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杰： 一个当代文化思想史事件与“吾道不孤”费孝通

文 | 陈杰，作者授权发布

首发于“六根”

这是一个当代文化思想史上有长远观念影响的事件：从1983年3月至2003年11月，由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重要奠基者费孝通与港台学者倡导、发起“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海峡两岸暨香港举办八届，历时20年。

20年，正是费孝通从73岁到93岁之间，他亲身参与、直接推动这一系列内地、港台文化研究活动，正值他终生探索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期，其反响至深的论述“文化自觉”“美美与共”“三级两跳”等都在这一时段形成，并在八届研讨会酝酿、展开。

用中国话讨论共同关心文化问题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与学术百废待兴，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恢复重建。1983年，费孝通与李亦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院长）、杨国枢（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乔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李沛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等6人共同倡导并发起了第一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李沛良特别提出，“从1983年开始，连续八届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动议人是费孝通先生。”

费孝通说，当时海峡两岸在政治上还没有正式的往来，如果能开辟出一条学术界的沟通渠道，这将不仅是海峡两岸知识分子共同的愿望，也是民族和国家的幸事。他希望通过研讨会把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联合起来。第一届会议地点最好选在香港，因为他自己去不了台湾。自1983年第一届至2003年第八届20年，研讨会的地点从香港延伸到内地和台湾地区，但遗憾的是，费孝通最终未登上台湾宝岛。

1983年举办的第一届研讨会，3月7日至11日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主办并在该校召开，主题为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体现了华人学者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作用这个大题目的殷殷关切。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在海峡两岸暨香港及其他地区华人学者在中国人的地方会聚一堂，用中国话讨论中国人共同关心的文化问题。对内地学者来说是1949年以来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内地学者代表：费孝通、陈岱孙、梁钊韬、赵复三；香港地区学者代表：李沛良、金耀基、刘兆佳、乔健；台湾地区学者代表：芮逸夫、黄光国、李亦园、庄英章、文崇一、叶启政、萧新煌、杨国枢。从美国前来参会有夏威夷大学的吴燕和等。应邀列席的学者超过百人，5天共举行13次学术报告会，召开了一次“社会科学的现况及发展”座谈会

华人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学科都是西方现代知识的产物，其中的许多理论方法并不适用于对中国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化”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涉及了中国式的研究方法。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社会科学家真正有了一次坦诚、自由、绝无禁忌，而且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非常有意义。

第一届研讨会后，经过三地学者的磋商，提出建立一个以“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为名学术交流平台的倡议，定期每两年在三地轮流举办，进一步研讨如何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分析与帮助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兼顾理论与应用两个层面，每届研讨会有一个主题。内地由费孝通、马戎、潘乃谷为召集人，台湾方面由李亦园、杨国枢、文崇一为召集人，香港方面由乔健、李沛良和金耀基为召集人。

1987年，费孝通第十三次到访江村

从家庭主题出发探究中国现代化变迁

第二届研讨会于1985年11月4日至8日在香港举行，主题是“中国家庭及其变迁”。

家庭是中国社会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同时也是中外学者在探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等各类问题最常用的一个起点。选择“家庭”作为研讨“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这个大议题的第一个主题适当，由此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特色。与会学者通过在不同地区、用不同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说明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变迁，中国的传统家庭发生了重大变化。费孝通用调研基地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简称“江村”）的访问资料连续写了三篇有关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论文，后两篇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研讨会上演讲，题目是《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和《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中，费孝通指出，“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经济基础的改变，这种模式当然也要改变。由于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反馈模式可以说是中国亲子关系的特点。如果以这个反馈模式为基础，加上父系的亲属体系，可以推论出父母和已婚的儿子共同组成的大家庭是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形式。但是事实上在农村里，以江村的具体例子来说，不仅当前，而且过去，大家庭并不是占多数的形式。农村里过去不仅是以扩大了的家庭为多数，而且已有大量的小家庭。从形式上看小家庭在农村中数量的增加是向西方家庭接力模式接近，但是伦理及法律确认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增加了反馈模式的持续力。具体的经济和人口等因素又从不同方向影响着家庭结构的具体变动，正在改变赡养的方式和内容。

在《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中，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项取得重大成就的改革。这项改革是很基本的，必然影响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家庭结构也绝非例外。传统“养儿防老”，依靠儿子的赡养以度晚年的观念开始改变。主干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状态中，凝固力略高于分化力。我们对于中国农村里主干家庭的重要性，在认识上有所增进，同时也看到农村体制改革对家庭结构已造成深刻的影响。

