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百万读者追更的大众历史读物，终于再出新作！

在三年前出版的《历史的温度7》里，作者馒头大师把这一册的副标题定为“那些退隐、告别和离席”，言下之意是，销量百万级的“历史的温度”系列，也许要告一段落了。

从2017年系列首作出版以来，七年时间，七卷广受好评的精彩作品，馒头大师（本名张玮）用细腻的笔触，重现了遥远历史人物的鲜活瞬间，将纷繁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冷门细节与温暖人性，一一呈现给读者。

过去三年里，馒头大师一直没有中断公众号“馒头说”的每周推送，也一直有读者在评论区追问：“《历史的温度8》还会有吗？”

如今，馒头大师“食言”了：暌违三年之后，《历史的温度8》，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关于三年来的心路历程，馒头大师这样说：

我就像一个在海边行走的孩子，曾经以为自己收集的贝壳已经够多了，于是在装满一兜之后，说，“那就这样吧”。

但我的漫步却还在继续。

海岸线是如此绵长，无穷无尽，我总是能又发现一些色彩斑斓、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贝壳——而我发现，我其实还是想继续和大家分享的。

历史，常读常新，对读者如是，对作者亦如是。《历史的温度8》的副标题是“延续与希望”，在当下这个变动的时代里，我们所需要的，也许就是这两样东西。

所有的告别，都是为了另一种开始。而在延续与希望之间，历史滚滚向前。

罗振宇曾这样推荐这套书：“馒头大师抓住历史上一个事件背后的东西，分析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把文字的东西场景化，把乏味的东西有趣化，你不仅得到知识，还得到见识。”

下面，想和你分享《历史的温度8》中2个细节满满的历史片段。

《历史的温度8：延续与希望》

张玮 著

2026年4月

苏轼与章惇：一根横木，一世恩仇

据说在互联网上，“苏东坡”三个字是一个流量密码，但很多谈及他的人却很少会说这个故事。

1

那一年，陕西的仙游潭边，出现了两个来游玩的年轻人。

年龄稍长的那位指着潭水那一边的石壁，说要一起过去在石壁上题字——要到达那块石壁，必须踩过一根窄窄的横木。

横木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年轻的那位看了看横木，望了望深渊，想了想，摇了摇头。

于是，年长的那位就自己一个人从容走了过去，随后将绳子一头系在腰上，另一头系在树上，爬上了石壁，用笔写下了六个字，然后又走了回来。

年轻的那位感叹道：

“老兄，你肯定能杀人！”

年长的那位问原因，年轻的那位回答：

“自己的命都不在乎的人，肯定能杀人。”

两人都笑了起来。

而他们不远处的石壁上，写着的六个字是：

“章惇、苏轼来游。”

不敢过去的是苏轼，过去把两人名字都写在石壁上又回来的，是章惇。

那一年，他们都不到 30 岁，都刚刚步入仕途，各自做了个小官。

两个人互相欣赏，交情好极了。

但那时候的苏轼不会想到，章惇未来要杀的人，是自己。

2

这个开头颇像金庸、结尾貌似古龙的小故事，见于南宋学者曾慥的笔记《高斋漫录》。

笔记所录，有真有假。但历来这个故事被频繁引用，乃至被收入《宋史》，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很准确地体现了章惇的性格。

另一个史实是：嘉祐二年（1057 年），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进士。

由于母亲去世，苏轼只能回乡守丧，而章惇也没能拿到这个“进士”头衔——他是自己放弃的。

原因很简单：章惇的一个族侄章衡拿了这一届的状元。虽然同为进士，但没有晚辈考得好，这让章惇感到很羞耻，他索性就放弃了这个资格。

两年后，章惇再赴京赶考，中了个一甲第五名，这才满意。

视声名为头等大事，视科考如探囊取物——前者说明章惇的性格，后者可见章惇的才学。

所以，苏轼与章惇虽为同科进士，但当时两人并不相识。

两个人开始交往，要等苏轼守丧归来，两年之后外放为凤翔府签判。而当时章惇担任的是商洛县县令，距离苏轼并不远。

两个年轻有为的储备干部，本来就彼此慕名，所以就开始见面，结识，乃至结伴旅游——两人游仙游潭的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苏轼是很信任章惇的。当时他的弟弟苏辙要到商州任职，苏轼还专门向章惇请教，然后写给弟弟一首诗，第一句就是：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章子”就是章惇，这是苏轼第一次把章惇写进自己的诗里。

