没有察觉。若将汉初刘邦功臣集团分类，主要有丰沛起兵、从入三秦、平定天下三类。张良、叔孙通皆为后属，严格讲算不上丰沛功臣集团，代表的是另一股外来派的政治势力。李开元将汉初刘邦集团分为前后二期，依丰沛、芒砀楚人为顶层，次之关内秦人及多国综合势力。若将张良归纳为旧六国势力的代表，那么，叔孙通便可视为前朝遗臣的代表。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刘邦任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太子一党的势力得以强化。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已知命不久矣，易太子风波再起。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

留侯、叔孙通同出，并加之以死相逼，始终没有使刘邦改变初意。《史记索隐》注引《楚汉春秋》曰：“叔孙何云‘臣三谏不从，请以身当之’，抚剑将自杀。上离席云‘吾听子计，不易太子’。”直至商山四皓出现，“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不过，还需认识叔孙通陈词背后的深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

“天下事是刘家事”，可刘家事终归也是天下事。叔孙通以史为鉴，除引晋献公易太子的史实，再一次搬出了秦亡与易太子的案例。汉初，天下初定，功臣与士人都着力避免秦朝衰亡的前车之鉴。叔孙通之言强调在道义礼法上吕后共甘苦与太子“仁孝无大错”的事实。最后从国家层面提出太子乃天下之本，轻易不可动摇，特别是天下初定，群臣盼稳，百姓思安。太史公亦言：“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刘邦‍

李开元认为汉初刘邦的皇权是相对有限的，是一种“共天下”的政治意识，而非秦始皇的绝对皇权。但仔细分析，商山四皓是最后收尾，真正角力是朝中势力的“一边倒”，赵王根本得不到广大群臣的支持。即使此次更易成功，及至刘邦百年之后，这种状态也难以长久。且吕氏外戚势力繁杂，极有可能造成新的历史动荡。所以，宋人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评曰：“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天下士人的代表：商山四皓的支持

外戚、群臣两方势力虽极力共同反对，但及商山四皓至，刘邦易太子风波才算真正平定。蒋波认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但四人又有何魔力，能使已为皇帝的刘邦回心转意。而汉高帝九年（前198年）时，吕后已使人请出商山四皓，何以至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才出面与刘邦会谈？《史记・留侯世家》 载：“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

从史料记载看，张良提出“商山四皓”的建议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需要配合政治发展的需求，才能起到最大的政治功效。因为刘邦只知其名，未见其人，所以需要一个认识、发现的过程。另外，商山四皓的出现只算是政治合力的一个辅助，无法直接成为改变刘邦心意的决定因素，故而张良言其“一助也”。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之后，随着刘邦地缘政治理念的形成与实施，关东地区的异姓王逐渐更为同姓王，天下逐渐平定。汉初百废待兴，民众因战乱逃亡，地无人耕种，农民脱离户籍，商人囤积货物。史载：“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此时刘邦虽名义上登临帝位，但并不是仅有朝中的政治困扰，如何治理天下并将刘氏政权稳定、发展，避免重蹈秦朝覆辙，同样也是刘邦急需面对的问题。 至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二月时，发布诏令，其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即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首先，刘邦调整经济政策，治理原有混乱的赋税体制；其次，从政治身份上，确立抬升士大夫地位为政治文化策略，并下诏招揽其等进入朝局，为新政权提供服务。若搁置其他时间，商山四皓等士大夫的价值或不见如此，而在汉朝初立的历史背景之下，此时的政治地位便更加凸显。徐卫民认为秦末战乱和刘邦在秦末汉初对儒生的态度才是导致四皓归隐的主要原因。从刘邦的数求而不得，再至士人亲自入朝，商山四皓的出现无疑是增强了政府对天下士大夫的吸引力。而此时结合易太子的风波，四皓出现在刘邦朝会之上，作用则更为直接、有效。

