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赴台前留下的档案，是日本记者搜集侵华情报铁证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吴石将军深潜隐秘战线的传奇人生，终于冲破70多年的历史静默。鲜为人知的是，1949年8月他奉命赴台前，曾将298箱重要档案以“寄存”之名，留在了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批被称为“末次档案”的资料，是1913年至1940年间，日本《福冈日日新闻》记者末次政太郎在中国收集的剪报，内容超过2亿字。

近代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中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在中国秘密开展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报调查。一些日本间谍都像末次政太郎一样，以记者职业作为掩护，他们提供的情报在甲午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这样一段与新闻相关的历史，在国内鲜有学者深入研究，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俞凡为此写了新著《面具之下：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他说，囿于史料限制，很多日本记者的秘密情报活动至今依然封尘在历史深处，等待着被发现。

“镇馆之宝”中的日本记者

2012年，俞凡从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时，导师建议他研究厦大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末次研究资料”。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日本人遗留的图书资料时，发现一批题为“末次研究所”的剪报。1948年秋，陈诚命令史政局将保存的一批军事机要档案运往台北，史政局局长吴石为了让“末次研究资料”留在大陆，建议将其暂时存放在福州。

1949年6月，吴石与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章振乾见面后，同意将“末次研究资料”寄存在社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社科所并入厦门大学，“末次研究资料”自然保存到了厦大图书馆。资料现存共755辑，151000多篇，2.2亿字，来自当时在中国出版的数十种中外文报刊，以中日关系为主，涉及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1984年，“末次研究资料”被教育部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

多年来，国内学者很少深入研究这批资料。俞凡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对末次政太郎知之甚少，研究无从下手。“当时接到导师给我的任务时，我连末次的名字是真名还是化名都不知道。”俞凡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查阅和搜索国内外大量史料，才一点点拼出末次政太郎的部分人生轨迹。

1876年，末次政太郎出生在日本福冈，青年时期是文学青年，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他也在女学杂志做撰稿人，大学毕业后在明治女学校教学。甲午战争后，日本占据中国台湾，平民出身的末次政太郎成为最早一批去台湾的日本人。不过，他在台湾发展并不顺利，陷入官司，债务缠身，于1910年底返回日本。当时他幼年时的好朋友山座圆次郎，已成为日本著名外交官。三年后，山座被派往北京任驻华公使，赴任前后，他推荐末次政太郎进入《福冈日日新闻》任驻北京通讯员。后来，末次政太郎还被北平伪政权聘为顾问，直到1940年在北京去世。

俞凡发现，从1926年开始，末次政太郎在《福冈日日新闻》发表的文章急剧减少，“资料”收集的内容却明显丰富。这一变化背后有颇值得关注的种种细节巧合。比如，当时末次政太郎标记剪报的时间、书写方法，以及标记剪报出处所使用的印章，都与同时期“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剪报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末次还开始频频写批注。“1927年前后，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末次以及‘资料’的性质发生转变，至少从形式上来说，离情报越来越近。”俞凡分析。

对末次政太郎的挖掘，成为俞凡研究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他还研究了日本著名记者宗方小太郎、水野梅晓、鹫泽与四二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的情况，最后写成《面具之下》。

一手档案中的记者

“新闻工作一直是近代日本对华总体战略的重要一环。”俞凡说，明治维新之后，走上“文明开化”的日本逐渐认识到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价值，在对外扩张中，“文力征伐”与武力侵略始终密切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对中国进行新闻宣传。

宗方小太郎最早呼吁日本在中国办报，在日本近代来华的间谍记者中，他地位特殊，甲午海战中为日本提供了关键情报，因此获得明治天皇接见。《汉报》原名《字林西报》，是英商字林洋行在汉口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1896年被宗方小太郎出面收购，日本外务省和海军省补贴办报经费，是日本在中国运营的第一份报纸。戊戌变法期间，《汉报》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宗方小太郎帮助梁启超外逃，同时继续刊登文章支持康、梁。此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布禁买《汉报》的命令，该报销量锐减，最后宣告闭馆。

宗方小太郎还协助其他日本人收购了《闽报》《沪报》《神州日报》等，帮助日本政府在中国编织了一张新闻宣传网络。1914年，日本在北京成立东方通信社，宗方小太郎出任社长。“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中国设置了一个军方秘密情报机构，在北平的活动以《北平新闻》为掩护，负责人是鹫泽与四二，曾在东方通信社做过记者，算得上是宗方小太郎的“后辈”。依凭《北平新闻》，鹫泽与四二又建立起一个日本在华特务网络。

