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煤矿矿工「不在意的事」

5月22日，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普通矿工的生存处境也再次引发公众关注。

总有人问，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选择下矿？为什么不提升井下的机械化和智能化？我们与几位矿工聊了聊。在他们的表达里，生活的世界就剩下一座矿，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也只能选择去矿上工作，比较下来“工资最高”。而煤矿上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似乎与他们无关，对于矿场主来说，用矿工更“划算”。

文丨魏荣欢

编辑丨毛翊君

17年前，郑旭明40岁，又一次回到山西老家的矿上。之前村里的小煤窑已经关停，他去到邻村一个从国有变私企的矿场。

离开的那几年，他种地卖菜，也出去跑出租车，挣的钱刚够生活，没有结余。2008年，随着山西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全面展开，煤价回升，工资比外面高出一倍。周围村民陆续再次下矿，眼瞅着各家买楼房，翻新房子，郑旭明赶忙跟上潮流。

干到现在，他换过一次工种，负责操作皮带输送机，但始终在黑暗的地下。早上5点起床，赶到矿上开6点的早班会议。6点半换上矿用绒衣裤，带好安全帽，7点坐猴车下井，以一分钟70米左右的速度，下到井底，再坐1小时小火车往深处走，接着步行几十分钟，才能到达工作的地方。

●坐猴车下井时。讲述者供图

潮湿的空气里，弥漫一股腐烂的味道。机器的轰鸣，金属摩擦的尖刺音，沉沉的撞击声，仿佛也在耳膜上作业。再回到生活的地面，已经是傍晚6点。而他的同事们，那些一起下井的综掘队矿工，还要再干上几个小时。

当天的任务量完不成，是要扣钱的。根据地质条件，综掘队的日进尺任务是5-10米。完成的话，每米算200块，完不成，每米倒扣50块。

50岁之前，郑旭明跟他们一样，每天连续在井下作业10-17个小时。当时他是一线综掘支护工，负责挖掘开采通道，在隧道顶部和两壁搭支架，常常遇上硬石头需要爆破，或者支撑的液压柱倒了要重搭。

通常早班还没离开，午班的人也到了井下，加起来要400多人，远远超出国家规定的100人。百人是按照产能核定的，而一家煤矿的产能必须按照实际供风量核定，这是《煤矿安全规程》的强制标准。

在这份规程里，还要求下矿的时候人人必须带定位卡，一个传呼机大小的“方疙瘩”，上面有按钮，被困可以呼救，不仅矿上，地方监管部门的系统也能收到，循着定位救援。定位卡能够显示下井人数，也就意味着，下井的定位卡数量不能超过核定下井人数。

这些规定，与劳动合同上的“每天8小时工作时长”一样，都写在纸上。实际上，郑旭明下矿很少带卡，十多个小时的加班期，“领导专门让一个人带卡，到点卡就出来了，工人还在下边”。

郑旭明所在矿的操作不是个例，来自山西、陕西几个矿场的工人们都证实了这点。山西北部，高玉升在的私营矿，上下井都要刷虹膜，按照规定，没带和多带定位卡都无法通过。不过，他说到，闸门可以人为控制——除了给加班的同事带卡，有些必须24小时当值的岗位，比如变电所，人员配备不足，工人请假不在卡也要在，因为其他人替不了，每个岗位都有对应的特殊上岗证件。

高玉升坦言，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中小煤矿，不愿意多招人，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儿。

平日里，定位卡也被用来看下井时间，核算绩效，要是早于规定时间升井，会扣钱——这是矿场的规定。而高玉升的岗位，一个月要下井4次，每次4小时，下够才能挣到全工资。没带卡的工人们主要靠纸质工票算绩效，高玉升展示了一张印有姓名和工种的表格，薄薄一张纸，内容全要手写，不录入电子系统。

钱，是矿工们顶在意的。郑旭明初中毕业，就去了村里的小煤窑干活。当时是山西煤炭迅速发展期，据当地官方数据，1978-1990年期间，煤炭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3%。他月工资一百多块，比当老师的姐姐高出几十块，是兄弟姐妹七人中挣得最多的。母亲曾阻止，村民有在那出事的，他没听。

