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持人洪朝丰：与富婆纠缠多年，后精神失常，60岁出家修佛

从七位数年薪到328港元一堂课：洪朝丰用半生疯癫，换来一个盘腿而坐的晚年，2026年4月，一条消息在港媒角落里悄悄冒了出来。

一个曾经年薪七位数的香港顶级DJ，如今靠一堂三百多块的颂钵课谋生——这个反差之大，足以让不熟悉他的人以为是编出来的段子。可偏偏，这就是洪朝丰真实的人生。

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能从山顶走到谷底，又从谷底爬回到一种近乎＂归零＂的平静，光看履历表是不够的。你得看他在最崩溃的那个时刻，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一个场景，他自己讲过不止一次。那是他在香港某间医院精神病房里住着的日子。

最严重的时候，手、脚、胸口都被绑住，像一条搁浅的鱼被按在岸上，动弹不得。他后来说自己当时本能地抗拒吃药，因为吃了药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病人。

这句话细想起来很残忍——一个习惯了被聚光灯照耀的人，连承认自己病了这件事，都要过一道心理上的生死关。但这不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面对＂要不要承认＂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洪朝丰的前半生就是在各种＂不敢承认＂和＂不愿面对＂之间反复折腾，而每一次逃避的代价，最终都由他自己来埋单。先说他是怎么走上巅峰的。

这份学历放在那个年代的娱乐圈，几乎是碾压级别的存在。1983年，洪朝丰开始在电台主持音乐节目，题材涵盖西洋歌剧、古典音乐、怀旧金曲等，尤以人物专访及清谈节目最受听众欢迎，包括《精装名人录》和《日月星辰》。

他到底红到什么程度呢？洪朝丰主持的电台节目《日月星辰》连续六年（1994年至1999年）都成为了香港十大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

1997年3月，他跳槽到新城电台，当时透露年薪达七位数，是港台薪资的两倍。九十年代的七位数港元年薪，换算到今天的购买力相当可观。

那时候的洪朝丰，就是香港电台界最亮的那颗星。但高处不胜寒这句话，说的从来不只是天气。

一个人在最风光的时候，往往也是内心裂缝最深的时候。只是外面的掌声太响，把裂开的声音盖住了。

外界当时只听到些模模糊糊的风声，没人说得清楚到底为什么。很多年以后回头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和他后半生的所有风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在当时，洪朝丰选择了不说，或者说——不敢说。接下来的事情，才是真正把他推向深渊的转折点。

1998年11月，宝咏琴与前男友萧永丰分手后接受当时在新城电台任DJ的洪朝丰访问，宝咏琴被洪朝丰吸引，很快两人便公开恋情。宝咏琴是什么来头？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饱经世故的女富豪，会对一个电台主持人如此飞蛾扑火？很多人简单地归结为＂被骗了＂，但真相恐怕更复杂。

说白了，一个好的访谈主持人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对面的人觉得＂被看见＂了。两人在一起后高调得不可思议，出席活动手牵手，一起上电视节目，宝咏琴甚至用＂置之死地而后生＂来形容这段恋情。

但仅仅11个月后，一切就崩盘了。两人宣布分手，洪朝丰透过传媒频繁公开大骂宝咏琴。

据参考资料记载，洪朝丰甚至向对方索要高达11亿港元的分手费，以对方的隐私作为要挟筹码。这种做法在任何时代看来都很难让人同情。

但如果把它放在洪朝丰当时的精神状态下去理解——一个已经开始受躁郁症困扰的人，做出的决定往往不是理性判断的结果，而是被放大到极端的情绪反应。

这不是在给他开脱，而是在提供一个解读角度：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癫狂行为＂，背后其实是一个正在失控的大脑。随后三年的＂互撕＂才是真正令外界瞠目结舌的部分。