“近代日本记者中的很多人在中国多年，是‘中国通’，他们除了通过报纸影响中外舆论，还会通过刺探情报、组建情报网、撰写中国问题报告等各种活动来配合日本的侵略计划。查阅历史档案还可以看到，这些在华记者的报告都受到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递交不久就会送往外相、首相等最高决策人处，很多上面还有高层的批注。”俞凡说。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近代日本在华新闻活动的研究，集中于研究报人，或者报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使用的材料以报纸原件、时人评述以及回忆录为主，少有来自日本的档案、日记等一手材料。俞凡说，这样的缺失带来很多局限，“这些近代来华记者身份复杂，有些像宗方小太郎，先做间谍，再做记者；有的像末次政太郎，先做记者，再做间谍；还有的像鹫泽与四二，一开始就是‘国家队’，有特殊使命，记者与间谍两种身份并行。他们与日本外务省、军部的关系也有各种变化。历史深处的错综复杂，都是无法也不能在报纸上发表的报道中体现的”。

战后至今，日本整理了大量战时档案、文献、回忆录、日记等史料，日本外务省、防卫省也将绝大部分战时档案在网上公开。俞凡说，尽管看了大量档案，他还是有很多历史细节无从知晓，也留下不少研究空白，“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研究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只能尽量趋近真相。这也是历史学者最重要的任务，把历史上发生的事尽可能还原出来，给今天的人一点思考和启示”。

对话俞凡：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关注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

甲午海战中的关键情报

第一财经：甲午战争时，宗方小太郎提供给日本政府的威海卫情报直接影响了战争结局？

俞凡：他的情报对甲午海战有决定性影响。甲午战争的陆上战争首先在朝鲜爆发，中国可以通过陆路进行补给，日本则只能通过海路越过对马海峡进行补给，所以掌握制海权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击败了北洋水师，完全掌握了制海权，成为日本取得胜利的关键。当时，清军在威海卫有军港，周围修了一圈炮台，可以面向大海射击。炮台背后是悬崖，叫百尺崖，清军觉得没人上得去，就没有在悬崖处设防。结果宗方找到了一条小路，日本陆军由此上崖，打了炮台驻军一个措手不及。

看宗方日记，真的是百感交集。1894年7月，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袭击增援朝鲜的两艘清朝军舰，甲午战争已经开始，但是宗方去了威海卫几天，轻而易举就把北洋水师何时出动、军舰上有多少水兵、带什么装备、准备去哪里等这些最绝密的军事情况探听得清清楚楚。他在军港里来去自如，登楼远眺也没有人管，只能说明当时清政府的颟顸，没人觉得这些是机密。

不是说如果宗方不提供这些消息，黄海海战中国就能打赢。北洋水师的训练和水平跟日本联合舰队确实不能比，但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北洋水师当时不是出去打仗，是去护航的，没有带足够的燃料和弹药。日本之所以突袭成功，就是宗方把北洋水师出发的消息报告了日本国内，联合舰队才有备而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个东亚大国之间爆发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彻底改变了自唐高宗时期的白江口之战后延续了1200多年的东亚秩序，也把近代中国进一步推向深渊。中国两次近代化进程都被日本侵略打断，第一次是晚清洋务运动，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多年里中外基本维持和平，中国开始发展近代民族工业，结果爆发甲午战争。还有一次是1926到1937年间，当时北伐结束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开始搞经济建设，结果发生卢沟桥事变，国家又陷入战争。

末次档案中的关东军

第一财经：末次政太郎留下的史料中你觉得哪些是很有价值的？

俞凡：末次在剪报上写的批注，从中可以看到他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史料看得越多，越觉得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关注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对中国的侵略真的是处心积虑。就拿1917年末次去山西买铁一事来说，他以洋行的名义买了两千吨生铁，当时是一战，铁是战略物资，一个普通记者为什么要买铁呢？实际上，当时末次背后是金主安川敬一郎，安川敬一郎创办了九州钢株式会社，制钢需要大量生铁。

1915年，日本提出所谓“八四舰队计划”，想扩大海军战舰规模。日本资源不够，哪里才有造战舰需要的铁矿石？自然是中国，关键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山西的资源不了解，不管理。末次从山西回来后，在《福冈日日新闻》发表了多篇报道，介绍山西铁资源的状况、产能以及对日本的价值，呼吁加强对中国铁资源的重视。去山西买铁这个事，是末次第一次直接服务于日本侵略扩张的国策，标志着他开始转变为军国主义分子。

第一财经：通过档案能看得出末次政太郎与日本军方的关系？

俞凡：这也是末次的材料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他后面收集的材料为什么会发生很大变化？末次大量收集的材料都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但是那些材料全是来自伪报，没有什么情报价值，我推断可能是为了日本国内进行战争宣传服务。这就涉及他跟军方，特别是跟关东军之间是什么关系。

