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保护孩子等于剥夺他们成长的权利

（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保护孩子的最高境界，不是替其拆除所有让他不舒服的“栏杆”，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在“栏杆”之间行走。

　　□ 郑金雄

　　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最近经历了一件事。一个小学生家长在直播连麦中向她咨询，说孩子在学校遭遇了“校园欺凌”。沈教授耐心追问40分钟，请对方举出最严重的例子。家长说了两件事：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了嘴，互相推搡了几下。因为这两件事，这位母亲已经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

　　沈教授当场判断：这不是欺凌。她给妈妈的建议是：你要跳出受害者的角色。

　　家长不服，转头开始举报沈奕斐。先举报侵犯隐私——但直播已做变声处理，没有泄露任何信息；再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沈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沈奕斐被要求连日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正常工作完全无法开展。她无奈地说：“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做错了什么，是扛不住了。”

　　好在复旦大学没有息事宁人，按程序调查后还了沈教授清白。但这件事真正让人不安的，不只是一位知名学者被骚扰了两个月的经历，而是那上千条评论区留言，来自基层一线教师的委屈与沉默。有人被无理家长举报到失眠，有人为了不惹麻烦只能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明明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寒透了心。

　　这件事像一个切口，让我们看到了当下教育生态里一个被反复讨论却始终无解的老问题：举报被滥用了。举报滥用、教师寒蝉效应、家校信任崩塌、制度不完善……这些角度每一个都切中要害，被反复讨论，极具价值。但我想把目光投向两个同样重要却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当“零成本投诉”的链条不断延伸，谁在真正承受最隐秘也最深刻的后果？以及，这种“举报文化”如何悄然完成它的代际传承？

“感觉委屈”不等于“遭受侵害”

　　在讨论孩子的代价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认知层面的基础问题。为什么那个家长会如此确信“没分到零食”就是欺凌？很可能因为她把自己的感受当成了事实认定的全部依据。

　　法律上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侵害，从来不是靠“我感觉”。刑法要求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四个要件齐备，缺一不可。民事侵权也要求行为、损害、因果关系、过错四个要素。哪怕是教育领域认定校园欺凌，通常也要求一方在年龄或身体上具有优势、主观上具有蓄意或恶意、行为上存在反复欺压、结果上造成持续身心伤害。

　　“没分到零食”和“互相推搡了几下”——这些连欺凌的门槛都摸不到。它们是儿童社交世界里的日常摩擦，是孩子学习与他人相处过程中绕不开的磕磕绊绊。

　　但极端“受害者逻辑”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跳过了一切构成要件的判断，直接以“我委屈”作为事实定性的充分依据。在这个逻辑里，感受就是证据，情绪就是事实。更麻烦的是，当家长把这种逻辑贯彻到举报、投诉、报警系列行动中，她实际上是在用行政和司法程序为自己的主观感受背书。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少被讨论的现象，很多家长并不清楚，举报也是有“门槛”的。举报教师体罚，至少需要描述时间、地点、行为方式、伤害后果等基本事实；举报校园欺凌，至少需要说明行为的反复性、力量的不对等性、伤害的具体表现。没有这些基本要素，举报本质上只是一种情绪宣泄。但在许多情况下，举报受理机制很少在入口处作这样的甄别。结果是，只要是举报，就要启动调查；只要启动调查，就要消耗被举报人大量精力。至于举报内容是否站得住脚，那是调查之后的事。

　　这相当于给了每一个家长一把无成本启动调查的钥匙。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把钥匙在不知不觉中，被递到了孩子手里。

如果下一代成为“投诉依赖者”

　　这是目前所有讨论中最大的盲区。我们都在说“最终受害的是孩子”，但很少有人具体分析孩子到底是怎么受害的。除了老师不敢管导致的学习质量下降，还有更深层的人格与社会化伤害。

　　许多孩子正在失去解决社交冲突的基本能力。沈奕斐事件中，那个家长替孩子作出了一个危险的示范：遇到摩擦，不必尝试沟通，直接举报。而正常的成长路径应该是：孩子感到了委屈，自己尝试去沟通，或者与大人讨论、商量处理思路……但“举报型”家长跳过了这些步骤，让孩子习得一种逻辑——“任何让我不舒服的事，都是别人的恶意，都可以找权威来替我惩罚对方”。这不是保护，这是剥夺孩子容忍挫折的机会、区分善恶的判断力、独立解决冲突的能力。

　　与此同时，孩子正在被塑造成“职业受害者”。在这种家庭里，孩子很快就明白，只要说“老师不好”“同学欺负我”，妈妈就会为孩子冲锋陷阵，给孩子更多关注。于是孩子可能有意识放大甚至编造委屈。心理学称之为“次级获益”，即受害角色本身带来了好处。

　　更进一步看，孩子的道德判断永远停留在他律阶段。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儿童的道德判断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过程。但“举报文化”将孩子锁定在他律阶段，他不需思考“对不对”，只需思考“能不能告”。是非标准不再是是否伤害他，而是能否找到权威惩罚对方。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往往缺乏独立判断，总期待外部权威替自己做主。

　　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恰恰在培养最脆弱的孩子。正常的社交摩擦，比如被拒绝、被冷落、被推搡……这些本是孩子学习情绪调节、换位思考的天然课堂。但家长用举报摧毁这些课堂，孩子便永远失去练习机会。结果是孩子变得异常敏感，任何不如意都引发强烈被侵害感；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依赖成年人；他们的人际关系充满对抗，因为他们从未学会合作与妥协。最“护犊子”的家长，培养了最无法适应社会的孩子。

　　最隐蔽的循环在于“举报文化”的代际传承。当一个孩子从小目睹父母动辄举报，从“没分到零食”到“教授说了不中听的话”，其会内化一种处世哲学——举报是解决一切摩擦的标准程序。社会学习理论早已揭示，儿童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构建自己的行为库。当孩子长大后成为家长，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孩子的老师。这种代际传递比任何制度缺陷都更难根除。我们正在面对的可能不是一场孤立的家校冲突，而是一个正在自我复制、自我强化的文化循环。“举报文化”就这样悄然完成代际传承，让家校关系在一代又一代的互相防备中持续恶化。

不要替孩子拆除所有“栏杆”

　　制度层面的改进当然不能回避，但制度只能治标。真正治本的，是家长认知层面的更新。每一个家长都需要明白：孩子的不愉快不等于他人的恶意。儿童社交世界里有大量的摩擦、误会，把一切都解读为“欺凌”，会让孩子失去学习的机会。举报也不是处理一切不满意的万能钥匙，它是监督严重违规行为的最后防线，而非发泄情绪的出口。滥用举报，最终伤害的不是老师，而是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保护孩子的最高境界，不是替其拆除所有让他不舒服的“栏杆”，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在“栏杆”之间行走。

　　回到沈奕斐事件。那个举报她的家长，也许真的觉得自己在保护孩子。但她没有意识到，当家长动辄举起举报的“大棒”时，孩子失去的不仅是一个愿意管教的老师，还是容忍挫折的机会、分辨善恶的判断力、独立解决冲突的能力……是整个学习如何做人的成长过程。同时，他还接过了一根无形的接力棒，把遇事就举报的思维模式带进下一代的教育场景。

　　这，才是“举报文化”真正让人痛心的地方。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孩子，如果我们的保护最终让孩子变得更脆弱、更依赖、更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保护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沈奕斐“硬刚”无理举报，值得尊重。但比“硬刚”更难的，是让每一个家长都能想一想：当我按下举报键的时候，对孩子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任何制度修补都更重要。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