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里的人︱“三起三落”：布衣宰相李孟与元中期政治

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多民族王朝，皇室成员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子孙。在元朝诸帝中，名字汉译字数最多的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忽必烈起算的话，他是元朝第四位皇帝，在位九年。一般认为，元仁宗对汉人文化，特别是儒学思想了解较深，对汉人亦见政策照顾，因此历史评价颇高，民国史学家黎东方甚至认为他是“忽必烈以后元朝的唯一贤主”。元仁宗能得皇位，与汉人儒士李孟的出谋划策密不可分。《新元史》对李孟的评价是“贤相”，但谁又能想象，在元朝的特殊政治环境中，这位“贤相”何等举步维艰。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十年仕进陪顾问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约今山西长治）人。据黄溍所写的《行状》看，李孟系后唐皇室后裔，虽姓李，实则为李唐皇室赐姓的沙陀人，只不过李孟出生的时间距五代早已相去数百年，其家人也早已与一般汉人无异。李家传到李孟这一代，早已变成寻常百姓。李孟的父亲李唐在金元交际之时常年担任秦、蜀两地的基层官吏，并未在乱世中崭露头角。如果不是家族出了个李孟，恐怕这个皇族后裔家庭也难逃泯然众人的命运。

即使祖上阔过，数百年前皇族后裔的身份也只像那把前朝的尚方宝剑一样，并不能改变李孟布衣的身份。李孟的父亲李唐常年在秦、蜀两地担任低级官吏，因此举家迁徙到汉中定居。李孟自幼是别人家的孩子，不仅聪明好学，博闻强识，且通贯经史，善论古今，七岁即能作文。李孟关心时政，有安邦报国的大志，但此时的元朝还没有恢复科举考试，普通读书人若想进入官场，就必须从应聘吏职做起。尽管时人对此趋之若鹜，但李孟多少还是受到传统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不肯屈尊就任。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李孟选择在闾巷中开馆授徒，此举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求学者，很快李孟也跟着声名鹊起。若干元朝名臣如商挺、魏初、王博文等，皆在路过汉中时与李孟交游，“半仙”郭彦通素以“知人”闻名，曾预言李孟有宰相“辅器”的面相。

在这些“宣传”下，李孟渐渐为时人所知。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十七岁的李孟随父亲入蜀，行省官试图聘举他为省掾，李孟婉拒了。随后行省又调他出任晋源县主簿，李孟二度推辞。李孟的志向从来不在“俯首州县”，而是想要有自己施展抱负的广阔天地。在父亲的鼓励下，李孟不再空有幻想，决心前往大都寻找机会。

至元十九年是元廷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三月，元世祖忽必烈如往常一般，带着他最信赖的皇太子真金一起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留下了他最得意的理财大臣，平章政事阿合马留驻大都。某天，阿合马接到通知，声言皇太子真金提前回到大都并召见自己，于是毫无防备地前往宫中面见真金，却被益都千户王著等人狙杀，引起了强烈的官场地震。一轮政治洗牌后，真金奉行深度参决朝政。真金先后师事儒学大师姚枢、窦默、许衡，因此对施行汉法抱有积极态度。在他接手朝政后，便与新任右丞相和礼霍孙一起着力实施更化举措，加大力度启用儒臣。至元二十年（1283年），刑部尚书崔彧又奏陈时政十八事，建议擢拔正人，广开言路，受到忽必烈采纳。

在这样的新政氛围中，李孟来到了大都。他很快受到中书右丞杨吉丁的赏识，并经由杨吉丁引荐给了真金。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真金召见了李孟，但此时真金已经陷入不利的政治舆情当中。在接连扳倒崇尚理财的阿合马和卢世荣后，推崇真金的大臣们迎来了高光时刻。许是过于得意，有南台御史上疏呈请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真金。由于此事必定刺激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的神经，都事尚文隐匿不报，但事情仍走漏风声，为阿合马党所知。尽管在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的共同努力下，舆论最终得以压制，但真金早已在巨大的压力下忧思成疾，并于至元二十二年底病逝。李孟来得晚，没有得到真金的任用，只能到杨吉丁家中担任私塾教师，以待时机。

此次赴京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职位，但无疑提高了李孟的政治名声。翰林院诸公曾向中书省推荐李孟，希望能让其留在馆阁中任职，但吏部最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李孟回蜀见父，一下又在秦蜀各地待了近十年。

