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金超6000的老人多吗？两次同学聚会后，我算看明白了

今年三月份，我正式退休了。

办完手续那天，人事小刘把退休证递给我，笑着说了一句“李老师，以后享清福了”。我接过那个红本本，翻开来看了两眼，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三十八年，从知青返城进厂到后来厂子改制变成公司，我在这家单位待了整整三十八年。车间的机油味、食堂的馒头香、传达室老周的烟袋锅子、每年年底发年货时乱哄哄的走廊——这些东西忽然就跟我没关系了。

第一个月退休金到账的时候，我盯着手机短信看了好几遍。六千二百多块。老伴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还行，够花。我嗯了一声，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我这点退休金，在咱这个小城市看着还挺像样，但放在更大的范围里，到底算个什么水平？退休金超过六千的人，到底是多还是少？

这个疑问搁在心里两个月，直到五月份的两场同学聚会，让我彻底看明白了。

第一场聚会是五月三号，高中同学。

说高中同学其实不太准确。我们那届情况特殊，正经上课的日子没多少，很多人后来连毕业照都没来得及照就各奔东西了。真正把大家凑到一起的，是两年前有人建了个微信群，七拉八扯地把能找到的人都拉了进去。群里有六十多个人，活跃的也就那么二十来个，每天发点养生文章、搞笑视频、孙子孙女的照片，偶尔讨论一下哪个超市在搞促销。

聚会的地点定在城南一家叫“老味道”的饭店，是我高中同学赵卫东开的。赵卫东这个人，念书的时候成绩不怎么样，坐在最后一排，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偷偷看小说。高考恢复之后他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后来改革开放做生意，倒腾过服装、开过录像厅、搞过装修队，最后在城南盘了块地，开了这家饭店。饭店不大，上下两层，一楼做散客，二楼有三个包间，装修谈不上多讲究，但干净实惠，在我们本地小有名气。

我到的比较早。赵卫东站在门口迎客，穿着一件藏青色的polo衫，挺着个不小的肚子，头发虽然花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得很。他看到我就笑着迎上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李，退休了？看你气色不错啊！”我笑着说彼此彼此，你这大老板气色更好。他哈哈一笑，说“什么大老板，小本生意糊口而已”，然后亲自把我领到二楼最大的那个包间。

包间里已经坐了几个人。我扫了一眼，都是熟悉的面孔，只是都比记忆中老了一圈。当年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张国庆，现在胖了两圈，头发掉得差不多了，成了典型的地中海发型。坐在他旁边的是刘春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脸上带着一种不太自在的笑，跟谁说话都微微弯着腰。我们那时候管刘春生叫“秀才”，他是全班学习最好的，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上了省城的师范专科，毕业后分配回我们县当了中学老师。

人到齐了，一共十六个。赵卫东招呼服务员上了酒菜，又专门开了一瓶珍藏的白酒，说是三十年的老酒，今天老同学聚会，管够。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桌上的气氛热络起来。话题从当年的老师聊到现在的房价，从子女的工作聊到身体的毛病，最后不可避免地落到了退休金上。中国人到了一定年纪，聊钱好像是绕不开的一道坎。年轻人凑一块聊工资多少，我们这些退了休的凑一块，自然就聊退休金多少。

先开口的是周建军，他退休前在供电局工作，个头不高但说话声音特别大，属于那种隔着三条街都能听见他在说啥的类型。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一边嚼一边说：“我这个月退休金又涨了点，现在能拿七千二了。说实话，够花了，我都花不完，每个月还能给孙子攒点。”

七千二。我在心里把这个数字记了一下，比我多了将近一千块。

“你那算啥，”接话的是孙美琴，她是我们高中的文艺委员，当年唱歌跳舞样样行，后来进了文化局，退休前是个副科级，“我老公在烟草，他退休金比我高多了，一个月九千出头。我自己也还行，六千八。我们俩加起来一万六，根本花不完，每年都出去旅游两趟。”

九千多。我们这桌好几个人同时发出了轻微的惊叹声。周建军半开玩笑地说：“还是烟草厉害啊，咱们比不了。”

孙美琴笑着摆了摆手，说：“什么厉害不厉害的，就是赶上了好单位呗。要我说啊，退休金高低，跟个人能力关系不大，关键看你进了什么系统、单位效益好不好。”