商山四皓‍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视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从双方对答内容来看，刘邦对商山四皓的出现是非常震惊的。 而后，四人不断陈述太子已深受天下士大夫拥戴的话语。刘邦数求不得的能臣，太子刘盈却有办法招揽，这是作为皇帝的刘邦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状，所以对于戚姬的央求，刘邦最终也是无能为力。

史载：“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司马迁着意强调商山四皓的政治作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易太子风波发展的内在政治关系。从事件发展的时序看，汉初易太子的风波便至此终结，刘邦很快迎来了个人的终点。

不过，范学辉则认为并非刘邦真无力改换太子，而是他吸取秦亡教训，高瞻远瞩地从汉帝国长远利益出发，违背自己意愿来维护嫡长子继承制。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的政治局面，呈现出内有外戚势力、中有朝臣拥护、外有士人归附的局面，而刘邦又病重垂危，计划再无实施可能。汉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前195年6月1日），帝崩于长乐宫，五月，作为皇位第一继承人的太子刘盈登上帝位，史称汉惠帝。同时，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后，戚姬母子缺少皇帝及丈夫的权力庇佑，随之也迎来了生命的终结。

在他生前，特意写过《手敕太子文》，也就是他写给刘盈的，其中特意提及了这样的话：“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

简单来说，就是刘邦放心不下戚夫人母子，他害怕两人在自己驾崩后就遭遇迫害，所以就希望刘盈到了那个时候，能够出来保护这对母子。刘盈也是尽力去保护了，可是没能成功。

刘如意

刘邦驾崩之后，诸子各自返回封地。《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孝惠帝元年（前194年），赵王如意被鸩杀，其母戚姬被残酷折磨，成为人彘，皇位继承权的争斗彻底结束。赵王薨逝后，周昌“因谢病不朝见，三岁而死”。而刘邦其他诸子及母系，被吕后逐出长安，各归封地。“及高祖崩，吕后夷戚氏，诛赵王，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若再看刘盈即位后对待吕氏的一系列政治反应，整体上皆采取相对妥协退让的态度。不难看出，作为父亲的刘邦是有充分认识的。

汉初外戚势力既成为巩固刘盈太子之位的力量，又在政治发展中滋生出左右政治决策的势力，这为之后吕后主政称制创造了一定的政治条件。同时，汉初所确立的同姓刘氏诸侯王与功臣集团的势力成为汉初政治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的权力矛盾在吕后至汉文帝时期形成了激烈的对抗，影响了汉朝廷的皇权继承制度发展。

吕雉

汉初皇位继承权的波动是中国政治史发展的个案，但从外戚势力、功臣集团、皇帝权力的多方交锋不难看出政治活动在政权初建期所表现的复杂性。对汉初政治形势而言，新政权既要吸取秦亡教训，使之延续发展，又要安抚、平衡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继承权随之成为皇权政治体制下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汇合点之一。“家天下”的皇权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征便是父子传承。统治者选择继承者时，只能在有限人员里选择、对比、分析、判断。如何左右不同政治势力与个人喜好，传承与延续自家天下，既有个人主观喜好的“家族”色彩，又必须以天下之主的身份权衡，这受政治制度结构本身所限定。汉初皇权制度并未形成皇帝集权的结构形态，相权等中央职官鲜少发挥作用，政治核心集中在外戚与功臣集团两股势力中。

皇位继承权的波动之所以易发生在政权初立之时，是因为此时正处于政权交接的敏感期。其一，新立政权既从过去汲取经验教训，又要面对新生政权的存续问题，处在“覆亡、继承、新生”的变革时期；其二，政治制度的内在约束限制，继承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夹杂在变革时期，极易形成制度敏感时期。刘邦、刘彻、刘秀、李渊、朱元璋等王朝建立者或者传承者都无法在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中回避政治行为的流动性。继承权的矛盾始终都是皇权政治制度框架下不同政治行为活动的基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