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遥远

（来源：中国旅游报）

转自：中国旅游报

　　□ 刘小方

　　提及温州，今天的人们想到的多是繁荣的民营经济、突破万亿的年度GDP，或者四通八达的商路。但在漫长的历史里，温州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明代弘治年间《温州府志》开篇便说：“今天下十有三省而浙为首，浙十有一郡而温独远。”“独远”二字，道尽了温州在浙江十一郡中的孤悬之态。

　　温州之远，首先是空间上的隔绝。

　　从地理上看，温州是一座被山海封锁的城市。向外走，括苍山脉、雁荡山脉、洞宫山脉从三面环绕温州，山高壑深，行旅艰难；向内行，瓯江、飞云江、鳌江又横贯其间，舟车辗转，费力劳神。唐代诗人孟浩然在到温州途中写下诗句：“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永嘉是温州古称，长途奔波的孟浩然显然有点不耐烦了。

　　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温州青年匡超人为了从乐清到杭州，“背着行李，走了几天旱路，到温州搭船”。“旱路”与“搭船”两个寻常词语，道尽了走出温州的艰难。

　　到了近现代，这种遥远之感依然没有消失。在2003年甬台温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之前，“汽车跳，温州到”一直是温州交通的具象写照。在老一辈温州人的记忆里，从温州到省城杭州动辄需要十多个小时。

　　如果仅仅是地理偏远，温州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文化意象。更深的遥远，来自历史叙述中的边缘位置。

　　从早期中原的视野看，温州所在的瓯越大地属于“异域”。《史记》里“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的记载，便表明了这种认知。换言之，温州虽在王朝版图之内，却又置身文明中心之外。

　　这种边缘性，使温州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痕迹。东晋以来，温州曾一度成为流放者、远宦者、失意者暂时栖身的地方。南朝的谢灵运、颜延之，唐代的张子容、项斯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身影。南宋的“永嘉四灵”生于斯长于斯，继承了山水田园诗的传统，书写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

　　张子容在《永嘉作》中写温州：

　　拙宦从江左，投荒更海边。

　　山将孤屿近，水共恶溪连。

　　地湿梅多雨，潭蒸竹起烟。

　　未应悲晚发，炎瘴苦华年。

　　投荒、孤屿、恶溪、多雨，这些词一并出现，构成了遥远、荒芜的图景。他又在《永嘉即事寄赣县袁少府瓘》中写道：“曾为谢客郡，多有逐臣家。”一个“逐臣家”，点出温州曾有的贬所意味。

　　唐代诗人项斯、方干，都曾送友人到温州。项斯在《送友人之永嘉》中写道：“城连沙岫远，山断夏云高。”方干则在《送永嘉王令之任二首》中写道：“山间阁道盘岩底，海界孤峰在浪中。”

　　这些诗句共同构成一种印象：温州不是容易抵达的地区，而是远在山海之外。

　　温州的遥远，甚至连语言都在提醒你它的距离。

　　温州话属吴语瓯江片方言，因全浊声母、无卷舌音、八个声调以及复杂的连续变调而异常难懂。曾有语言专家提出，是封闭的环境封存了唐宋及以前的汉语发音和语法结构，让许多在别处已经消失的字音和句法，仍顽强地留存在这片土地上。

　　山水的阻隔，语言的屏障，却有助于温州独特性的保存。清人方苞在《游雁荡山记》里说，雁荡山之所以“独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于今”，正是因为“所处僻远，富贵有力者无因而至，即至亦不能久留”。

　　当然，温州的遥远并非完全的劣势。它挡住了外部世界的喧嚣，也逼出了内部世界的生长。谢灵运在这里游历山水，写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清空明净的诗句，也推动永嘉山水进入了中国文学的深处。

　　温州的遥远，还促成温州人向外走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温州青年王均瑶因为回乡路上买不到火车票，便萌生了个人承包飞机的想法，并付诸实践。这个“胆大包天”的故事之后常被人提起，因为它像极了温州发展的缩影：当路难走时，就自己想办法开路。

　　正是这种不等、不靠、不怨的性格，促使许多温州人走出家乡，走遍全国，走向世界。从沿海小城到海外市场，从皮具作坊到服装工厂，从贸易柜台到跨国网络，温州人把“遥远的地方”变成了“向遥远迁徙”，把山海之间的逼仄变成了向外伸展的力量。遥远促成了大跨越，遥远催生了大流动。

　　可见温州的遥远，并非遥不可及的遥远，亦非封闭隔绝的遥远。它是一个地方在长期的山海阻隔中铸就的坚韧，是一种在非优势环境中锤炼出的自我生长能力。它接纳失意文人的短暂退隐，以独特的山水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它为人们提供安顿身心的避风港，也激励人们奔赴远方。

　　由此看来，温州的遥远，虽曾是山海难越的地理阻隔，是王朝视野下的边地悬置；但同时，也是在阻隔中沉淀下来的一份自持，一种自行生长、自成天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