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声音·阿甘本｜人类陷入“普罗米修斯之耻”的那一刻……

来源：澎湃新闻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专栏“Una voce”，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6年３月到４月间的四则短文。

神想毁灭谁，会先让他疯[1]

那个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抛开不谈”的事实值得反思。即，多年来，治理那个号称世上最强的国家的人，一直是一群从专业角度来看疯了的人。倒不是要以这样的方式，给一个政治判断以一个极端的形式：如今，很多精神病医生都同意，显然，我们应该认为特朗普——当然，就像他之前的拜登那样——在病理学的意义上疯了，并且任何人，只要观察他表达自己的方式，也都会同意这点。不消说，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名叫特朗普和拜登的个体的临床案例；相反，我们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在某种意义上领导着整个西方——却被一个精神病人统治这个事实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何种（甚至在政治的衰落之前）根本的精神和道德衰落能够造成这样极端的后果。虚无主义将封印西方的命运[2]，这是尼采在一个世纪以前在宣告神之死的同时就已经诊断过的：但他却没预料到，这个虚无主义会以“疯”的形式出现。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出于同情和怜悯，神才会让祂想要毁灭的西方不知不觉（nell'incoscienza）地、疯狂地，而不是清醒地、负责任地走向它的末日。

2026年3月30日

译注：

[1] Quem Deus vult perdere dementat，拉丁格言，即神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2]或西方的命运将以虚无主义告终，西方的命运是注定走向虚无主义。

棍与手

“斧，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非木的人”（以赛亚书10:15，和合本译文）。先知的话描述的正是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技术设备成了棍，妄想指引并在事实上指引那些抡起它、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信自己抡起它的人。而就在人不再有能力支配自己创造的工具，陷入君特·安德斯[1]所定义的“普罗米修斯之耻”，放弃思考，服从从他手中滑落的棍的那一刻，人工智能出现了。

2026年3月16日

译注：

[1]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 1902-1992），德国哲学家，“普罗米修斯之耻”（vergogna prometeica，prometheische Scham），指一种源自人自身的不完美与机器的日益完美之间的差距，即普罗米修斯之差（prometheisches Gefälle）的羞耻感。在这种情况下，人根据机器来调整自身或者说“想变得像机器”，并为自己在自己的技术造物面前的低劣而感到羞耻。

西方的语法

在1942年的一篇评论中，路易·勒努[1]断言“印度思想的基础，是语法秩序的推理”。根据印度哲学，所有现实都可以分为实体（sostanza）、质（qualità）和行动（azione）。无疑，这三个范畴源于对语言的语法分析：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事实上，波你尼[2]的梵语语法，和波颠阇利[3]的注释也先于多数印度哲学文本。

我们可以问，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自己文化的基础即希腊哲学来说也如此。这个假设看似有悖于传统：传统上人们认为，对“话”的各个部分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语法的发明，要归功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只要理解到这点，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就会消失不见了，即，这里说的是，要成为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首先得是语法学家。

从始至终，西方都是一个语法文明。这个文明把对语言的分析、和语言向语法的建构，作为它认识世界和支配自然的基础。事实上，和一切宗教一样，科学（它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宗教）也预设了一个被命名的世界（un mondo nominato）。在这个世界中，“是”论（ontologia）[4]，也即在语言中论“是”、整理“是”这个事实，被分成多个分区，每个分区由一门专门的科学来处理。也就是说，西方的命运，被写进了印欧语言的语法以及它的各种“格”和层级依存的逻辑-句法关联。而西方正是通过这个语法、这个语法的这些“格”和逻辑-句法关联来在接合(articola)其语言的同时，表达(articola)其思想的。

因此，也许，只有把目光投向中国，也就是说，只有把目光投向那样一种文化——它既不分析自己的语言，也不把语言建构为一种形式语法；它在语言中看到的，是没有任何语法接合（senza alcuna articolazione grammaticale）的单音节词——我们才能找到一条摆脱“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并非偶然地，在小学的时候这种分析就被教给了我们）在我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以命定的方式指派给我们的黑暗命运的出路，甚至催生出一种新的思想。

2026年4月20日

译注：

[1]路易·勒努(Louis Renou, 1896-1966)，法国印度学家，这里说的是他1942年发表于《亚细亚学刊》的《梵语中仪式与语法之间的关联》一文，见Louis Renou, “Les connexions entre le rituel et la grammaire en Sanskrit”, Journal Asiatique, 233, 1942, pp. 105–165。

[2]波你尼(Panini, 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语法学家，以在梵语语法上做出的贡献而著称，著有《八篇书》。

[3]波颠阇利(Patañjali, 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哲学家，为波你尼的《八篇书》做过注释，即《大疏》。

[4]即关于“是”的论述、学问，即“本体论”。

亚当的幼儿期[1]

只有记住这点，才能把握我们文化对于“人之‘是’(essere umano)”的构想，即，这一构想的基础，是一个没有幼儿期的人：亚当。根据创世纪的叙事，主创造并放进伊甸园的那个人是一个成人，主对这个成人说话，给他命令，并为他创造了一个伴侣以免他孤单。也只有成人——肯定不是不说话的幼儿（in-fante）——才能给伊甸园的所有动物命名。

不奇怪，一个没有幼儿期的“是”也不可能保持纯真，相反，这样的“是”注定犯下罪与过。也许，那种使基督教的西方注定把幸福和完满延迟至未来的悲观主义，就源于这个独特的欠缺。这个欠缺使亚当成为一个在构成上没有幼儿期的“是”。也许，正因为这个比任何罪都更原始的缺失，一方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幼儿期才成为这样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怀想着不可能的幸福；另一方面，在社会组织中，幼儿期才被看作一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规训、教育的，有缺陷的状况。而如果说，精神分析在孩子那里看到了一切神经官能症的隐藏主体的话，那么，这也许正是因为，在我们内里的某个地方，亚当的范式——即一个没有幼儿期的人——依然在起作用。

这意味着，只有在有能力把幼儿期还给亚当的情况下，治疗西方的病——一种通过压抑幼儿期，最终使自己注定走向幼稚的成人文化的病——才是可能的。

2026年4月13日

译注：

[1]infanzia，词源上也有不-说话的意思，阿甘本所说的幼儿期正是这个不说话、无语言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