两个人你来我往——记者会、公开信、出书爆料，每一轮都比上一轮更激烈。2000年1月，宝咏琴召开记者会，公开揭示了洪朝丰的性取向问题。

而洪朝丰的回应更为极端，他放出狠话说要和她＂纠缠到底＂，看谁命长，就算自己先死也要＂化成厉鬼＂。这种表述放在今天来看，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一种极度失控状态下的嘶吼。

一个正常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一个躁郁症反复发作的人，完全可能。2003年4月，宝咏琴因癌症去世，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缠才被画上了句号。

洪朝丰出现在了她的葬礼上，全程沉默。站在那个灵堂里的他，内心翻涌着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段关系对双方造成的伤害，远比外界看到的更深。宝咏琴在与病魔搏斗的最后几年里，还要承受来自前情人的公开攻击，这对一个癌症患者的身心消耗是难以估量的。

而洪朝丰自己，也在这场互相毁灭式的对峙中，把仅存的公众形象彻底耗尽了。这里需要补充一个关键背景：洪朝丰的躁郁症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写在基因里的。

他的父亲死于肺癌，母亲患上老年痴呆，堂兄四十岁就因躁郁症离世，亲哥哥也因抑郁酗酒后意外身亡。这个家族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笼罩着，每一代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与精神艰难抗衡。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看他那些年在公众面前的种种失态，就不能简单地用＂癫狂＂二字一笔带过了。宝咏琴离世后，洪朝丰的人生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

他被坊间冠以＂四大癫王＂之一的称号，和同样命运坎坷的蓝洁瑛、陈宝莲、蔡枫华并列。这四个人是香港娱乐黄金年代的一个侧面——那个时代造就了无数神话，但同样有一批人被碾碎在车轮之下，而没有人去扶他们一把。

2006年前后，洪朝丰的躁郁症反复发作，曾在一次事件中被邻居报警，警方赶到时他已处于精神失常状态，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房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说了一句颇为心酸的话：在精神病院里不吃药的，才会被当成病人。

换句话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一件事——接受治疗不是示弱，而是自救。命运对他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洪朝丰在2017年10月确诊患上舌癌，为了对抗癌魔不惜接受手术切除舌头，未料术后又发现癌细胞扩散到淋巴。手术切掉了左边三分之二的舌头，用脸颊和大腿内侧的组织造了半边新舌头。

对一个靠嘴吃饭的主持人来说，这等于宣告了职业生涯的终结。之后医生又在他的小肠中发现了一个约4厘米大的肿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癌症像是和他较上了劲。患病期间他曾有过轻生念头，有一天电疗后回到家里，走过21楼的栏杆望下去时，想着是不是就这样完结自己的生命。

阻止他迈出那一步的，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一个很朴素的念头——前妻一直在照顾自己，这么做会让她伤心。这个细节比任何心灵鸡汤都更真实：在人最脆弱的时候，能拉住你的往往不是信仰，而是一个具体的人。

说到前妻叶桂好，这个女人在整个故事里扮演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洪朝丰在社交平台写道：＂前妻义无返顾走来照顾我，我们分开三十多年，因着这次厄困，变成一个奇迹。

＂两人离婚后各过各的生活，三十年几乎没什么交集。但当洪朝丰最需要人的时候，她搬回来了，每天做容易入口的饭菜，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他说＂我不爱她，她也不爱我，我们是亲人般的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比爱情更稳固——因为它不建立在激情和幻想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朴实的善意之上。

真正让洪朝丰找到安放内心之处的，是佛学。在他没有患病之前就有过短暂出家的经历，自从患上了癌症之后，他更信奉佛教，曾经多次出家修行，又跟随禅师以及宗僧去学习，还在海内外教授过两千名学生。

从一个在精神病房里被绑住手脚的人，到一个每天打坐一个半小时、教别人如何平静下来的人——这个转变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理解躁郁症患者对＂内心安定＂的极度渴求，就会明白佛学中的禅修为什么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他需要的不是药物之外的另一种治疗方案，而是一个可以让自己的大脑安静下来的方法。打坐给了他这个方法。