李孟第二次进京，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真龙天子”。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不甘世为老吏的李唐再次敦促李孟赴京求仕，恰遇忽必烈驾崩，真金第三子铁穆尔即位，元成宗时代来临。此时，真金的妻子阔阔真正在为其孙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选聘儒学教师，或出于此前的召见，或因荐者称其有“宰相才”，李孟成为不二人选。几乎与此同时，元成宗也注意到李孟，他前后想要授予李孟太常少卿、礼部侍郎的官职，终因勋贵未得李孟投拜献礼，从中阻挠而作罢。这一得一失，竟影响了元中期政治走势。

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元成宗的哥哥答剌麻八剌的儿子，不为成宗皇后卜鲁罕所喜。不知是为自己的儿子德寿扫清障碍，还是出于保护这两位侄子的目的，元成宗在大德三年（1299年）派遣海山前往北方抚军，又在大德九年（1305年）册立德寿为皇太子后，出爱育黎拔力八达至怀州居住。身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授业师，李孟单骑追随其前往怀州，忠勤如故，从此深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信任。

李孟的选择，无异于一场政治豪赌。选择追随爱育黎拔力八达离开大都，虽然远离了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但其政治抱负又当如何实现？或许李孟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些问题，大都的种种变故就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机遇。

扈从两扶新日月

就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出居怀州的一个多月后，德寿皇太子突然病故。此时的元成宗虽然年仅不惑，但常年病魔缠身，朝政已基本交由皇后卜鲁罕和右丞相答剌罕哈剌哈孙掌管。由于元成宗已经没有其他子嗣，德寿的死亡，为未来皇位继承人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又过了一年，元成宗也驾鹤西去，皇位就此空虚。

朝廷各方势力暗流汹涌。原来，真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甘麻剌，据说有口吃之疾，因此由于真金妻阔阔真的偏袒，在与元成宗铁穆尔竞逐皇位的过程中败于下风，受封晋王，立誓“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世代不再参与皇位竞逐。二儿子答剌麻八剌则据说是个哑巴，且早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就已去世，已经不能参与到皇位角逐游戏中。小儿子铁穆尔顺理成章当上了皇帝，但德寿太子早夭，铁穆尔一系后继无人。因此元成宗驾崩后，皇位要么只能在甘麻剌和答剌麻八剌的后人中选择，要么就只能在真金系以外的宗亲中拣选。

甘麻剌系因在与元成宗角逐皇位中败北，且已立誓不再觊觎皇位，因此自然退出皇位之选。答剌麻八剌系的后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是较佳人选，但由于成宗在日，卜鲁罕皇后处处打压这两兄弟，不仅劝阻了元成宗收继其寡嫂而将两兄弟收为己子的打算，且还将两兄弟支离大都，用心昭然，显然也不可能再重新让此二人回来继承皇位。卜鲁罕盯上了真金的弟弟忙哥剌的儿子，安西王阿难答。在忽必烈诸孙中，阿难答年龄最长，略小元成宗几岁，不仅在诸王中实力较强，且与卜鲁罕没有旧怨，是卜鲁罕可以选择的最佳继承人选。于是，卜鲁罕与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划，拥立阿难答为新皇。而阿难答也早已有所响应，早在元成宗驾崩前三天就已经以辅政为由抵达大都。

海山

右丞相哈剌哈孙则锚定答剌麻八剌系后人。他秘密遣使分告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请他们速往京师，以正大位。此时的爱育黎拔力八达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愣头青，哪里经历过这等国家重事。在接到哈剌哈孙的密信后，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未决，生怕谋事不成葬送了身家性命。李孟则给他上了一节生动的实践课。他告诉爱育黎拔力八达，卜鲁罕和阿难答的做法违背了忽必烈所定“支子不嗣”的祖训，而兄长海山又远在万里之遥抚军，肯定无法及时赶回，因此急赴大都揭穿卜鲁罕和阿难答的图谋，以“固人心”，就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当仁不让之事。一旦阿难答当上皇帝，也势必难免“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李孟的话，无疑给爱育黎拔力八达注入一针强心剂。爱育黎拔力八达带着母亲答己回到大都，为了瞒过卜鲁罕的耳目，李孟则假扮医生，与推称卧病的右丞相哈剌哈孙秘密取得联系。