1988年6月14日至16日，由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在香港主办第三届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宗教问题还是伦理问题，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费孝通希望能多采用一些社会科学领域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吸取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有所帮助。

费孝通邀请“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参加本届会议，但梁漱溟因年事过高，行动不便，不易承受车航之劳，特地作了一次录像发言。费孝通在这届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他把梁先生的文化体系论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加以比较，突出了他们的文化整体观。费孝通说，梁先生的思想又一度得到重视并非偶然，因为我们从社会实践中认识到“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从而觉悟到要实事求是，从原有的基础上，采取群众能接受的方法，逐步改革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中国才能存在于现代世界，发展成先进国家，并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秩序。当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给与会者留下一位新儒家代表人物最后音容风采。

第四届研讨会1993年10月11日至18日先后在香港和苏州举行，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也是这个系列研讨会首次在内地召开，主题是“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使得研讨会成为沟通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知识界的桥梁。台湾地区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学者属于公教人员，首次到内地参加学术会议，计有李亦园、庄英章、文崇一、章英华、杨国枢等，海内外的华人学者怀抱着对中国现代化的同一种文化关怀而来，在中国内地用中文讨论中国文化和现代化问题。

费孝通提交的论文是《个人·群体· 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有近于思想自传式的反省，开启了他的晚年学术自述和反思。费孝通认为，“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还要看到人，也就是心态的研究。”“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群居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么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古训指导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献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是今后我们社会学者应尽的责任。”

现代化过程中翻越文化自觉一重山

1997年4月21日至30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第五届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主题是“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本届研讨会实现了向中国台湾地区一岸的延伸，完成了对两岸及香港地区中国知识界的全面沟通。费孝通在香港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并做了主题发言，题目是《人文价值再思考》。

费孝通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创造的东、西关系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被当成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中东方常被当成是传统的、古老的，西方才是现代的、新兴的。这使19世纪东方作为“白种人的负担”的理论进一步“合理化”。产生于西方的一系列“现代化”理论与这种东方观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他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那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各施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隐藏在“现代化”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要以欧美的价值观念来取代其他文化的不同观点，不符合“美美与共”的路子。

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学术人生要翻越的最后一重山。费孝通说， 如果大家能同意现代化是在当代世界中人际关系的新发展，那么也当可以认为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即人类包括学术人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局面的过程。

“美美与共”与中国社会“三级两跳”

1999年11月2日至6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在香港地区、江苏省吴江市联合举办第六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时值费孝通90岁寿辰和我国社会学人类学重建20年。在11月2日的欢庆会上，回到故乡的费孝通说，他从小考试，一直考到大，考到老，自视分数不高。今年90岁，人生大概还有几年，他要争取再增加分数。

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海峡两岸暨香港学者在这一时刻聚会，共同回顾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建设历程，讨论面向新世纪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前景。费孝通为此次研讨会准备了题为《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的主题发言。

费孝通又一次阐述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提出：充分注意、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将是富有建设性的题目，也可以作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入口。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

2001年10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了第七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会议分两段先后在中国香港和台湾两地举办，主题为“科技发展与人文重建”。费孝通出席了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开幕式并做了 《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的主题讲演。他结合个人的研究经历，提出20世纪中国社会“三级两跳”，先后出现三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从现实看，三种社会形态同时重叠并存，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社会形态的形成包含两个大的跳跃，先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三级两跳”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始碰到了文化多元化的大问题。

费孝通认为，在人文重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受外国的方法甚至经验，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决定。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相应地，在我们这些以文化自觉、文化建设为职志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来说，也要主动确定自己的学科发展方向。

2003年11月16日至19日，上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在上海联合主办主题为 “文化的差异与共存”的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这届研讨会上，费孝通提交的论文是《对文化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主动承担起认识自己的文化及其定位、认识不同的文化及展开跨文化对话的任务。

费孝通说：人们时常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当成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看。其实，“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100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我到了耄老之年,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用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

费孝通在给会议的信中说：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学者在一起，用中国话讨论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文化上的交流是政治上统一的一个步骤。20年后的今天政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香港回归了，大陆更加开放，台湾统一的希望越来越近，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更加频繁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美好的全球共同体一定会出现，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新机构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行行重行行，晚年费孝通留下一路文化考量，一派学术思想，一种治学精神。回望20年举办“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所体现的思想脉络，费孝通在第七届研讨会上说，“这个系列性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是使我们的短暂生命融汇于久远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我晚年所做文化反思的过程中，这个研讨会给了我很大的鼓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常有‘吾道不孤’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