2020年3月，已经60岁的洪朝丰做了另一件让外界再次侧目的事——公开发表《六十出柜书》，正式承认了自己的性取向。

这件事往回看，其实串联起了他人生中许多看似不相关的节点：第一段婚姻为何破裂、与宝咏琴的恋情为何从一开始就充满裂痕、那些年外界对他的猜测和攻击为何总是围绕同一个话题。一个人压抑了大半辈子不敢面对的东西，终于在六十岁那年说了出来。

你可以对他有各种评价，但有一点无法否认：他用了整整几十年，才学会了对自己诚实。上一次洪朝丰公开新照，是在2025年圣诞节前，当时他身穿简单的风衣，戴着鸭舌帽，脸上略显沧桑，神情看起来颇为从容、自在。

舌癌手术后，他必须重新学习说话，身体时好时坏，情绪也会有波动，但他依然积极面对生活，潜心修佛。如今他开设的那个328港元的颂钵音疗班，从商业角度看并不成功——公开了音疗活动之后，反响并不如预期，几乎没太多人响应。

但换一个维度去看，一个经历过精神病房五花大绑、两度抗癌、割去大半舌头的人，还能坐在那里心平气和地敲一面颂钵，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生命力。到了2026年5月再来审视洪朝丰的故事，有一个维度是绕不开的。

近年来，公众对于心理健康议题的关注度在持续上升，内地和香港都在加大精神卫生资源的投入。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精神疾病在华人社会中还是一个巨大的禁忌。

洪朝丰患上躁郁症的那些年，外界给他贴的标签是＂癫王＂，用的是猎奇和嘲笑的眼光，没有人认真地去问一句：这个人是不是病了，需不需要帮助？他被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消费了十几年，而他真正需要的——专业的医疗干预和社会的理解包容——在当时几乎是奢望。

这不是洪朝丰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香港＂四大癫王＂中的另外三位——蓝洁瑛孤独离世，陈宝莲在绝望中结束生命，蔡枫华一度靠救助金度日——她们和他的遭遇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通点：在最需要被接住的时候，没有人接住他们。

娱乐工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捧上去，又用同样快的速度把他们抛下来，中间没有任何缓冲。洪朝丰算是四人中相对＂幸运＂的那一个——他活了下来，并且找到了一种与自己和解的方式。

但这种＂幸运＂的代价也是实实在在的：失去了大半条舌头，失去了整个职业生涯，失去了在公众面前的尊严，在精神病房里被绑了四次。这些东西换来的，是他现在能盘着腿坐在那里，平静地敲完一个半小时的颂钵。

往深一层说，洪朝丰的人生轨迹也折射出香港娱乐产业在繁盛与衰落之间的深层问题。那个黄金年代制造了无数光鲜的偶像，却从未建立过一套保护这些偶像的机制。

行业对从业者的心理健康没有评估，对退出机制没有规划，对失意者没有关怀。一个人红了就是全民追捧，一个人塌了就是全民嘲讽，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这种＂要么上天要么入地＂的生态，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回到洪朝丰本人。

66岁的他，现在每天打坐、念经、偶尔教一两堂颂钵课，靠儿子每月给的生活费度日。和三十年前那个年薪七位数、在电台呼风唤雨的DJ相比，这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如果你问他是更怀念从前还是更满意现在，答案也许没那么简单。他自己说过，经历红尘的洗礼以后，只想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这话说起来轻巧，但能真正做到的人，通常都经历过比常人多几倍的痛。洪朝丰的故事到这里，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实在的启发：一个人最难的事情不是爬到多高或者跌到多深，而是在经历了所有起落之后，还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

他花了六十年才做到这一点——中间兜了无数弯路，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被病魔折磨到几乎放弃。但至少，他最后做到了。

328港元一堂的颂钵课，赚不了什么钱，可它大概是洪朝丰这辈子做过的最＂清醒＂的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