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八秩：东京审判的历史真相与时代意义

　　新华社上海5月29日电 题：跨越八秩：东京审判的历史真相与时代意义
　　新华社记者唐斯琦
　　八十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
　　它不是一页已翻过的历史，也不只属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现场。每当侵略战争被美化、战争责任被推卸、历史事实被模糊，东京审判便会成为衡量历史真相、国际正义与和平秩序的一把标尺。
　　在5月28日举行的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从历史、国际关系、国际法等视角展开深入讨论。不同语言、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历史经验在这里交汇，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要重温东京审判？
　　答案不只在过去，也在当下。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

　　“庭长阁下，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断乎进行的是拯救全世界免遭文明毁灭的斗争。这个毁灭的危险并不来自于自然力，而是来自将世界导向毁灭的无谋的野心。这是一次强烈的控诉，我们无法用温和的语言来进行。”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首席检察官季南的这段开庭陈述掷地有声。
　　东京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名，形成了4.8万余页的庭审记录，1200多页的判决。以如山铁证和法定程序，对日本侵略罪行作出了正义的清算。《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东京审判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是日本取信国际社会、恢复与邻国关系的前提，更为约束军国主义势力，为亚洲地区和平及战后国际秩序打牢根基。
　　“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指出，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奠基石。所谓“事后法”“胜利者审判”不构成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的依据，只是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的借口，是在为重走军事大国道路扫清障碍。
　　日本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以庞大且无可反驳的证据，断罪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执行者个人的犯罪，是一场为了将世界从“毁灭”中带回到“文明”，从“侵略与暴力”中带回到“和平与协作”的正义审判。
　　“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从日本战后责任与国际信用的角度谈到，1995年发表的“村山谈话”，深刻反省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向全世界阐明了不战的誓言。
　　藤田高景认为，既然日本已向世界接受了东京审判，如今若再提出异议，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信任。遵守条约并诚实履行，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所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要求。
　　　　　　“那些暴行不是‘战争中难免的悲剧’”

　　一场审判，终会落下法槌，但正义的追问不会止于判决书的最后一页。
　　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将多国人民的战争创痛纳入国际法视野，凝聚起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
　　马中友好协会会长、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指出，政治或军事领导人即使是在国家权力之下行事，也可因其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这一理念标志着国际法的一次重大演进。“正义绝不能有双重标准。”在他看来，“强权并不等于公理”这一原则，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
　　这种原则，也体现在对亚洲战争罪行的法律认定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指出，东京审判覆盖的地理范围几乎囊括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涉及从中国东北到马来群岛的广阔地域和数十个民族、殖民地人民。它在法律上确认，日本对亚洲的战争是侵略战争，那些暴行不是“战争中难免的悲剧”，而是应当被追究的罪行。
　　“中国代表团最深刻的方法论贡献之一，还在于坚决拒绝以外交形式主义来定义侵略。”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柴湾认为，中国检察官在东京审判中坚持，侵略应由实质行为定义，即有意计划、准备、发动和实施敌对行动，而不是由是否正式宣战这一仪式化措辞决定。如果允许国际法被侵略者所选择的词汇所挟持，那么国际法的威慑能力和惩罚能力实际上就会被中和。来自东京审判的这一关键判断，对当代国际法律话语具有深远影响。
　　东京审判确立了重要原则，但仍有未竟事业。韩国前社会副总理黄祐吕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强制动员及731部队暴行等，东京审判仍存在司法上的不完整性和结构性局限。他追问：“为什么历史伤口至今仍未愈合，亚洲地区的冲突鸿沟至今仍然深刻？原因是清楚的。”

　　　　　　“和平并非必然到来”

　　东京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却是和平。
　　“和平并非必然到来，和平是被有意识地建设起来的。”马吉德表示，东京审判并不仅仅在于对过去错误行为的惩罚，它更关乎人类对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的不懈追求。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更需重拾对多边主义的信任，携手强化国际刑法，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塑造国际法律秩序。”纽伦堡原则学院副院长薇薇安·迪特里希说，“坚守法律正义必将凌驾于强权武力的信念，仍需要一代代人持续追求。”
　　日本政治法律学会理事长、法政大学大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白鸟浩谈及“5月3日”的双重意义：这一天既是东京审判开庭日，也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前者意味着对战争的反省，后者意味着和平主义的制度化。可是在日本社会，知道5月3日也是东京审判开庭日的人并不多。白鸟浩认为，日本有必要摆脱只考虑本国事务的“一国中心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和东京审判判决，正是重要教训之一。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宣扬错误史观，频频祭拜战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扩军、备战、拥核。这些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抵制“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严防战争悲剧重演。
　　面对世界变局，日本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应该如何抉择，答案其实早已经写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廖诗评认为，唯有正视当年的法庭铁证，遵守当年的和平契约，日本才能真正走出历史阴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被亚洲乃至世界彻底接纳的文明国家，才可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东京审判留给日本最有益的教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