官场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进士们就像一个个微小的零件，被安置进这台大机器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来到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

公元 1069 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有锋芒、有辩才、有能力、有胆识的章惇立刻就得到了王安石的赏识，开始一路青云，最终升到中央掌管财政的最高职务三司使。

苏轼并不完全反对新法，只是不同意其中那些激进和不合理之处，但总体被认为是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派。道虽不同，但并没有影响苏轼和章惇之间的友谊。而那时候章惇虽然身居高位，却没有忘记苏轼，两人还会互通书信，互相问候。

1075 年，因为党派斗争，章惇被贬出中央，放湖州知州。章惇在被贬前给在杭州的苏轼寄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失意之际的章惇，最先想起的是苏轼，即便萌生退意，他觉得最能和自己相知的精神伴侣，也是苏轼。

而苏轼收到章惇的诗之后，也回诗两首，其中有一句：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不仅与章惇产生共鸣，而且还回忆了当初两人作为基层干部相伴相游的岁月，对未来相见充满憧憬。

可见，虽然当时两人地位不同，政见不同，但友情却依旧深厚。

那时候，已经从中央到地方任职几年的苏轼，还能宽慰刚刚尝到个中滋味的章惇。

但很快，苏轼就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劫难。

3

公元 1079 年，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爆发。

一连串针对苏轼诗文的捕风捉影，最终积压成了一块千斤巨石，要将苏轼压得粉身碎骨—有些人，就是要苏轼的命。

在这些人中，当朝宰相王珪可以说是一个领军人物。为了给装苏轼的沉尸袋再加一块石头，他向宋神宗又揭发了苏轼的一首诗。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中有一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苏轼赞美坚贞不屈的本意，却被王珪曲解为影射天子：皇帝应是飞龙在天，苏轼却恶毒地将其比喻为地下的“蛰龙”，居心何在？

这种明显是牵强附会的攻击，连宋神宗都有点听不下去，但因为王珪位高权重，却无人敢有不同意见。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章惇。

当时的章惇，刚刚服完母丧，被召回朝，也就是个翰林学士，自己的脚跟尚未站稳。但看到好友被如此攻击，他觉得不能忍受，当庭站出来就和王珪正面硬刚，帮苏轼说话，并且在退朝后仍拦住王珪追问：

“您这样做，是想让苏轼家破人亡吗？”

王珪推脱说：

“这是监察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哼了一声：

“那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此事之后，章惇还忍不住对别人抱怨王珪：

“人陷害别人的时候，居然还能像这样无所顾忌！”

应该说，对于在政治上一心想求上进的章惇来说，在暗流涌动的朝堂之上，如此公开站队挺苏轼，还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这就是宁可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帮一把好朋友苏轼。

最终，苏轼从乌台诗案中侥幸得脱，被贬为毫无实权的黄州团练副使。

如此明显的失势，也导致苏轼门庭冷落车马稀，原先不少热络的好友也不再联络他。但在他最孤独低落的时候，依旧是章惇，不顾其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写信去慰问他。

这一举动让苏轼无比感动，这从他给章惇的回信中就看得出来：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而章惇给予的还不仅仅是精神宽慰，苏轼自己也承认：

“……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章惇字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章惇雪中送炭的举动，也让苏轼发出由衷感慨：

“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如果说原先苏轼和章惇只是互相慕名、互相钦佩的文人之交，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但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就难以停下。

4

公元 1085 年，宋神宗驾崩，汴梁城的上空再次风云涌动。

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向来反对新法，所以起用一拨旧党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三个人：司马光、苏轼和苏辙。

