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吃垮了大明朝？

本文节选自我的新书《两京十三省》

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四年，朱元璋先后三次分封，分别将二十四个儿子封为亲王，一个重孙封为郡王，其中就藩者十八位。秦、晋、燕、宁、代、庆、辽、肃、谷、岷、蜀诸王镇守西北、北方及西南边陲重镇，而其他诸王则星罗棋布，分镇内地名城大都。

朱元璋下令让这些藩王们世世代代都享用藩禄，而不让他们任职授事，简单地说，就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用《明史》中的话来说就是“亲亲之谊甚厚。”

对于藩王的岁禄，朱元璋规定的是每年5万石，郡王为1万石。就以一个县令来讲，一年的俸禄是90石。也就是说一个藩王的禄米约等于555名县令的俸禄。而藩王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洪武三年（1370年）的时候封王的才10位，到了洪武二十四年第三次封王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20位，朱家的人口增长太快，朱元璋也不得不降低藩王们的待遇，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将藩王的岁禄从5万石降至1万石。

但朱家可不只有藩王，还有一大群人，比如郡王、公主等，他们都需要由大明朝好吃好喝地供养着。朱元璋为他们定下了岁禄：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及驸马2000石，郡主及仪宾800石，县主及仪宾600石，郡君及仪宾400石，县君及仪宾300石，乡君及仪宾200石。朱元璋的新规定颁布之后，原本各部门遵照执行就可以了，但很快就出了问题。户部尚书郁新上疏，请令各部门如数支给亲王岁禄。这中间的问题是，很多藩王就藩的地方十分偏远，粮食运输不便，而且明初国家建立，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况且与北元的战争也是要消耗大量粮食的，所以给藩王们的粮食就无法按照规定执行。朱元璋给户部的回复说：

晋、燕、楚、蜀、湘给与如数，代、肃、辽、庆、宁、谷远在边地，民少赋薄，岁且给五百石，齐府千石，嗣秦王幼，应用米有司月进，周府且未给，各府罢给及多寡不齐者，特出一时权制云。 ——《明太祖实录》卷242，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辛卯。

也就是说，即便朱元璋把藩王们的岁禄降到了1万石，但是仍然无法得到有效地执行，所以代、肃、辽、庆、宁、谷等王只给了500石，仅为所定标准的5%，齐王给了1000石。到了永乐时期，藩王的岁禄已经成为朝廷一笔不小的开支。永乐元年（1403年），汝南王欠禄1000石；永乐二年，靖江王岁禄仅300石，靖江王不是朱元璋的儿子，在拨付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先降低了他的标准。鉴于藩俸造成的巨大压力，朝廷也在想办法解决，最终的办法是使用混合支付方式，也就是部分用米，部分用宝钞，这个办法是朝廷惯用的办法，在给官员的俸禄时就是如此操作。洪武时期，发行宝钞作为货币，由于滥发而导致其不断贬值，最终成为废纸。朝廷部分发实物、部分发宝钞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变相降低了藩王们的岁禄。

虽然朝廷降低了藩王们的待遇，但朱家的子孙的繁衍速度实在是惊人，天下的粮食生产是有限的，而朱家子子孙孙的繁衍却是每一代都在增加，终于成了明朝的一个大问题。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嘉靖八年，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霍韬的一篇上疏。其中讲到了山西境内宗室们的情况。

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耳，天下田额已减如此，再数百年减失不知如何，乞敕户部考订。又天下户口，洪武初年一千六十五万，弘治四年，承平已久，户仅九百一十一万，乞敕户部覆实。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晋王府岁支禄一万石，今增郡爵而下共支八十七万石有奇，则加八十七倍矣，乞敕礼部稽纂，俾司计者计之处之。

也就是说在洪武时期，山西只有一位藩王，每年禄米是1万石，到了嘉靖时期，中尉及以上的宗室成员已经多达2851位，每年消耗87万石，是洪武时期的87倍。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御史林润的一段话更是常常被拿来证明宗室给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

臣观嘉靖初，议者言洪武中河南开封惟一周府，今郡王已增三十九府，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举一府而天下可知也。今距嘉靖初又四十余年矣，所增之数又可推也。故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 ——《明世宗实录》卷541，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亥。

全天下岁供到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而宗室的岁禄为853万石。这400万石还要用来支付官员的俸禄和军队的军饷。山西存粮192万石，而宗室的禄米就已多达312万石；河南留存84.3万石，而宗室的禄米是192万石。其中的矛盾一眼可见。

宗室蚕食国家财富，并不只在每一年的岁禄上，也体现在朝廷赐田上，最有名的就是万历时期的福王和潞王。神宗弟弟潞王多次请乞赏赐田地。神宗命将楚地旷闲田地予之，且将景王薨后所遗籍田也一同赐予，以至潞王田地多达4万顷。