她这话说得直接，但也是实话。我旁边坐着的刘春生低着头喝了一口酒，没接话。我注意到他面前的骨碟上干干净净的，几乎没怎么动筷子。

“李老师，你呢？”孙美琴忽然把话头转向我，“你们厂子退休金怎么样？”

我说还行，六千多一点。

“那也可以了，”她点了点头，“在这个小城市，六千块过日子足够了。你老伴也退休了吧？她拿多少？”

我说她比我少，两千八。

我没细说我老伴的情况。她跟我一样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但她是普通工人，工龄短，退休金自然比我低一大截。加上她身体不好，每个月买药还得花去不少钱。但我们俩加起来小九千块，在小城市确实够花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抱怨的。

“老刘呢？”周建军忽然把头转向刘春生，“你好歹也是老师，退休金不低吧？”

刘春生抬起头，笑容有点僵。他放下筷子，犹豫了一下，说：“我……三千多。”

包间里安静了两秒钟。

“三千多？”周建军的声音大了起来，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惊讶，“你们教师退休金这么低？不是都说教师待遇好吗？”

刘春生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手指不自觉地搓着酒杯的边缘。“我情况比较特殊，”他说，“早些年从县中调到了乡里的中学，那边编制不太一样，缴费基数低。再加上中间有几年……”他顿了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中间有几年怎么了？”孙美琴追问道。

“有几年我办了停薪留职，”刘春生把话说完了，声音越来越低，“我爱人那时候生病，县里治不了，要到省城去看。我请长假请不下来，就办了停薪留职。那几年没交社保，后来虽然补缴了一部分，但缴费年限不够，基数也低，所以……”

他又低下了头。

桌上的气氛忽然变得有点微妙。赵卫东赶紧举起酒杯打圆场，说“来来来，喝酒喝酒，不说这些了”。大家举起杯子碰了一下，但刚才那个安静的两秒钟，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每个人的嗓子眼上。

我转头看了看刘春生。他端着酒杯，眼神有些发怔。他穿着一件洗了不知道多少遍的夹克，袖口磨得发白，里面的衬衫领子虽然干净，但能看出来已经洗得发软了。他整个人坐在那里，明明周围都是老同学，却像是隔着什么东西似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

散场的时候，赵卫东站在门口一个一个地送。到刘春生的时候，赵卫东拉着他的手，非要塞给他一袋子打包的菜，说“带回去给嫂子尝尝”。刘春生推了几次，最后还是红着脸收下了。他骑着一辆老式的电动车来的，那辆车在饭店门口停着，车筐里放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布兜子。他把打包袋放进布兜子里，冲我们挥了挥手，骑上车走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老伴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就是喝了点酒，脑子有点兴奋。但我心里清楚，让我睡不着的不是酒。

我在想刘春生的事。他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人，当年所有人里面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他这辈子没偷过懒，没走过歪路，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多年。但他现在的退休金，只有三千多块。

而孙美琴的老公，在烟草公司坐了几十年办公室，退休金九千多。

我不是说烟草的人不辛苦。但那个差距，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太对。

第一次聚会之后，我心里存了个疙瘩。正好五月中旬，技校的老同学们也张罗了一次聚会。我当年在厂里被送去技校培训过两年，那一批学员后来留校的留校、回厂的回厂，说起来也算是同学。这次聚会牵头的是我当年技校的室友老郑，地点定在城西一个很普通的饭馆。

老郑全名叫郑建国，比我大两岁，是技校毕业之后留校当了实习指导老师，一干就是一辈子。他这个人没什么脾气，永远笑呵呵的，谁找他帮忙他都说好。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饭馆门口等着了，穿着一件洗得有点褪色的深蓝色夹克，头发白了一大半，但笑起来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老李！”他远远就冲我招手，然后快步走过来，跟我握了握手。他的手粗糙得很，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握在手里像一块老树皮。我知道那是在车间里带学生的时候留下的。技校的实习车间条件差，很多活儿老师傅得手把手地教，几十年下来，手就不像手了。

来的人不多，一共八个人。都是当年在技校一起扛过铁块的老伙计，说话不用拐弯抹角。老郑点了一桌子菜，荤素搭配，都是些实在的东西。大家也没客气，坐下就吃，端起杯子就喝。

桌上坐我左手边的是周师傅，比我大三岁，当年在技校学的是钳工，毕业后分到了机械厂，后来机械厂倒闭了，他又去了一个私人的加工厂干到退休。右手边是小马，年纪最小，刚退休两年，之前在市政公司开车。