苏轼历经贬谪之苦，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且极度受宠。

与之相对应的是，原本身居高位的章惇，开始摇摇欲坠。

在哲宗登基初期，新旧党争还短暂地维持了胶着状态。但章惇心里清楚，变法派已失去了皇帝靠山。不过为了维持一些变法的成果，他还是选择挺身而出，和重新进入权力中枢的司马光在朝堂上公开辩论。

不善辩论的司马光根本不是思路敏捷、能言善辩的章惇的对手，一败涂地，以至于要委托苏轼传个话，请章惇不要公开羞辱他——可见章惇的嘴有多毒，也可见在那个时候，苏轼和章惇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渐渐地，随着高太皇太后的态度越来越明显，新党的地位开始急转直下，而被集火攻击的首要目标，自然就是章惇。各种针对他的参奏如潮水般涌来，其中不乏很多恶毒攻击。

章惇久经风浪，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其中的一道奏折，却瞬间让章惇彻底破防了。

那是苏轼的弟弟苏辙递交的一份奏折：《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在这份奏章中，苏辙明确提出，为了避免章惇再祸害国家，应该罢免他枢密使（国家最高军政长官）的职位。

观点之争可以理解，人身攻击也有准备，但章惇万万没想到，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参与落井下石的居然有苏辙。

全天下皆知，苏辙和苏轼兄弟俩关系极其亲密，苏辙参奏我章惇，完全没有顾及你哥哥苏轼和我的友情吗？而苏轼你，事先真的会一点都不知情吗？

章惇的推理，并不算违反逻辑。

苏辙的奏章递上去后，苏轼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保持沉默。

章惇应该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年的乌台诗案，我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为你作保，换来你现在这样对我？

苏辙上奏五天后，章惇垮了。

他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位，逐出朝廷，贬去汝州。

而就在这时候，又有人对章惇补了一刀，补刀的人，正是苏轼。

如果说上次是苏轼看着自己的弟弟举刀的话，这一次，手握刀柄的人成了他自己——他也上了一道奏章。

在这份《缴进沈起词头状》中，苏轼指责王安石“始求边功，构隙四夷”，顺带搭上章惇，说他招降了五溪边民（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加剧了“结怨交蛮，兵连祸结”。

这件事的背景是：王安石和章惇一直主张在边境上对西夏等国家采取强硬态度，寸土不让，而司马光一派则主张不宜发动战争，甚至可以放弃土地求和平。

苏轼在这一点上支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无可避免地带进了章惇。

事实上，用现在的眼光看，章惇收服五溪边民，扩大北宋版图和增加税收，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而章惇当时也颇以此事自得。但当年写诗赞扬章惇“功名谁使连三捷”的苏轼，现在却在人家落难之际说这些话，章惇作何感想，可想而知。

失势的章惇在旧党的“组合拳”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自己请求罢官，提举洞霄宫——去杭州管理一个道观。那是一个给退位宰相安排的养老职位。

