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儿童遭狙击手射杀？以色列社会用安全说辞，合理化暴力行为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一名巴勒斯坦囚犯的母亲在一场反对新死刑法的集会上哭泣。

有一种恐怖，并不以暴力的方式高调降临。它悄无声息地到来，披着责任、忠诚和秩序这些日常语言的外衣。

这种恐怖在于：当一个人看着大屠杀的证据，而且那段影像还是施害者亲手拍下的，却毫无感觉。没有愧疚，没有厌恶，甚至没有不适。只有一种空白而无法理解的凝视，仿佛受苦的人早已被归入某种他们不再承认其真实存在的类别。

几周前，叙利亚施害者阿姆贾德·优素福被抓获，在场者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情形。2013年4月，他曾拍下自己参与塔达蒙大屠杀的过程。当时，41名平民被扔进一个坑里，遭近距离射杀，尸体随后又被焚烧。

当有关方面把那段影像给他的家人看时——那是他亲自拍下的屠杀证词——他们并没有退缩。他们为他求情，坚持称他不过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履行职责、服从命令。

调查人员越是追问影像所呈现出的残暴程度，他们就越退回到那堵难以穿透、无法理解的高墙之后。他们并不是在撒谎，也不是在表演。他们是真的无法在自己内心找到理解眼前这一切、并将其视为针对人类的罪行所需要的情感结构。

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冷酷，而是更令人不安的东西。当去人性化变得如此彻底、持续如此之久，并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被指定为“他者”的人的苦难，便不再被感知为苦难。

在杀人者以及爱着杀人者的人心里，塔达蒙的受害者早已被从人类共同体的道德账本中抹去。因此，那段影像不再是犯罪证据，它只是影像而已。

如果把这件事看成某个家庭、某场冲突中的孤立异常，那将是危险的误判。这里呈现出的心理现象，也就是可以称为“共情冷漠”的状态，并非个体病理的产物，而是长期、系统性塑造的结果。

当一个社会在多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被教导：某一群人不算真正的人，不那么值得被对待，也不那么真实，那么人们原本会对其痛苦作出反应的情感回路，就会被逐步改写。最终，它们会彻底失灵。

最近，由“巴勒斯坦全球联盟”主办的一场网络研讨会，把这种沉重现实清晰而冷静地呈现出来。与会者讨论了以色列议会在3月下旬通过的一项被称为“恐怖分子死刑法”的法律。根据这项立法，被判杀害以色列人的人，默认刑罚是绞刑；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而这类法庭几乎只审判巴勒斯坦人，定罪率约为99%。

它所反映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在长期认定某些生命根本不算数时，都可能一步步变成的样子。

正如研讨会上一位发言者细致说明的那样，这项法律甚至并不试图伪装成普遍适用：任何被控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实施非法杀人的以色列公民，都会在民事法庭受审；而针对巴勒斯坦人所犯罪行的定罪率，大约只有3%。

这不是司法体系，而是一套以法律编码的人命价值等级表。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位发言者提到巴勒斯坦囚犯经常遭受虐待。这类侵害并没有被隐藏、否认或追究，反而被吸纳进一个社会的日常背景噪音之中。这个社会似乎已经集体认定，这些特定受害者不值得获得完整的道德关切。

人权组织记录显示，以色列监狱体系存在任意逮捕、酷刑、拒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以及性暴力等情况。对以色列社会中的大批人来说，这些事实依然并不显得特别。

在以色列公众与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关系中，这一点体现得最明显，也最令人不安。关于巴勒斯坦囚犯遭受性虐待的情况，已有记录、已有报道，也已被承认，但在许多地方，引发的不是愤怒，而是冷漠，甚至赞同

本月早些时候，有说法称，以色列曾训练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侵犯。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否认了这一指控。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已下令，因《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提起诽谤诉讼。

国家的回应不是调查，而是起诉报道此事的人。巴勒斯坦儿童遭狙击手射杀，被埋在废墟下，在睡梦中丧生，而以色列民间和政治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诉诸安全、必要性，以及“令人遗憾但无法避免的附带后果”这套说辞。

这不只是政治分歧，而是正在实时发生的“共情冷漠”：在一个社会里，数十年的占领，以及长期把巴勒斯坦人塑造成生存威胁而非具体的人，已经侵蚀了人们识别巴勒斯坦人痛苦就是痛苦的基本神经和道德能力。

正如一位以色列权利分析人士所说，死刑法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规，它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也是这里人们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它塑造着人们看待现实的方式。它不是某种特殊事件，而只是大多数以色列人视为正常之事的一种极端体现。

当数十万以色列示威者走上街头捍卫司法独立时，他们证明了，公民愤怒的能力依然存在。只是，这种能力并不会延伸到那些已经被充分去人性化的人身上。

情感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有选择地发挥作用。而如果共情总是沿着族裔和种族界线被选择性地分配，那它就不再是共情，而是共情的废除。

这就是去人性化的发展轨迹。它并不是从大屠杀开始的，而是从语言开始：从“动物”“人肉盾牌”“人口威胁”这样的称呼开始。接着，它通过一系列政策推进，让“他者”的苦难变得不可见，或者被视为可以接受。最终，人们看着暴行影像，也会真诚地觉得，自己看到的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阿姆贾德·优素福的家人举起了一面镜子，而世界宁愿不去看它。因为镜中映出的，并不是什么叙利亚独有、阿拉伯世界独有，或极端主义独有的现象。它映照出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在长期认定某些生命根本不算数之后，都可能变成的样子。

而最紧迫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在别人身上看见这一点，而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诚实，也在自己身上看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