几杯酒下肚，话题自然而然又到了退休金上。我有点怕聊这个话题了，但挡不住别人先开口。

周师傅夹了一筷子花生米，嚼得嘎嘣响，然后说：“我这个月涨了八十块，到手两千五。”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不错。

“你才两千五？”小马瞪大了眼睛，“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好歹也有个三千四。周师傅你干了四十年，怎么才这点？”

周师傅笑了笑，放下筷子，掰着手指头算给我听：“我算过。最开始是在机械厂，那个厂后来倒了，养老金缴得断断续续的。后来去了私人加工厂，那个老板你们不知道，给我们按最低基数交的，能少交一分是一分。到了快退休那几年，我去了一家汽配厂，倒是正规了，但那时候基数已经拉不上去了。七七八八算下来，就这个数。”

“两千五，”他重复了一遍，然后又夹了一颗花生米，“够吃饭。我老伴身体不好，她的退休金也不高，我们俩加起来不到五千块。日子紧巴点过，凑合。”

大家都沉默了。

老郑放下酒杯，清了清嗓子。我知道他要说话了，因为他的耳朵红了——他这个人有个毛病，一紧张耳朵就红。

“我两千二。”他说。

所有人都转头看着他。周师傅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两千二？”小马的声音都变了，“老郑你不是技校的老师吗？事业单位啊，怎么比周师傅还低？”

老郑笑了笑，那笑容里面什么味道都有。“技校是事业单位不假，但我当年是工人编制，不是干部编制。留校的时候说的是实习指导老师，好听，实际上就是工勤岗。工勤岗的工资你们也知道，多少年没怎么动过。后来评职称，我没有学历，评不上。再后来学校改制，合并到高职去了，我们这批老人被边缘化得更厉害。”

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继续说：“我干了将近四十年，带的学生起码有几千个。去年有个学生回来看我，他现在在一家工厂当技术主管，一个月拿一万多。我说挺好的，你比我强。那学生说，老师你别这么说，没有你当年教我那些基本功，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老郑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但眼睛里头亮晶晶的，不知道是酒还是别的什么。

那天晚上我没有像上次那样睡不着。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把这两次聚会遇到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赵卫东，做生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退休金，但人家有饭店、有积蓄、有投资，养老根本不用靠那点退休工资。他的底气不在社保卡里，在他攒下的家业里。

孙美琴的老公，烟草系统退休，九千多。这个数字放在我们那个小城市，能让绝大部分退休人员羡慕到睡不着觉。他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体制内高福利群体的缩影——烟草、电力、石油、通信，这些行业的退休人员，退休金普遍在六千到一万之间，属于退休人群里的顶端。

周建军和我，一个是供电局的，一个是老国企的职工，退休金在六千到七千多这个区间。在这个小城市，我们已经算是中上水平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得还算体面。

小马，三千四，企业退休职工里的普通水平。他们这批人数量最大，退休金大多在两千五到四千之间。不富裕，但省着点过也能过。

周师傅，两千五，老工人，被企业改制、社保断缴、最低基数交费这些事情坑了一辈子。干的是最累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退休金。

刘春生，三千多，知识分子，但被编制、缴费基数、停薪留职这些事情耽误了。他当年的学历和努力，在退休金这个结果面前，显得那么不值一提。

而老郑，两千二，一个培养了无数技术工人的老师傅，干了将近四十年，到头来拿的退休金还不如刚入职的年轻白领的工资。

两场聚会，我看到了退休金这个金字塔的全貌。

最上面那一小撮人，是体制内垄断行业的退休人员，退休金七八千甚至上万。他们占退休人群的比例很小，但他们的存在感很强，因为他们的数字足够扎眼，拿出来说的时候总能引起一片惊叹。

往下一点，是像我这样的老国企职工、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退休金在四千五到七千之间。这个群体不算小，但也不算大，日子过得还算滋润，是退休人群里的“小康阶层”。

再往下，就是占了绝大多数的企业退休职工。他们的退休金大多在两三千到四千之间，基数低、涨幅小，每个月都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敢生病，不敢旅游，不敢随便花钱，但起码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最底层，是那些没有正式工作过的老人、一辈子打零工的老人、农村的老人。他们的退休金可能只有几百块，甚至没有。他们的养老，全靠子女或者自己那点微薄的积蓄。他们是最沉默的一群人，同学聚会上见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同学聚会。