之后，章惇父亲过世，在守丧期间，旧党依旧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攻击。

此时的章惇，倒是活出了苏轼的洒脱，他在一首诗里这样自嘲：

“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但章惇毕竟不是苏轼。

他是那个当年敢走过独木桥去题字的人，是被苏轼认为“敢杀人”的人。

他内心孕育的不是宁静，而是复仇的怨恨。

而他所要等待的，只是时机。

5

公元 1093 年，章惇的机会来了。

61 岁的高太皇太后去世，16 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

这位少年天子非常反感旧党的那一套，一旦自己拥有了权力，就立刻开始推翻奶奶的一切安排，驱逐旧党，起用新党。

一度已经准备度过残年的章惇，重新被任用为宰相。

章惇重返相位之后，开始恢复一系列之前被废除的新法，同时，他没有忘记一件事：复仇。

事实上，就在章惇要担任宰相之际，各类攻击旧党的奏章就已经纷纷开始递上来了，而且大多数奏章参奏的对象都是固定的一个人——苏轼。

朝野上下都知道，章惇心里最恨的是谁。

事实上，苏轼因为相对客观公正，在旧党中也屡遭排挤。他知道自己两头不讨好，于是曾上书请求辞去京中职务，外放去做地方官，但又多次被朝廷召回入京。

苏轼已经预感到一场针对自己的风暴即将来临，但他没有想到，这场风暴来得如此猛烈。

在一封封的参奏下，苏轼很快被革去了所有中央职务。他先是去了位于河北的定州做官，之后又被贬到更遥远的广东英州。

57 岁的苏轼还在去英州的路上，追加令又来了：

像这种“罪大责轻”之人，还是罚轻了，别去英州了，去更南面的惠州！

给苏轼带去麻烦的不仅仅是近乎流放的贬官。

他发现，每到一处，但凡当地官员有对他热情接待或给予帮助的，不久之后都会遭遇贬官或调离；而朝廷派来巡视他所在地的高级官员，无一例外，都是他当年的冤家对头。

换言之，有人不仅想要搞他，甚至想借他人之手，搞死他。

而苏轼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一切的幕后那只手是谁的。

因为所有针对苏轼等一批“元祐党人”的贬谪，都必须最终经一个人的同意。

没错，就是身居宰相高位的章惇。

但或许是出于洒脱的心态，也可能是有倔强的想法，苏轼自始至终没有低头求饶过，反而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且自得其乐的状态。

比如在惠州，他花了近一年的工夫，造好了自己的新居，不仅“日啖荔枝三百颗”，还写出了惬意之句：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种诗句传到章惇案头，无疑是一种无声的示威。

于是，再贬，贬出大陆，跨海去儋州！

但即便如此，苏轼还是一句不讨饶，反而认起了故乡：

“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此时，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其实已经成了一场时间的赛跑。

只要时间足够长，总会有变数产生。

6

公元 1100 年，年仅 23 岁的宋哲宗驾崩，没有子嗣。

关于下一任皇帝，宰相章惇的想法是，按礼法，要么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要么立哲宗的长弟申王赵佖——哪怕他有眼疾。

但向太后却中意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宋哲宗的次弟，那个能写善画、多才多艺的端王赵佶。

章惇极力反对，情急之下，说出了那句名言：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这句话是否真的出自章惇之口，后世一直有争论，但章惇反对立端王，是确凿无疑的。

但偏偏最终是这个端王登了基，他就是宋徽宗。

在宋徽宗坐上龙椅的那一刻，章惇的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宋徽宗登基当年，章惇就丢了一切朝中官职，被贬往越州，接下来，他的命运和苏轼一样，被不断参奏“罪大责轻”，导致贬谪层层加码：节度副使，团练副使……当初苏轼被贬时给安的头衔，章惇也同样品尝了一遍。

章惇一度被贬到了雷州——那是他当年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的偏远之地。

在海峡对岸，是当初被他贬到儋州的苏轼。

而此时的苏轼，又起势了——宋徽宗要召他入朝。

全国各地的官场都在盛传：苏轼这一回去，肯定是要被重新重用的，很有可能要登堂拜相了。

在北归的路上，苏轼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

这封信，是一个叫章援的人写的——他是章惇的儿子。

章援也是进士，而且他考中进士那年，主考官正是苏轼，所以苏轼也算是章援的老师。

章援的那封信写得言辞婉转，但一看就知道他的诉求：

当年我的父亲曾经害过您，如果您回到朝堂上身居高位，请不要报复他。

收到章援来信的时候，64 岁的苏轼已经身染重病了。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提笔给章援回信。上来的一段话，其实就让章援放了心：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虽然章惇早已被贬到了尘埃里，但苏轼在信中依然尊称他为“丞相”。对于影响他半生的贬谪乃至迫害，苏轼只用四个字来形容：“出处稍异”。然后就表明了态度：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都不要提了。

在那封回信里，苏轼更关注章惇的身体健康，叮嘱章援他们去探望父亲时要多带一些药品，提醒喜欢道术的章惇千万不要服食外丹，还给他开了几个药方，希望他好好休养，保重身体。