此时，哈剌哈孙已经将京城百司的符印全部收缴，并将府库全部封存，以此来迟滞卜鲁罕和阿难答的政令。由于右丞相称病不署事，以中书省为首的中央政府几乎瘫痪。哈剌哈孙的祖先启昔礼救过成吉思汗，世袭答剌罕，地位崇高，因此即使卜鲁罕和阿难答三番五次想要加害于他，终究无可奈何。就在卜鲁罕忍无可忍之际，李孟及时出现，并与哈剌哈孙谋划阻止阿难答登基。事情几近燃眉，但爱育黎拔力八达及诸谋臣仍犹豫不决，认为仅凭手下数十寡弱守卫，不足以与手握千军万马的卜鲁罕和阿难答抗衡。李孟则认为，若等海山率军赶来，阿难答早登大宝，势必引起内乱，因而坚决主张先发制人，联合哈剌哈孙发动宫廷政变。为了坚定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信心，李孟又事先嘱托占卜者，以“飞龙在天”等吉卦示之。三月二日，在哈剌哈孙的策应下，爱育黎拔力八达率李孟等由延春门入宫，迅速控制宫廷，逮捕了阿难答、明里帖木儿等宗王，又将卜鲁罕贬至东安州居住，政权至此回到答剌麻八剌系后人手中。

政变后，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监国摄政，李孟则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位至宰执。或许，布衣出身的李孟从未想过，自己苦求仕进而久不得志，竟然会有朝一日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问鼎元朝权力中枢。

佐才守道以许君

进入权力中枢，可以说是李孟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但同样也是其认清现实，大梦先觉的开始。李孟长期生活在民间，深知百姓疾苦所需，因此他的施政往往更有针对性，能够“悉中利病”，纾缓民力。但是，“政治小白”李孟素无从政经历，又无过多政治资本，仅凭扈从之功一跃而至宰执，难免与其他世勋权贵格格不入。元成宗统治时，经常滥施恩惠，导致政府机构臃肿，贪污贿赂之风弥漫。李孟道心自居，完全不能接受融入这样的小圈子，多次拒绝为他人开启倖门，因而时常遭到攻击诽谤。

恰在此时，海山从北方率军气势汹汹地回到和林，爱育黎拔力八达迫于军事压力，决定先将皇位让与海山。李孟也是海山的授业师，但海山十多年间俱在朔方抚军，他与李孟的师生关系更多只是名分，并无真实感情，因此在情感上，李孟更希望爱育黎拔力八达能够继承皇位。群小籍此缘由攻击李孟，使海山一度以为撺掇爱育黎拔力八达觊觎皇位的人是“近日任事之臣”李孟，欲“治其罪”。在误解、栽赃、持心守正的思想交织中，李孟决心辞去平章政事的职务。爱育黎拔力八达非常信任自己的老师，坚执不许，但平民出身的李孟又何时经历过此等阵仗，早就在慌乱中“挂印封金”，辞职隐居到许昌。

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后来达成了后人所谓“武仁授受”的约定，即由海山继承皇位，但以爱育黎拔力八达有定策功，为海山之后的皇位继承人，此后世代兄终弟及，叔侄相继。政权趋向稳定，爱育黎拔力八达一看时机成熟，便在至大二年（1309年）重新向海山提及李孟。一天，兄弟俩与母亲答己一起吃饭，聊起政权更迭往事时，爱育黎拔力八达有所动容。海山问询，方才想起定策有功的老师李孟。为了展示自己皇恩浩荡、不计前嫌，同时为了安抚爱育黎拔力八达、拉拢李孟，海山命人在民间求访，最终于至大三年（1310年）再次将其召至朝廷，特授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

但这看似尊荣的官称实际有名无实，几乎与此同时，元武宗海山与宠臣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绕开中书省，另立尚书省并授以重权。海山此举是为了与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分庭抗礼，但为时已晚，常年酗酒的海山在一年后就驾崩。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得以继承皇位，而李孟也终于迎来自己政治的高光时刻。

李孟二度主政中书，便向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提出审计滥费、裁汰冗员等四项针砭时弊的改革措施，力求节省国用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但是，这些措施再次触动贵族、近臣的利益，他们虽碍于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李孟的无限信任而不敢在朝堂上公然唱反调，但时常在太后答己处褒贬是非，其中尤以见宠于太后的权臣铁木迭儿为甚。他倚仗自己高居中书右丞相的身份，处处掣肘李孟主张的新政，甚至在具体议案上反其道而行之。李孟曾指出太后通过内降旨指使铁木迭儿赏赐给勋贵的数百万贯钱，并在短短数月内任官千余人，这些做法无疑是对李孟所谓新政改革的无情嘲讽。

