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游本昌生病住院，孙维世带糖去看望他，游本昌：永远感恩

1961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还带着消毒水味道。刚刚升到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演员游本昌因为浮肿躺在病榻，手背扎着输液针。他正出神地望着窗外残雪未融的枝桠，忽听到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门推开，孙维世穿一件深色呢子大衣，笑着伸手：“我来看你，给你带点甜的。”一包用白纸包好的方糖落在床头，她仿佛递来一份盛大的礼物。那一刻，游本昌心里暗暗记下，“这份情，一辈子都得还。”

认识孙维世，还得把日历往前翻十几年。1945年初夏，太行山的一个小野台上，“解放区青年骨干训练班”汇报演出刚刚结束，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来到后台，眼神明亮，语速快，刚满二十三岁却已在延安文艺界一呼百应。她被称为延安“女儿院”里最会排戏的人，外表柔和，内心坚决。更早的时候，1938年，只十七岁的她在延安窑洞里得到毛主席“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学习”七个大字的亲笔批示，便策马扬尘赶到机场，跟着周恩来奔赴莫斯科。那一去六年，日夜泡在东方大学表演系、导演系的教室和剧场里，背着俄语对白，啃契诃夫、托尔斯泰，也从大雪纷飞的台阶上看清了戏剧艺术的筋骨与血脉。

1946年，她学成回国。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扎进延安的土剧场，后来又参与创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总导演、常务副院长。排练厅里，她的标准只有一个：谁最合适，就把角色给谁。闻惯了论资排辈的老同志起初有些不习惯，可没过多久就信服于她的眼光。1959年，剧院准备复排意大利喜剧《一仆二主》，孙维世在分派名单时把特鲁法尔金诺这个吃力又出彩的主角递到三年前才毕业的游本昌手里。有人小声嘀咕：“让小游顶大梁？”她回答寥寥数语，“他能吞下这个角色。”一句话，盖章。

排戏的日子近乎魔鬼训练。孙维世习惯在凌晨五点把人从被窝里叫起，带到操场“放声”——“台词得顶到天！”她的口头禅，至今仍让不少老演员记忆犹新。有人怕她，游本昌却不怕。因为每次被她一句“再来”叫停后，她会当场示范动作、节奏甚至呼吸，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确；而一旦做到位，她会眯起眼睛略点头，“很好，就这样保持。”这一摇一摆间，年轻演员的信心被注满。最终，《一仆二主》拿下文化部话剧表演一等奖，游本昌借此奠定了舞台地位。往后他塑造列宁、演活济公，皆可追溯到那段炼狱般又充满欢笑的排练期。

游本昌对自己的定位从不局限在主角。那年剧院筹排《大雷雨》，他抱着剧本跑到孙维世办公室，说想演那个没有名字的仆人。孙维世挑眉：“你确定？一句台词都没有。”游本昌只回了三个字：“想试试。”导演没有多问，点头就签了。为了演好这短短几次亮相，他把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十九部译著翻了个遍，又跑到北京图书馆查油画，看俄罗斯农奴的站姿和神情。“龙套也要活成主角。”这是游本昌排练本封皮上的手写标语。演出后观众记住了那条在舞台角落忙前忙后的仆人，甚至有人专门写信到剧院问“那个瘦高个是谁”。孙维世把信递给游本昌，“好好干，明年给你更难的活。”简短一句，胜过千言。

1960年冬，全国进入非常时期，物资紧张，糖更是稀罕。因为连日排练体力透支，游本昌面色浮肿，被医生留下住院。病房里冰冷，药水滴答。孙维世那天要审改一份剧本，白天没能抽身，夜里八点，她提了个小布袋赶到医院。里面是半斤方糖，从供销社排长队换来。她轻声说：“嘴得甜，戏才甜，先把身体养回来。”说完，把袋子塞到他手里便匆匆离开。她并非多言多语的人，心里挂念，却从不虚文。多年后，提起这段往事，游本昌仍感慨，“那块糖一直甜到今天。”

孙维世的严谨不只在排练厅。她给青年演员列了成长台账，今年跑龙套、下一季配角、大后年拿主角；甚至连可能的角色类型和进修方向都写得一清二楚。计划表贴在办公室墙上，谁有进步就向上移动一格。有意思的是，她同样将自己名字列在表格里，还在旁边注了行程：“终身学习，终身实验。”那几年，剧院每排一出新戏，她亲自做翻译、改编、导演，有时连舞美灯光都要插手。有人说她操心过重，她笑答：“戏不怕烫，手得搁进去。”

可惜，命运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并不宽容。1968年，孙维世被错误批斗，次年病逝，年仅47岁。噩耗传来，游本昌正在外地巡演。演出结束，他悄悄绕到后台躲开人群，独自倚着门框流泪——那声“老师”再没机会当面叫出口。后来，他在《济公》中一举成名，许多记者问他如何把疯癫和尚演得活灵活现，他想了想，只说：“演戏就是做人。孙导教过我这句话。”

岁月往前走，可记忆不退场。每逢排新戏，游本昌仍会翻出当年孙维世手写的排练笔记。纸张已经发黄，上头的红蓝铅笔痕迹依旧刺眼：节奏、分寸、动机，甚至某句台词的重音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位已过耄耋的老演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那天病房里许下的誓言——永远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