这封信，一直被章家后人珍藏。

但没有现存史料记录，章惇后来给苏轼写过信。

两人还是没有恢复直接往来。

7

一个月后，北归途中的苏轼，在常州逝世。

四年后，章惇在湖州的贬所逝世。

二十二年后，“靖康之变”发生，那个曾经的端王，和自己的儿子一起成了金国人的俘虏。

北宋灭亡。

唐胥铁路：“马拉火车”背后的故事

开平镇前烟渐尽，胥各庄头月更明。

千年巨龙今已醒，汽笛声声望君听。

1

1880 年 9 月的那一天，唐廷枢给李鸿章带来了两个消息。

唐廷枢当时的头衔是开平矿务局总办。他受李鸿章的委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选定了唐山的开平镇，创办了开平煤矿。

他带来的两个消息，都是关于开平矿务局的。

一个是好消息：开平煤矿很快就可以出矿了。根据原先的勘探，煤矿的储量丰富，煤的质量上佳，关键是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如每年采煤十五万吨，便可获利七万五千两”。

但另一个是坏消息：煤是很快可以生产了，但怎么运出去？开平煤矿产的煤，主要运往天津，然后再转运各方。而从开平煤矿所在的开平镇抵达适合海运的北塘口，大概有 50 公里的路程。

按照以往的做法，运煤无非两种：畜力和人力。但根据开平煤矿出产煤的数量以及全国的需求量来看，光靠马拉或人挑，效率实在太低了，远远跟不上需求。

那怎么办？唐廷枢给李鸿章的建议是：

还是得修一条铁路。

毫无疑问，修一条铁路连接煤矿和港口，是最高效的方法。

但是一听到“铁路”两个字，李鸿章的脑袋“嗡”的一声，顿时大了一圈。

2

清政府对“铁路”这两个字，一直很抵触。

1840 年，“天朝大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得稀碎，清政府虽然有“痛定思痛”之心，但对那些“洋人的玩意儿”一直抱有戒备心理，而“铁路”则是被防范的重中之重。

1863 年，上海的几名外国商人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申请修建上海至苏州的铁路，遭到清政府严词拒绝：“铁路与发铜线（电报），视同一律，万难允许。”

1865 年，英国政府为了说动清政府接受铁路，派人在北京搞了一条展览性质的小铁路和一辆蒸汽机车。结果引发京师轰动，清政府认为这是在扰乱民心，蛊惑视听，派兵“饬令拆卸”。

1876 年，英国人瞒天过海，借口说是在“马路上运送一些铁器”，在上海暗暗铺设了一条 14.5 公里的吴淞铁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但它只存活了一年多，就被清政府花 28.5 万两白银回收，然后全部拆毁。拆下来的设备和器材被运到了台湾，露天摆放，风吹雨淋，最终全部锈蚀，无法再利用。

反对修建铁路，在当时的中国，是有从上到下的深厚基础的。

在朝堂上，针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守旧派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而铁路是工商业的代表标志，势必会破坏农业生产；修建铁路不仅扰民，还会破坏风水；一旦铁路建成，就会造成大量劳动力失业，造成社会动荡，还会影响传统的漕运等运输方式。

而在民间，不少老百姓同样对铁轨上的钢铁巨兽充满不安和恐惧。文化层次相对更低的他们，更相信铁路会破坏风水，带来不祥，破坏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

当时唯一一个成功案例，是福建巡抚丁日昌于 1877 年在台湾基隆修建了一条窄轨铁路，但只用马拖行列车，用于煤矿运输。之所以朝廷批了，一是因为铁路没用蒸汽机车而是用的畜力，二是因为当时台湾属于“蛮荒之地”，离大陆很远，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洋务派，是见识过国外铁路系统建成后带来的便利的，所以他们是主张修铁路的，但却遭遇了层层阻力。