干了两年，矿上就发不出工资了，开始用衣服、鞋子和面粉顶工资。九十年代初，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煤炭需求骤然萎缩，价格也随之暴跌。郑旭明不知道这些，只知道煤卖不出去，自己拿不到钱，干脆辞职。

现在他57岁了，在皮带工的位置上，工资比做一线综掘支护工时少了3000多，可不用加班。“不想受苦了。”他说。

郑旭明在九十年代初下矿的时候，掘进用的是镐头，支护也都是木头架子。再次返回井下的时候，已经用上了机械化装备，带有钻头的机器打通隧道，支护洞壁的也换成了液压柱。

但“50%还得是人工去干”，他解释，机器挖出来的煤撒地上，需要人工清理，机器切割不动的岩石，也得人工安置炸药炸开。

每次事故发生，总会引起广泛讨论：为什么不提升井下的机械化和智能化？

不是没有更高级的器械，但造价往往昂贵，除了国营大煤矿，一般小煤矿宁愿选择付人工费，划算得多。这是工程师孟辉的观察。他在一家十几万员工的煤炭集团二级单位工作，为煤矿做软件技术服务，客户基本是山西、陕西和内蒙的大型国有矿。

他们公司开发了一系列煤矿使用的软件和设备，推广起来困难重重。据他介绍，有套远程操控机器割煤的设备，兼顾自动完成液压支架升降、推移，干扰少的理想状态下能提升30%效率。“不过得花费上亿元，只有在那种国有大矿才能推广得开。”

郑旭明在那家小型煤矿私企，之前干的就是放置安装液压支架，时时要警惕顶端和两边落下的碎石，“受伤有轻有重，还有被砸死的”。

即使用上这套器械，实际操作时还是离不了人。工程师孟辉坦言，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在井下都难起作用，粉尘和水汽会污浊镜头，还有金属设备对信号产生干扰。不如沿用了近二十年的煤矿安全监测系统，简单的数据采集和报警，准确度足以应对正常作业，性价比高。

井下的恶劣环境，也严重阻碍了其他可视技术的运用。他举例，一些国有大矿已经用AI进行图像分析，监测煤矿上的违章作业。但目前只能在一些粉尘少的地方运用，一靠近工作面就失灵了。

●采煤工作面。讲述者供图

一位省级国有矿井的工作人员提到，他们曾采购了几台先进机器，如今只是摆设。他记得，使用远程控制采煤机的时候，虽然能在地面操作，但摄像头拍摄角度有限，从顶到底拍不全，有可能会割不到位，造成浪费。开始作业粉尘又太大，一下子就糊了镜头，想要看顶板情况也看不清。

“靠智能化阻隔井下作业的不安全，作用有限。”据孟辉观察，机器都失灵的环境，没有工人戴护目镜，戴了会起水雾。比起购买昂贵的器械，人工目前仍是便宜好用的选择。

孟辉了解到，目前陕西和内蒙的浅层煤开采，成本低，利润能翻一番，工人的工资突破一万。但在山西、安徽和四川等地，工人们的普遍工资也就5000-8000元。因为很多都是老矿，开采难度大，成本高。一位山西的矿工见证的情况就是：最好的煤层基本采完了，现在开采100吨里就有90吨石头，煤的质量也不好。

对此，有几位矿工都觉得，也是机械化带来的影响——以前人工开采，回收率大概在60%左右，机械化开采的，回收率才30%。最后还要人工分拣出碳块。

从某些矿场主的角度，机械化程度提高，也没有让人力减少的意愿。他们会把因为机械所替代的工人，再划成新班组，去开采一个新的工作面。为了更“划算”地增加出煤量，他们还会再找外包人员，做“幽灵矿工”。几位矿工都证实，这是普遍现象。

钱，是矿工们顶在意的，甚至高过事故。35岁的高玉升看到留神峪事故的新闻，第一反应是“他们的工资过万，好高”。很多矿工跟他一样，对于矿上干活出事，已经习惯甚至麻木——“每个月总有的事”。