我算了一下比例。以我这两次聚会的情况来看，退休金超过六千的人，大概占五分之一左右。这还是在我这个圈子里——我的同学里，进体制、进国企的比例相对较高。如果放到全社会来看，这个比例只会更低。

网上那些“退休金过万”的故事，确实存在，但那是一小部分人的真实，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大多数人的真实是周师傅的两千五、老郑的两千二、刘春生的三千多。这些数字不体面，不漂亮，拿出来说的时候没人会惊叹，但它就是大多数人过了大半辈子之后，每个月拿到手的那张纸上的数字。

想明白这件事之后，我反倒踏实了。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六千二的退休金不算高，跟那些动辄八九千的人比起来，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但现在我想通了——不是我低了，是有些人太高了。而在这个金字塔里，我已经算是站在腰部以上的人了。比我高的人确实有，但不多。比我低的人，遍地都是。

我把这个想法跟老伴说了。她正在厨房择菜，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操这个心干什么？有钱多花，没钱少花，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我说不是操心，就是想明白了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到老了过得好不好，有时候跟你努力不努力没有太大关系。你赶上什么样的时代、进了什么样的单位、单位效益好不好、缴费基数高不高，这些东西的影响，可能比你个人奋斗一辈子还大。

老伴把择好的菜放到盆里，打开水龙头哗哗地冲。水声很大，她的声音从水声里传过来，听得不太真切：“想那么多有什么用？把身体养好才是正经。你算算，你多活一年，就多拿七万多，比什么不强？”

我一愣，然后笑了。

这是她这辈子跟我说过的最有道理的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去公园溜达了一圈。公园里全是锻炼身体的老人，打太极的、跳广场舞的、快步走的、在健身器材上拉筋的。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我们这些退了休的人，不管退休金高低，有一个想法是共通的——都想多活几年。

多活一年，就多赚一年。

管它是六千还是两千，活着才能拿到。身体垮了，退休金再高也没用。

往回走的路上，我经过了老郑住的那条街。他正蹲在门口修一辆自行车，旁边摆着一个工具箱，链条和扳手散了一地。他穿着一件旧背心，手臂上的肌肉虽然不如当年了，但看起来还挺结实。

“老郑！”我喊了他一声。

他抬起头，看到是我，咧嘴笑了。“老李啊，吃了没？”

我说吃过了。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看他熟练地把链条接上、上油、拧紧螺丝。他的那双手，骨节粗大、布满老茧，但做起事来又稳又准。

“你这手艺还在呢。”我说。

“丢不掉的，”他笑着拍了拍车座，“修了一辈子机器，修个自行车还不是顺手的事。”

我看着他，忽然问了一句：“老郑，你后悔吗？”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歪着头想了想。“后悔什么？”

“后悔留校。当初你要是回厂里，说不定退休金比现在高。”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后悔啥？”他说，“我这辈子，教了几千个学生，他们现在在各个厂里当师傅、当主管，有的自己开了厂子。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叫我一声郑老师。你说，这值多少钱？”

他看着我，眼睛很亮。

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之前算的那些账，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回到家，老伴已经把早饭做好了。一碗小米粥，两个煮鸡蛋，一碟咸菜。我把鸡蛋剥开，蛋白很嫩，蛋黄泛着油光。老伴坐在对面看着我吃，问我公园里人多不多。我说多，全是老头老太太。

“以后我也跟你一起去。”她说。

我说好。

窗外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照在阳台的花盆上，那盆月季开了好几朵，红艳艳的。老伴过去浇了浇水，嘴里哼着什么调子，我没听清。

我喝完最后一口粥，把碗放下，顺手翻了翻手机。同学群里又热闹起来了，有人转发了一条“退休人员养老金有望继续上调”的新闻，底下跟了一串大拇指。

我把手机放下，走到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楼下有小孩在跑来跑去，隔壁楼的老孙在晾衣服，对面那栋楼里传来钢琴声，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孩在练琴。

这个世界吵吵闹闹的，但仔细听，每个声音都有自己的位置。

就跟退休金一样。有高的，有低的，高的不用太得意，低的也没必要太失落。到头来，日子是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活着就是最大的本钱。

想通了这件事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六千二，挺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