李鸿章从 1872 年第一次上奏开始，就一直在申请修建铁路，但无论是以战争运兵为由，还是以发展经济为由，一次次上奏都被驳回。

事实上，为开平煤矿修铁路早就被提报过，甚至都已经准备开工了，但因为反对声音太大，最终被迫停工。现在煤矿即将出煤，没有铁路，运煤效率会大大降低，等于会被活活“憋死”。

其中的利害，唐廷枢知道，李鸿章当然也知道。但一想到又要再次说服朝廷，李鸿章还是一个头两个大。

那么这件事儿，还要不要干？

李鸿章决定，还是要试一试。

3

李鸿章用的第一招，是“避其锋芒”。

按最初的计划，这条铁路从唐山的开平镇出发，终点设在离转运码头北塘口不远的涧河口，全长 50 公里左右，预算 40 万两白银。

但李鸿章否决了这个计划：这条铁路所经之处，大多是旗人的土地—要动旗人的地，等于自己没苦硬吃。

那怎么办？另选线路。

李鸿章用的第二招，是“分割目标”。

运煤的整条线路中有一个叫胥各庄的地方，从胥各庄到北塘口，一路平坦，适合开凿运河，且终点处本来就有河道存在。而从胥各庄到煤矿，山路崎岖，无法开凿运河，就修铁路。

所以设计的线路是：从开平煤矿到胥各庄，修一条铁路，然后从胥各庄到芦台挖一条人工运河，大概长 35 公里（已经修建了），到芦台并入原有的蓟运河，再到北塘口，转运天津。

这样做虽然不是“直达”，但有几个好处：第一，运河运煤，天经地义，朝廷肯定不会反对；

第二，铁路里程大大缩短，只需要建 10 公里，预算随之下降；第三，短铁路和长铁路相比，对朝廷造成的心理震动不会那么大。

为了促使朝廷批准，李鸿章还用了第三招：“瞒天过海”。

李鸿章决定向朝廷承诺：铁路一旦建成，不用蒸汽机车，而使用骡马牵引，所以他完全避免使用“铁路”这个词，而是说要修一条“快车马路”。

考虑停当之后，李鸿章就上了奏章：

“当夫筹办之始，臣因事端宏大，难遽就绪，未经具奏。今则成效确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织造各局相为表里……所有直境招商购器、开办矿务、疏通运道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当然，奏章中少不了各种“画饼”：唐山的开平煤矿储量非常丰富，光已探明的部分，就足够用 60 年，而且煤炭的质量非常高，可以取代目前市场上的日本煤云云。

朝廷的回复，让李鸿章有些意外——就五个字：“下所司知之。”

这句话在清朝的官场文件中很常见，翻译过来就是：“已阅，下发至相关部门，参照执行。”

没有质疑，没有询问，就是一句淡淡的“嗯，去做吧”。

李鸿章也没工夫去揣摩朝廷言简意赅背后的深意。

提案通过了！

4

要在当时的中国修一条铁路，并没有那么容易。

首先碰到的就是铁轨轨距的问题。当时有三个选择： 762 毫米、1067 毫 米和 1435 毫米。

其中 1435 毫米轨距是“铁路机车之父”乔治·斯蒂文森经过多次试验后得出的最佳轨距，也是英国采用的标准，而日本当时采用的是 1067 毫米轨距。

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中方决定采用日本标准，即 1067 毫米轨距。但这个决定遭到了承办铁路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Kinder）的强烈反对。

金达在日本修过铁路，他了解日本的 1067 毫米轨距铁路在运量、车速、安全性、舒适度方面都无法和 1435 毫米轨距的铁路相比，而日本苦于前期铺设了大量 1067 毫米轨距，已经很难更换。

最终，中方决定采纳金达的建议。

金达的坚持当然也有对英国之后在华铁路权益的考虑，但从客观上说，正是因为金达的坚持，1435 毫米轨距的铁路后来在中国成为标准，大大降低了之后铁路网施工改造和拓展的成本。这个标准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如今全世界 60% 以上的国家都是使用 1435 毫米轨距。

