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本以为,对医生的不信任是在疫情中突然爆发的,但调查数据讲了一个更早的故事。”研究政治与健康关系的学者Neil O’Brian这样描述他的发现。这句话像一枚钥匙,打开了一个有点反直觉的话题:你支持哪个政党,可能与你身体里那些生物指标的变化,存在某种纠缠。
如果把这个话题画成一张图,你会看到两条原本缠绕在一起的曲线,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慢慢分开,越离越远。一条代表政治光谱上偏左的人群,另一条代表偏右的。图里没有谁是“标准答案”,也没有谁在主动制造伤害,但分开的距离,最终出现在了体检单、药物依从性,甚至过早死亡的风险里。这就是《自然》杂志近期一项研究揭示的关联。我们不妨像拆解一张复杂的机械图纸一样,一点点看清这张图上的线是怎么画出来的,每条线背后又藏了什么关于人、信任与身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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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张图的横轴是时间,大致覆盖了2010年代到2020年代初期。纵轴呢,不是简单的“生病”或“没病”,而是由一套客观的生物标志物编织出的健康状况得分。研究人员没有打电话问“你觉得自己身体好吗”,而是跟踪了那些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出生的人,采集了他们血液里跑着的、身体里真实流淌的指标。这就像不是去问一个人富不富,而是直接去查他的银行流水,更踏实些。这项追踪被称为AddHealth调查,它不仅攒了几十年的健康数据,还记下了同一个人的政治倾向——这是关键。有了这两组信息,研究者就能把同一拨人的健康变化,按照他们的政治自我定位,切开比较。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控制掉了地理位置的影响:不是简单比较“红州”和“蓝州”,而是看相似社区里理念不同的人。相当于把周边的噪音关掉,只留下政治倾向这一个变量。
图表里最先跳出来的是一组关于死亡的对比。到2020年代初期,即便把新冠造成的死亡拿掉,保守派美国人的死亡率依然显著高于自由派。显著不是一个修辞,而是一个统计上的硬词儿。与此同时,另一条曲线——信任曲线——也开始压低。2024年一项超过21000人的独立调查显示,倾向右翼的美国人,尤其是共和党人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对医生的信任度偏低,也更少遵循医疗建议,更可能在本该去医院的时候选择不去。这几个数字不是孤立的,它们就长在同一个坐标系里,互相拉扯。
如果你把这张图拆解成零件,最核心的那个传动齿轮叫“信任”。疫情像一道显影液,让原本隐形的分歧现了形。O’Brian和同事们翻遍了公开的调查档案,试图回答一个时间点问题:这种对医生的党派化不信任,是古已有之,还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他们找到了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叫综合社会调查(GSS),里面恰好同时问了“你信不信任自己的医生”和“你是什么党派”。在疫情之前,答案几乎是非党派的——无论左右,大家对自己医生的信任度差不多,像一条水平线上的小波动。但疫情之后,再看同样的调查,党派的沟壑出现了,而且稳定地出现在各种调查里。换句话说,这种信任的裂痕不是人类内心固有的偏见突然苏醒,而是被某个事件触发后形成的。科研人员目前的假设是,疫情充当了这个触发器,但它的冲击波并未随着疫情消散,反而扩展到了慢性病管理领域。
因此,图上的另一根细线牵出了慢性病。之前的研究用县级数据已经发现,共和党占优势的地区健康结果往往更差,但这很难区分是人本身的问题,还是居住地的问题——比如那些地方医疗资源更少,或者环境污染更重。新研究通过精确到个体,且控制住地理影响后,发现这种健康差距的影子依然挥之不去。而且它不仅仅关乎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这份《自然》报告里提到,这种获取医疗的迟疑延伸到了糖尿病、高血压这类慢性病的药物上,也延伸到了是否愿意因胸痛这样危险的信号而去看医生。胸痛不是小事,它可能是心脏在敲警钟。当一个群体因为信任不足而推迟推开诊室的门,那些写在基因里、流转在血液里的慢性威胁,就更容易悄悄攻城略地。
这里必须插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图例说明: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这张图上的所有线条,无论再怎样惊心,都不能被解读成“政治观点直接搞垮了身体”。研究人员反复强调,他们发现的是一种强烈的相关关系,而且常规的人口学解释——比如收入高低、教育年限——都没法完全填平这条沟。但相关就像两列火车并行,你无法断言是左边的火车带动了右边,还是同一个司机同时踩下了两者的油门。可能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社会网络因素在同时影响政治倾向和健康行为。科学没给最终判决,只给了一张有待细看的交通图。
这张图上还有一条容易被忽略的注脚:保守派对医学信任度的下降,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如果我们往更广的地方看,会发现这种不信任也弥漫在其他的知识权威周围,但调查显示,对医生的信任下降似乎尤其与政治身份发生了绑定。这种选择性,让整个图案变得更有意思。为什么是医生?也许因为医疗决策触及了身体自主权、个人自由、政府角色等深层价值观——这些都是政治光谱上敏感的地带。当然,这只是学界的一种推测,还没被钉进论文里。
把图拉远一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趋势背景板。在过去的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公共卫生界已经逐渐接受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这个框架:你的收入、你受的教育、你住的环境,都在替你悄悄塑造身体的命运。现在,政治倾向似乎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但它不像收入和住房那样直接作用,更像一个调节器,微调着你与医疗系统互动的方式,微调着你对药物瓶上小小标签的态度,甚至微调着你在深夜胸痛时拿起电话还是选择翻个身的几率。
拆解到这里,你或许会好奇:那医生要怎么办?他们能不能做点什么,让信任的线重新往上走?O’Brian在采访中并没有给出魔术贴般的方案,研究还在继续,答案藏在未来。眼下这张图带给我们的,或许不是慌张和站队,而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重新打量:原来体检报告上的数字,不只跟吃多少蔬菜、跑多少步有关,还可能被我们脑袋里那些关于世界的看法,轻轻拨动了指针。
这种拨动,挺像一种慢版的蝴蝶效应。不是你今天投票给谁明天就发烧,而是日积月累的判断累积,像渐进的酸雨,慢慢腐蚀了人与那套本来想帮他的体系之间的连接。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假说,一个需要更多数据和更长时间来检验的故事。唯一能确定的是,右翼与左翼的身体数据,已经开始在统计学意义上讲出不同的叙事,而且这个叙事不是由病毒单独写成的。图还没画完,下一笔落在哪里,既取决于研究者,也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如何理解“健康”这两个字背后,盘根错节的千丝万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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