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个堂哥，年轻时候特好色。因为他家穷，快三十岁了还没结婚

堂哥出殡那天，我回了趟老家。

说实话，我跟这个堂哥不熟，从小到大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但我妈在电话里哭得厉害，说李家这一支就剩我一个还在省城混的人了，怎么也得回来撑个场面。

我请了三天假，开着那辆二手速腾回去了。

到家才知道，堂哥走得不体面。

他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

在县城那个新开的楼盘，十四楼，人还没送到医院就没了。

包工头赔了二十万。

他爹拿着钱，蹲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那双手抖得跟筛糠似的。

我妈拉着我在厨房帮忙择菜，一边择一边絮叨，说你堂哥这辈子啊，真是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年轻时候那个样子，谁能想到最后是这么个下场。

我问什么样子。

我妈压低了声音，说你是不知道，你堂哥年轻时候，那叫一个好色，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

我愣了一下。

说实话，我对这个堂哥仅有的印象，还是十来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上初中，有一年过年回老家，远远看见他蹲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脸上冻得通红，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路边走过的女孩。

那女孩穿着红色的羽绒服，扎着马尾，低着头快步走过去。

他就在后面吹口哨。

我当时年纪小，不懂这些，就觉得他那个样子挺讨厌的。

我妈在旁边啐了一口，说不正经的东西。

那是2003年。

堂哥叫李建军，比我大八岁。

他爹，也就是我大伯，是村里出了名的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年冬天，我去他家串门，看见他家饭桌上就摆着一碗腌萝卜，一盆玉米糊糊，连个热菜都没有。

大冬天的，屋里烧不起煤，冷得跟冰窖一样。

他爹裹着一床破棉被缩在炕上，看见我进来，咧着嘴笑了笑，那牙又黄又黑。

他妈在他三岁那年就跟人跑了。

这事在村里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知道，但没人当面提。后来我长大了一些，听我妈零零碎碎说起过，说他妈是四川那边嫁过来的，嫌他家穷，跟一个收废品的河南人跑了，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就留了一封信，说这辈子不回来了。

大伯从此就没再找过女人。

一个人把李建军拉扯大。

说起来也挺不容易的。

但穷归穷，李建军这个人却不怎么招人待见。

主要原因，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不正干。

什么叫不正干。

说白了就是懒。

地里的活不愿意干，出去打工又嫌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挣点钱全都花在了吃喝上。有一年在镇上的砖窑干了两个月，挣了八百块钱，回来的时候骑着个破自行车，车后座驮着一箱啤酒，车筐里放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卤猪蹄和花生米。

在村口碰见邻居王婶，王婶问他建军你挣的钱呢。

他拍拍那箱啤酒，说这不都在这儿吗。

王婶气得直摇头，说你爹在家连个肉星都见不着，你倒好，一个人在外头吃香的喝辣的。

他嘿嘿一笑，骑着车走了。

这些事我都是听我妈说的。

我妈说起这个堂哥的时候，语气总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

我爸的评价就更简单了，就四个字。

烂泥扶不上墙。

但李建军这人有个特点，嘴甜。

特别会说话。

见着长辈，叔啊婶啊叫得可亲热了。在村里碰见谁，都能聊上两句，说说笑笑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他们家那个穷酸相。

尤其是见着年轻媳妇和小姑娘的时候。

那个热乎劲儿简直了。

我妈跟我说过一件事。

那时候李建军大概二十四五岁，在镇上给一家粮油店送货，骑着一辆三轮车，从镇上来回拉米面油。挣得不多，但好歹算是个正经活儿。

有一回他去村里王老三家里送面粉，正巧王老三的儿媳妇在家。

那媳妇叫秀英，刚结婚不到一年，长得白白净净的，在村里算是一枝花了。

李建军一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叫唤，帮忙把面粉扛到厨房，又主动问嫂子你家这面粉是蒸馒头还是擀面条啊，要是蒸馒头的话，我这儿有句秘诀你要不要听。