轨距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的，依然是反对派的声音。

李鸿章当初上书说自己建的是“快车马路”，可一旦铁路开建，但凡有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只是要建一条马路，干吗要铺两根铁轨？这不还是要建铁路吗？

于是，朝中反对的声音又起来了，而李鸿章这次不再是孤军作战，他找到了一个大靠山——醇亲王奕譞。

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在朝中很有分量。他原先也对铁路这种玩意儿不感兴趣，但李鸿章不断做他的思想工作，请他看北洋水师的实际演练，告诉他军舰烧的煤就得从开平煤矿运出来，再加上各种“孝敬”，最终改变了奕譞的态度。

在朝堂的争论中，奕譞公开站出来支持修建铁路。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

“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

反对声音被压下去了，李鸿章要做的，就是尽量缩短工期——日久生变，建完再说。

这条铁路从 1881 年 6 月 9 日开始修建，11 月就完工了。

正如当初设计的那样：铁路全长 9.7 公里，一头连唐山的开平煤矿，一头连胥各庄。煤从煤矿运到胥各庄，再走运河，抵达天津。

这条铁路，就是中国第一条自建的标准铁轨铁路：唐胥铁路。

铁路是顺利建成了，但最大的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

真的用马来拉吗？

5

李鸿章本来是准备好“耍赖”的。

当初他虽然上奏的是“快车马路”，但想的就是，只要铁轨建好，软磨硬泡，总能够使用蒸汽机车而不是用骡马。

也正因为如此，为唐胥铁路服务的蒸汽机车其实早就开始设计制造了——原先是想从外国进口，但考虑到朝廷肯定不会批准，索性就自己造了。

做这事儿的，还是英国工程师金达。他从矿场找到了一个起重机的锅炉和一些做竖井架的槽钢，然后又收购了一些旧车轮等材料，就带着团队开始手工造一辆蒸汽机车了。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风声走漏，造机车的工程一度被迫停工，但等风声过了，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机车又开始恢复制造。

最终，在金达和团队的多次改进和试验之后，一台自制的 0—3—0型蒸汽机车终于成形。这台完全是拼拼凑凑造出来的机车，全长 5.69米，可以牵引 100 多吨的货物，而总共耗费的资金是：80 英镑。

由于英国第一台正式投入运营的蒸汽机车叫“火箭号”（Rocket），所以这台机车本来被英国人称为“中国火箭”（Rocket of China）—尽管这台自制机车的时速只有 5 公里，差不多就是人走路的速度。

但中方出于自豪，也为了尽可能地不触怒反对派，将其命名为“龙号”，并且在机车的两侧各镶嵌了一条中国龙。

万事俱备，机车上路，汽笛一鸣，朝廷震怒！

你李鸿章当初不是说只用骡马拖行吗？怎么欺君罔上，又搞起了蒸汽机车？

按《中国铁路史》记载，反对派的反对理由是：“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

清朝的东陵离唐胥铁路的距离至少有 50 公里，如何“震动”，不得而知。

这条记载虽有真假争议，但反对派当时的抵触肯定还是真的，因为“龙号”蒸汽机车才运行没多久，就暂停行驶了。

当初自己画下的饼，李鸿章跪着也要吃完：在这条中国人自建的新铁路上，骡马开始慢悠悠地拖行货物。

但是，煤矿的产量摆在那里：1881 年，开平煤矿的年产量是3600 吨，1882 年就猛增到 38000 吨——那么多的煤，光用骡马拉，拉到猴年马月？

1882 年，开平矿务局又从英国购买了两台小型机车，同时，总工程师金达又设计了一辆新的“龙号”机车：其他数据不变，但时速提升到了 30 公里。

一头有大量供给，另一头有强烈需求，当中的运输渠道跟不上，清廷终于意识到了蒸汽机车的重要性。

也就是在1882年，清廷终于默许：你们就暂时先用蒸汽机车来拉煤吧。

6

朝廷对铁路的“半推半就”态度，最终因为一场战争发生了改变。

1883 年 12 月，中法战争爆发，以蒸汽为动力的海军军舰和一些军工企业都需要大量的煤炭，通铁路的开平煤矿产煤和运煤效率凸显。

另一方面，法国远东舰队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内陆漕运的河道又接连淤塞，朝廷终于认识到了铁路在运送兵员和物资方面的重要性。