末次曾经拿过外务省一段时间的津贴，但1930年底，他印刷了一本叫《满洲之于日本的地位的重要性》的小册子在北平赠送和发放，公开表露自己军国主义的主张，引起不同立场的日本驻北平领事馆的极大不满。末次印刷小册子这件事，说明他的身份发生根本变化，不再顾忌外务省的看法。如果他是一介平民，外务省应该不会对他束手无策。我查过一些关东军的记录，末次应该和他们有联系。陈宝琛写给溥仪的信里说，末次政太郎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系很好，但是本庄繁的日记里没有提到末次。《福冈日日新闻》给末次发的讣告中说，他“与吴佩孚关系尤为密切，并在他的鼎盛时期担任其顾问”，“七七事变”后曾任伪北京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的李景铭也在日记中记载，末次表示对吴佩孚“深素所信仰”。不过，我在吴佩孚的记录、包括日本人给吴佩孚写的传里，都没有看到关于末次的记载，他和吴佩孚的关系扑朔迷离。但是，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末次后来找到的新东家只能是军方，并且很可能就是关东军，这个转变也让他身份再次转化，从幕后走到台前，积极地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

“所有人都应该为国家做贡献”

第一财经：很多日本记者在中国搜集情报，起初并非来自政府授意，而是自觉自愿，应该怎样理解这个现象？

俞凡：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资源极度贫乏。这个缺陷在明治维新后举国工业化的时期被无限放大了，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要发展国力，就需要建设强大的工业；要建设强大的工业，就需要有充足的自然资源；要获得充足的自然资源，就必须由岛国走向大陆，这也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大陆政策”的源头。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后，被国际联盟谴责，1932年退出国联。当时日本驻国联总代表是外相松冈洋右，他在退出国联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说《十字架上的日本》，称日本发展需要资源，中国东北有资源但中国人不会用，日本凭什么不可以拿来用？完全是强盗逻辑，但日本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知识分子阶层普遍认为，日本要在当时强敌环伺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对外扩张，还进而形成一种自发的使命感：所有人都应该为国家做贡献。

二战时，记者做间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但是像日本那些记者这么自觉、这么普遍的，非常少见，至少目前我没看到日本官方文件里讲过要准备培养记者做间谍。《满洲日日新闻》记者驹田信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被派到俄蒙边境常驻采访后，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向日本各种机构递交情报，一直没被赏识。后来，当过“满铁”首任总裁的后藤新平担任外相，驹田信夫两次上书后藤，自荐探查西伯利亚、外蒙古自治政府等情况。驹田的情报工作能力得到认可后，才获得了外务省的资助。

宗方小太郎的第一个情报工作是1887至1888年所谓的“华北大旅行”，当时他23岁，也是自发行为，费用都靠师友接济。

第一财经：从这个角度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被军国主义教育洗了脑？

俞凡：没有那么简单，日本的军国主义跟传统的军国主义是有区别的。传统的军国主义是当时德国的模式，整个国家为军队服务，日本则是军队绑架政府。《大日本帝国宪法》有一条规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是有大将或者中将军衔的现役军人，且要经军部推荐。如果军部对政府不满，就可以拒绝推荐人选，而只要有大臣空缺，内阁就必须辞职，这相当于军部彻底绑架了政府。我们现在所说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指民众被狂热洗脑加入战争，那已经是一战以后的事。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首流行的歌谣是，“动荡扶桑岛/实在住腻了/你走我也走/成群往外跑”，生动表现了日本国民性中的两个重要特点：忧患意识与扩张意识。除了缺乏资源，日本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多火山地震，地理环境也很动荡。1923年关东大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日本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团体也相继诞生。

再者，战争对近代日本也影响深远。近代日本通过系列倒幕战争确立天皇统治，又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近代国际关系中，普遍遵循的又是丛林法则，于是日本开始形成一种群体意识——每进行一次战争，国家就可以“进步一点”，领土就可以扩张一点，国际地位再提高一点。这也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整个国家变成一部构架精良、运转有序的侵略扩张工具。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既然侵略扩张成了当时日本民族的群体性规范，那么每个国民就应该在这个规范体系中“各安其所，各守其分”。作为记者，自然应该向政府提供所了解到的任何情报，这时他们必须保证客观真实；同时也应该无视杀戮、赞美侵略、歌颂战争，这时他们又无需顾及真相或是谎言，因为这也是他们的本分。只有了解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内在关联与矛盾，我们才能真正解释这些间谍记者在对外侵略上的种种表现。

《面具之下：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

俞凡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