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7月17日拂晓，上海龙华刑场枪声乍起。应枪决令伏法的陈亦川并非显赫人物，却在14年前导演了暗杀“斧头帮”首领王亚樵的密谋，这桩旧案自此算是尘埃落定。
时间回拨至1936年9月20日，广西梧州。王亚樵刚踏进租来的小院，迎面而来的不是熟悉的笑脸，而是一阵密集的枪声。五弹三刀，擅长持斧索命的“民国暗杀大王”就此毙命，陪葬者还有他宠溺已久的情妇婉君。消息传到上海，江湖侧目，汪精卫拖病叹息，戴笠却长舒一口气。
谁能想到，这场伏击的开端要追溯到十多年前的上海滩。那时的王亚樵，出身安徽歙县，屡败屡战，靠“斧头”立威，三堂口子弟以劈柴刀作标志，劫巨商，打土豪，脾气火爆，心思却细密。1920年代的法租界、公共租界，到处是他留给同行的“刀口警告”。
1932年4月29日，上海日租界虹口公园烟雾四起。日军大将白川义则被尹奉吉投出的“水壶炸弹”炸成重伤，终在5月26日不治。外界只知行凶者自称“韩国义兵”，却不知幕后策划正是王亚樵。沈醉后来回忆：“魔鬼怕王亚樵。”这句半带调侃的赞叹，在军统圈子里几乎成了共识。
白川事件后，日本人咬碎钢牙，奈何搜不到线索。蒋介石更坐立不安——因为王亚樵的名单里，他和汪精卫、宋子文赫然在列。1935年南京国民党六中全会前夕，王亚樵手下将枪口瞄准了合影台，结果子弹错位，汪精卫胸口中弹，蒋介石侥幸逃过。自此，悬赏从10万大洋骤升至100万，大特务戴笠被迫挑起擒王重任。
戴笠并非不知这位师兄的厉害，偏偏命令来自最高层。王亚樵当时栖身香港，手中护照、路条样样齐全，还与警署长亨利来往频繁。戴笠潜入香江刚落脚就被以“扰乱治安”关了两天，狼狈不堪。压力山大的他急需新思路，这时陈亦川出现了。
陈亦川出身浙江，1930年投靠军统，心狠手辣却从未大张旗鼓。此番他献上一计：围猎王亚樵的“要害”——女人。王亚樵风流成性，尤其宠爱余立奎的小妾婉君。碰巧，余立奎和陈亦川是同乡。陈亦川安排人将余立奎秘密拘押，再以“高官厚禄”“重用王先生”的名义诱惑婉君。涉世不深的女子信以为真，承诺劝情郎出山。
于是有了那通送往桂林的密电，也有了梧州小院的伏兵。王亚樵原本机敏，非常人能近身，偏偏此刻被情字所困，踏入死局。埋伏的二十余名特务并无惊人武艺，却凭近距离火力解决了一代枭雄。婉君当场被灭口，梧州三日内人心惶惶。
枪声停歇，陈亦川自信收网有功，不料奖章没领到，戴笠只丢下一句“另有重任”便将他派回上海潜伏。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入城，军统上海站被迫就地潜藏，陈亦川自此化名“周文庆”，在法租界一带做起小生意，暗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随后的一年，公安机关频频出击，破获暗藏的保密局网点。1950年3月，上海站站长刘葆珊被捕，审讯中供出一串地下名单，却唯独不见陈亦川。线索一度中断，直到南京方面抓获嫌犯姜深义，提到：“陈亦川与报务员申少珍同居，近年常出双入对。”这句话成为突破口。
调查员调阅旧档，看准申少珍曾在南京邮电局登记，又在戏班挂名。追查数日，终在江宁县一座茶楼外将其按下。申少珍自知难逃，当夜招供：陈亦川栖身法租界霞飞坊一间僻静洋楼，假装经营古董。几小时后，警方包围该处，陈亦川举枪反抗，被当场击伤擒获。
再审过程中，他对策划梧州伏击供认不讳，却对“两个女人”只字未提。庭上有人问：“你为何不逃台湾？”他苦笑：“功高震主，谁肯给船票？”法槌落下，离王亚樵遇刺整整十四年零十个月，报复与背叛的连环终告断裂。
王亚樵死于情，陈亦川败在情，历史的转轮在相隔十余年后将二人一并碾过。江湖传言就此画上句号，留下的是沉甸甸的档案与斑驳的旧报纸，再无人敢轻言“暗杀大王”四字，却记得那两声回荡在虹口公园与龙华刑场的爆炸与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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