由于万历疼爱自己的儿子福王，也要求有司给福王4万顷的田地，如此大的数目，经过大臣们的力争，才最终将福王的田地减半，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最终朝廷想了办法，从河南、山东、湖广三省合力来承担福王的封田。万历帝又将张居正被罚没的财产给了福王，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以及四川盐井榷茶银交给福王。不仅如此，还把淮、扬地区的盐业经营权交给福王，由其一人支配。

天启年间，熹宗赐予瑞、桂、惠三王湖广、陕西庄田每人3万顷，也就是300万亩，但万历时期潞王、福王已经在天下搜刮过一次，剩下的田地已经不多，两省地方官竭尽全力也搜不出这么多土地，最终只能再加四川、山西、河南三省，合计五省之力来供应三王的田地之需。这种满足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官员们为了能够完成任务，唯有向下摊派，大的州县摊派150顷，中等者摊派100顷，小者则摊派50顷，以此才算凑齐了3万顷之数。

明朝一共只有十三个省，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省的收入来满足三个藩王的所需，腐朽可见一斑。而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危机，所以说明朝亡于朱家子孙的禄米，也有一定道理。

另外，藩王由于在经济上有特权和优势，又开始大肆兼并土地，要么乘荒年购买，要么巧取豪夺，大量的土地归于宗室之下。而由于藩王的税赋较少，很多人又主动去投献或者诡寄土地。投献就是把土地给田地置于藩王名下，诡寄就是把土地伪报在宗藩名下，借以逃避赋役的一种方法，无论哪一种方法，宗室都将从中得利，而投献或诡寄之人则可以减少自己的赋役。这种做法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也让明朝的财政更加恶化。

在宗室已经成为明朝沉重的负担之后，为何不让这些宗室们自谋生路呢？因为明朝规定宗室禁止参政、出仕，其目的在于防止宣宗时期的藩王谋乱的事情重演。这被逐渐奉为祖制。在崇祯时期，天下大乱，明王朝岌岌可危，唐王朱聿键招兵买马，欲保卫明朝江山，即便时局已经极度败坏，崇祯帝依旧不认可唐王的行为，而是将他下狱。

明朝规定藩王们没有得到批准不得出城，如同被囚禁一般。所以顾炎武就此评论说：

然则自古以来，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庸疏而舍戚，内羁而外亲，既不得筮仕为吏，而复限于国域之中，若无罪而拘之者。顾炎武著：《顾亭林诗文集》卷2。

这些藩王既不能做事，又不能出城，朝廷好吃好喝供着，就这样成为社会的毒瘤。

由金尼阁所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曾经这样记载：

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由公费供奉，目前据估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而且由于他们在不断增长，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出于他们不担一切公职和行政，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级，耽于逸乐的小活而且蛮横。……他们这些人都必须住在指定的城市里，没有皇上的批准不得擅离，否则严行惩治，而且他们从没有一个人被允许住在北京和南京的皇都。

藩王们的不法行为也层出不穷。朱元璋重典治理官吏，意图让不法分子无处藏身，但不知其可曾想到，天底下最大的不法分子就是他们老朱家的后代啊！

洪武时期，周王夺他人已定之亲不还；齐王抢夺民间女子入王宫，玩腻了之后就将其用火烧成灰；潭王无故打死两名地方基层官员。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召潭王朱梓入见，朱梓平日里没少干坏事，见父亲召见自己，干脆自焚而死。

最过分的是鲁王。鲁王及其妃诱骗民间不足10岁的儿童入宫，将一部分儿童阉割了当宦官，不仅如此，鲁王还将军营中将士们的小孩儿掳入宫中，随意处置。鲁王信奉道教，一心想着长生不老，而在炼丹的过程中，更是丧心病狂地抓了99个童男做药引子。朱元璋对于鲁王十分生气，三次说到要将鲁王妃凌迟处死，两次说到他死罪难逃，但都没有真正杀死自己这个儿子。

秦王朱樉征讨西番时，抢了150名幼女和150名童男，他将童男阉割，由于技术不好，导致很多童男死亡。朱樉宠溺自己的爱妃邓氏，为了讨好她，就折磨宫人取乐，例如割去宫人的舌头，将宫人埋于雪中冻死、绑在树上饿死、用火烧死等，更是秦王的基本操作。他还派人到沿海布政司强取豪夺珠翠，导致很多百姓家破人亡。

欧阳伦贩卖茶叶被杀，朱元璋儿子们的胡作非为早就超过了欧阳伦，按照朱元璋所制定的刑罚，这些儿子都应该被处刑。但朱元璋会杀儿子吗？当然不会。

但朱元璋对藩王的违法是如何规定的呢？藩王们如果犯了罪，如果不是谋反，就召开家族会议，来商量如何解决。也就是说，藩王的罪行，不经过司法，由朱家家族会议来决定。有明一代，真正拥有对藩王处罚权的也就皇帝一人而已。诸王及其子孙如果在封国内有过失，只接受皇帝的面谕和训诫，不准派人拿问，即便有罪也不能用刑。说白了，只要不谋反，基本可以在自己的王府里随心所欲，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