曾经将全部治政宏愿押注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身上的李孟，再度因现实打击而心灰意冷，向这位皇帝学生提出辞职。元仁宗理解这位“无根脚”的布衣卿士的难处，但批准李孟离职无异于反向促成太后和铁木迭儿党的坐大，因此他安慰李孟，并许诺道：“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不仅如此，元仁宗还给予李孟褒奖和殊荣，既加封其为秦国公，褒赠三代，又命装潢其画像，填金刻匾，亲署文字并令文臣作序，以赐李孟。这些行为彰显皇帝对李孟的重视，但这张空头支票并不能根本改变时局，最后，李孟藉着告假归葬其父母于上党的机会，力辞平章之职，元仁宗无奈只能答应，但仍要求李孟留任翰林学士承旨。

远离核心政务后，李孟重新将注意力放回自己擅长的教育领域，多次奉诏参与翻译汉人书籍为蒙古文，且最终促成元朝恢复开科取士，这也是他对元朝各项制度最为深远的影响。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元仁宗要求中书省集议开科取士，特别命李孟也参与讨论。恢复科举取士之制在元朝屡议不行，搁置至仁宗即位仍有巨大阻力，究其由则在于科举取士是汉人熟悉的人才遴选制度，蒙古、色目人皆不擅长此道，故身居显赫的勋贵们多对此不感兴趣。仁宗自幼受业李孟，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认可“修身治国，儒道为切”的施政理念，因此他对恢复科举考试倍感兴趣。当然，诚如李孟所言“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元仁宗主张开科取士，或多或少也是为获取更多士人支持提供途径。

对此，李孟欣然受命，并与程钜夫、许师敬等文人一起议拟具体的科举流程。十一月，科举章程制定完毕，元仁宗下《行科举诏》，定于下一年八月乡试，又下一年二月会试，一时文坛大噪。不仅如此，李孟等所议定的科举，不仅继承前朝科举制度的优点，采用弥封、誊录等方法防止作弊，更是首次明确规定经学科目要以二程、朱熹的注解为主要依据，摒弃浮华的词赋科目，从而奠定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延祐元年（1314年），元仁宗第三次任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命知贡举。李孟主持了元朝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科举考试，并担任廷试监试官。

一切仿佛重新开始了。李孟在考试结束后得意地写下一首诗：“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延祐二年（1315年）七月，为表彰其功，李孟受赐正一品散官金紫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改封韩国公。

盛名自古多难处

盛名的光环褪去，朝廷还是那个朝廷，一介布衣又能真正改变什么？铁木迭儿仍然把持朝政，太后答己依旧內旨垂帘，高根脚的人依然得到高官厚禄。朝堂多了一些考上来的新面孔，的确热闹一些，但也只是多了些人气罢了。

铁木迭儿有意拉拢李孟，毕竟与他处好关系，能够极大调和帝、后党的斗争。铁木迭儿将钱帛、钱法、刑名等要务交与李孟，盼李孟能从中“捞到好处”，与己合流。李孟有自己的信仰，虽不附权奸，也难有作为。这种矛盾时时煎熬着他的内心，他在诗里写道“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第三次萌生了退意。延祐四年（1317年），元仁宗批准李孟的辞职请求，重新让他回到翰林院那相对安静的“净土”。

铁木迭儿是睚眦必报之辈，虽然李孟已经远离政治角逐场，但铁木迭儿没有打算放过他。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驾崩，铁木迭儿代表答己太后独揽朝政。他想起了当初让他“不痛快”的李孟。没有了仁宗的庇佑，李孟再也没有任何像样的依靠，铁木迭儿给了他近乎羞辱式的报复：不仅剥夺其所受封爵，扑倒其先人墓碑，还将其降职为正三品的集贤侍讲学士。

李孟没有推辞，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做好自己任内之事，“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至治元年（1321年），李孟在大都病逝。不久，元英宗硕德八剌想起李孟追随先皇的种种事迹，重新将他官复原职，并褒赠功臣，追封魏国公，追加谥号“文忠”，为这位布衣宰相的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新元史》将李孟与张珪齐名，视为“贤相”，但也批评李孟在面对奸相铁木迭儿时不敢与之过多抗争。在“守道君子”们看来，李孟的隐忍与张珪直面铁木迭儿困辱时的耿直相比更逊一筹。其实，正如张养浩所说“盛名自古多难处，好及明时乞此身”，“君子们”又何曾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去理解李孟的处境。张珪何许人也？汝南王张柔之孙，淮阳王张弘范之子。作为深得忽必烈信任的汉人世侯后裔，张珪自然有与铁木迭儿一决雌雄的底气。李孟本布衣平民，素无履历，因缘际会得以执教于仁宗潜邸，势单力薄，何以能与朝廷勋贵争高下？诚如其诗中所写“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李孟“三起三落”的经历，不过是当时普通人仕进之路的必修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