高玉升从小在矿上长大，父亲是瓦斯员。九十年代初，矿工家属们都住在那里。煤炭的味道和触感他再熟悉不过。衣服上总带着一层黑黑的煤尘，雨滴中也伴着黑色粉末，落在路面上，聚成黑色的水洼。一到冬天，各家都烧煤取暖，用铁锤把大煤块捣成小块，填进炉子。

子弟学校和矿场一墙之隔。坐在教室里，就能看到一块块煤从露天的传输带“铁镏子”上掉落进深坑。他和同学们喜欢爬上“铁镏子”，在到达堆放煤的大坑前下来，还会比试谁站得时间久。有人摔下去受伤，但矿上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玩具”。

第一次意识到危险大概是初中，父亲被落石砸中，胯骨粉碎性骨折，单位赔了5000块钱。只养了三个月，父亲回去就上班了。

跟很多同学一样，他上的是煤炭职业院校，包分配。第一次下到黑乎乎的矿井，并没有感到恐惧。和他同行的新同事，被碎石炸药的声音吓哭。

工作十来年，见惯了受伤，周围人胳膊断了，耳朵没了，都是常事，有的还是儿时相熟的长辈。他自己也遇到过一次危险，修风门的时候把头夹在门框里，越挣扎越紧。最后用脚把另一扇踹开，才逃脱出来。

这毕竟是偶然，虽然从国有矿转为了私营，“矿上好歹给五险一金，稳定。”高玉升说。矿上跟他一样的矿二代很多，甚至还有矿三代。

他现在的工资6000多，一线工人月干满30天，也才能拿到7000，在变电站那些辅助岗位只有一半。十年没涨过工资。公司拖欠着他的社保，和父亲退休后的工龄费。想去好的大矿，都要找关系花钱。

就这样被困在矿场，他整日徘徊于矿井和宿舍。当了代班小领导，一周甚至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高玉升很久没有出门走走，感觉跟社会脱了节，他的世界似乎就成了这整座矿。

一位自称月薪过万的90后矿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刚上班的时候觉得工资挺高，只不过有点累，干久了朋友变少，对象也找不上。日复一日，最终“与机器融为了一体”。

近几年，很多学采矿工程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下到矿上——37岁的付博发现，他所在的算是当地人羡慕的国有矿，交足五险一金。他父亲也在这里，他从矿业技术学校毕业，包分配。

去年夏天，一位大学生干了20天就没再来。付博听说，是他母亲知道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搬铁柱子，劝他放弃，毕竟读了这么多年书不是为了干苦力。

四年前，付博长期在一线工作，腰疼得直不起来，父亲托关系送礼，为他谋了这份清闲一些的安全员岗位。他算了下，这个矿的资源储量“能挖到自己退休”。他不愿孩子再做矿三代，婚后叫妻子辞职做家庭主妇，把孩子培养好。

也有离开家乡又回来的二代。老矿工郑旭明的儿子就是。他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在省城工作了四五年，工资只够房租和吃饭，用郑旭明的话来说就是“在外面活不了”。在郑旭明的建议下，儿子回到家乡县城，找来找去，还是选了矿上的工作，工资最高。

比父亲好些，他做调度员，不需要下井，也能准时下班。不用再交房租，矿上还发餐补，工资总算能攒下了。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选择。

一位矿工的女儿发帖，讲年逾五十的父亲还游荡在各个小煤矿上。总说着再老点就不下井了，下一句就是“找不到活儿干呀，家里的开销咋弄呢”。说起工友断了根手指，获赔十来万，她记得父亲神色平静，露出两排白牙笑说：“这不挺划算的嘛”。

她记忆里，父母间的争吵都是关于钱。不是没有想过转行，送外卖竞争不过县城里的年轻小伙，进厂离家太远了，新学一门手艺似乎也太迟。最终，父亲还是回到家附近的煤矿。

她写下，“干煤矿不是因为高收入，是没得选。”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