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西汉有个宫女叫张姒，十六岁。
她最怕每月的宫宴——一堆人挤在一起，笑要笑得对，话要说得巧，错一句可能掉脑袋。
于是她往床上一躺，跟领导说：头疼，起不来。
医工来了，翻眼皮、摸脉。张姒在被子里攥紧手指，心跳得飞快。三个月前同屋的赵姬装病被查出来，罚去洗衣房，到现在还没回来。
医工看了半天，没查出毛病，懒得追究，在竹简上写了几个字。
领导批复：准假五天。
——这是《二年律令》里记载的真事。汉代宫女有探亲假和病假，但病假需要医工开证明。三天治不好就送去“暴室”（宫里的隔离病房），进去就出不来了。所以很多人宁愿硬扛也不装病。张姒运气好，碰上个不想较真的医工。
南北朝时期，装病开始变成一门公开的“社交策略”。
《世说新语》里记了一位琅琊王氏的妇人。她不想见客就往内室一躺，让婢女对外喊“娘子头痛”。
有意思的是：来的如果是讨厌的亲戚，这头痛能持续一整天；来的如果是想见的人，头痛片刻就好。
旁人笑她双标。她说：“我疼不疼，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话放在今天，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古代版。
唐代也有个这样的例子。
上官婉儿十四岁那年，武则天要见她。
她不去。装病。
嬷嬷吓坏了：天后召见，不去是要掉脑袋的！
上官婉儿跪在地上发抖，但还是说：不敢去。
武则天听说后笑了，让人送去一盒止痛膏，传了一句话：“既然怕我，就别来了。”
后来上官婉儿成了武则天最信任的女官。晚年她跟身边人说：那天不是真怕，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见杀父仇人。
装病，有时候不是偷懒，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宋代女性的社交范围被缩得很小。程颐说“妇人不可出中门”，汴京的官宦女眷日常被圈在家里，唯一合法的外出理由是去寺庙烧香。
南宋《夷坚志》里写了一个杭州商人的妻子。
每次丈夫提出要带她参加同行的家宴，她就说“心痛”。丈夫请了三四位郎中来瞧，都查不出毛病。
后来一位老郎中私底下对丈夫说：“尊夫人的心，怕是长在别处。”
丈夫懂了。从此不再勉强。
——这位老郎中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心口疼和社交有关”的人。
明代有个更直白的。
嘉靖年间，南京礼部侍郎的夫人杨氏，年过四十后开始频繁称病。不仅不去别人家的宴请，连自家亲戚上门她都躲在佛堂里念经。
丈夫觉得丢面子，请了太医来看。
太医说：夫人脉象平和，没病。
杨氏坐在帘子后面说：“我没病，我就是不想见人。”
丈夫愣住，半晌说不出话。
杨氏继续说：“那些应酬，说的都是我不在乎的话，见的人都是我不在乎的人。我为何要为一个‘夫人’的名头折磨自己？”
这段话被她丈夫记在了文集里。那个侍郎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内子之言，我竟无法驳斥。”
——这是明代一个贵妇的“社恐宣言”。
清代宫廷里，装病成了一个精细的技术活。
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德龄回忆：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每逢初一十五的大朝会就“犯病”。有时头疼，有时胃疼，有时“心悸不能自主”。
太医们心知肚明，但每次都正儿八经地开方子。隆裕的脉案上写的永远是“肝郁气滞，风热上扰”——八个字，用了十几年。
隆裕有一次对德龄说，她不是怕见人，是厌烦见人。那些诰命夫人跪了一地，嘴里说的全是同样的话。她坐在帘子后面，每个人都看不到她的脸，但每个人都在揣测她的表情。
她说：“我在自己的宫里，反倒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皇后都这样，何况普通人。
1924年冬天，紫禁城最后一批宫女被遣散。
一位姓金的老宫女回到北京的弟弟家。弟弟问她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她说，每天给皇后梳头。弟弟又问，见过皇上吗。她说，见过几次。弟弟再问，宫里好玩吗。
她没回答。
走进弟弟给她收拾的西厢房。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口旧木箱。
她把从宫里带出来的一个瓷药罐摆在窗台上，里面是空的。
——那个药罐里，曾经装过什么药？治头疼的，还是治心口疼的？没人知道。
但两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往里装过同样的东西：一个不用见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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