1884 年 10 月，因为看到唐胥铁路的高效和实用，清廷最重要的军工厂神机营枪炮厂也想修一条从西山到卢沟桥的运煤铁路，这样会大大提高工厂补充煤炭的效率。

奏报上来，再一次引发反对派的不满。内阁学士徐致祥痛斥：“倡导此说与赞成此说者，非奸即谄，而置国家之大害于不顾也！”

这次，不需要神机营枪炮厂去做公关，朝廷方面很快就拿出了自己的态度：

“徐致祥此奏，并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低，殊属妄诞，着交部议处。”

最终，徐致祥被“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这件事在朝堂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动，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前是倡议建铁路的人会被罚，现在是反对建铁路的人会被罚！换句话说，就是朝廷开始大力支持建铁路了。

7

1887 年，当初饱受争议的唐胥铁路开始了延伸工程。经过多次拓展，这段当初只有 9.7 公里长的铁路被延伸到了 130 公里，直接铺到了天津，铁路也全线改名为“津唐铁路”。

此时，清廷已经完全想通了：铁路不仅要修，而且要多修，快修！

1905 年，一个叫詹天佑的中国人开始主持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

4 年之后，这条全长 200 公里的铁路宣告建成。这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成功投入运营的铁路。

此时，离唐胥铁路建成，过去了 28 年。

唐胥铁路通车后 30 年间，有两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1902 年，因为“庚子事变”被迫躲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准备“回銮”。一路舟车劳顿，两宫队伍抵达直隶的正定，规格陡然升级：慈禧带着部分亲信，要改坐火车专列返回紫禁城——当时负责分管铁路的盛宣怀深深知道，老佛爷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那列“回銮专列”一共有 21 节车厢，其中慈禧独享两节专用车厢。按照盛宣怀的指示，太后等人的车厢被布置成了花车，在她的车厢里，预备“洋式铁床一张，每吃一顿饭，用干水果十九碟，四大碗、四小碗、一品锅，均用团龙花样……另外还有自鸣钟、如意着衣镜、珊瑚树等各种摆设”。

但这些“软件”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有铁路，要有火车。

虽然当初是仓皇出逃，但现在必须风光回銮，怎么在最后一刻达到高潮，体现体面？

一个重要的道具，就是铁路和火车。

此时，距唐胥铁路竣工也就过去了 21 年。

21 年时间，东陵已不怕震动，禾稼也不会为黑烟所伤，铁路还铺得不够，要铺到帝都门口，最好下车就能进紫禁城。

再过 10 年，改朝换代，大清帝国换成了中华民国。

1912 年 3 月，已经交权的孙中山和袁世凯有过唯一一次会面。在那次会面中，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宏伟计划：

希望由自己主持，10 年内，在全中国建成 20 万里（10 万公里）长的铁路。后来，他又调整为 10 万英里（16 万公里）。

虽然孙先生的这个目标带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但至少能证明一点：

在唐胥铁路通车 30 年后，“建铁路”这件事，已经成了公认的国之大计，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之一。

只可惜，后来的中国再一次陷入了频繁的战乱和各种危机，孙先生的愿景，直到 112 年后才实现：

2024 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达到了 16.2 万公里，居世界第二（第一位是美国）。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 16.2 万公里的铁路里程里，含 4.8 万公里高速铁路，这一数字居全世界第一，而且是真正的“断崖式领先”——排在第二位的西班牙，高铁总里程是 5705 公里。

即便花了 100 多年的时间，即便之前大多数时候都在沉睡或者走弯路，中国铁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足以震惊世界，甚至已堪称人类文明的奇迹之一。

而回想起这 100 多年里我们走过的路程，看到如今呼啸而过的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我们也不应该忘记：

1881 年，那条最初用骡马驮拉的唐胥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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