秀英这人脸皮薄，被他逗得脸都红了，说建军你别贫嘴了。

他又在那儿磨蹭了好一会儿不走，问嫂子你家水缸在哪儿，我帮你挑两桶水吧。

秀英说不用不用。

他硬是拎着扁担去了，挑了两桶水回来，累得呼哧带喘的，还说不累不累，嫂子以后有啥事尽管叫我。

后来王老三知道了这事，脸都绿了。

专门跑到李建军家里，当着大伯的面把他骂了一顿，说建军你要是再上我家去献殷勤，我打断你小子的腿。

李建军缩着脖子，嬉皮笑脸地说了句，叔你别生气，我就是热心。

王老三走了之后，大伯拿起扫帚抽了他一顿。

他在院子里上蹿下跳地躲，嘴里还喊着，爹你轻点轻点，我这胳膊还要干活呢。

我妈说，这种事不止一次两次。

他好像天生就喜欢往女人跟前凑。

别的男人凑上去，可能还有点别的想法，但他不一样。

他就是单纯地爱看。

爱搭话。

爱逗人家笑。

然后人家冲他笑一下，他就能高兴一整天。

村里有人开玩笑说，李建军上辈子肯定是个太监，没见过女人，这辈子才这么馋。

但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也不生气，反而跟人家一起笑，说我这不叫馋，我这叫欣赏。

欣赏啥啊欣赏。

有一年夏天的事，我妈说起来的时候，语气很复杂。

那年特别热，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穿得单薄，傍晚的时候喜欢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乘凉，三五个凑在一起拉家常。

李建军就爱往这些人堆里凑。

他也不坐下，就蹲在旁边，听着人家说话，时不时插两句嘴，夸这个婶子做饭好吃，那个嫂子衣服好看。

一开始大家还觉得这人挺活跃的，有他在气氛热闹。

但后来就有点不对劲了。

他的眼神老是往人家身上瞟。

不是那种赤裸裸的盯着看，而是偷偷摸摸的，看一眼就躲开，过一会儿又看。

那种感觉，说不上猥琐，但就是不舒服。

王婶后来直接跟他说了，建军你没事干就回家睡觉去，别搁这儿碍眼。

他脸皮厚，嘿嘿笑着说婶子你别撵我走啊，我这不是关心大家吗。

王婶说谁用你关心了，你一个光棍汉，跟我们一群妇道人家凑什么热闹。

这话说得有点重。

但李建军只是讪讪地笑了笑，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老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就要去殡仪馆。

我妈提前跟我交代，说见了大伯，你可别乱说话，老人心里难受着呢。

我说我知道。

殡仪馆在县城边上，破破烂烂的一个房子，院子里的水泥地面都裂了缝，缝隙里长出几棵狗尾巴草，在风里摇摇晃晃的。

来的人不多，除了亲戚，就是几个村里的邻居。

大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黑外套，站在门口，见一个人就弯腰鞠躬，脸上的表情又木又僵，像是戴了个面具。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个老人跟我印象中那个蹲在院子里抽烟的大伯完全不一样了。

他老了。

头发几乎全白了，整个人瘦得像一把干柴。

我走过去叫了声大伯。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哆嗦了两下，眼眶突然就红了。

我赶紧低下头，不敢再看。

追悼会很简单。

仪式结束后，骨灰盒被送到了村后面的山坡上，那里是李家的坟地。土已经提前挖好了，旁边堆着一堆新土，颜色深深浅浅的，还带着地底的湿气。

骨灰盒放下去的时候，大伯突然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那声音嘶哑得不像人声。

他在哭儿子。

也在哭自己。

旁边的人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他两条腿软得站不住，整个人往下坠，几个壮汉才勉强架住了他。

我妈站在一旁，眼圈红红的，拿手帕擦眼泪。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个坑被一铲一铲填上。

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些事情。

那些我从别人嘴里听来的，关于李建军的事情。

我妈跟我说过，李建军年轻时候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他追求张翠兰。

张翠兰是隔壁村的，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性子爽利，说话做事都干净利落。家里条件比李建军家强了不少，她爹是镇上农机站的，算是个小干部，在那一带说话挺管用的。

李建军怎么认识她的呢。

说出来也挺有意思的。

那年春天，镇上搞了个相亲会，说是政府组织的，响应什么号召，给农村大龄青年牵线搭桥。

李建军那年二十八。

在村里人眼里，这个年纪还没结婚，基本上就悬了。

那时候村里男的普遍二十二三就结婚了，拖到二十五都是晚的。二十八，用王婶的话说，这都成老光棍了。

李建军倒是不着急。

但他爹急得要命。

托了好几个人给他介绍对象，结果人家姑娘一打听他们家的情况，连面都不愿意见。

有个媒人挺好心的，专门跑到他们家看了看，看了之后叹了口气，说老李啊，你家这条件，确实不太好找。别说彩礼了，这家徒四壁的，哪个姑娘愿意嫁过来啊，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大伯听了这话，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后来他咬着牙借了两千块钱，把房子拾掇了一下，至少把墙刷白了，换了块新的塑料布糊窗户，又买了台二手的电视机，好歹让家里有个响动。

就这，还是没人愿意来。

所以那个相亲会，大伯逼着李建军去参加。

李建军本来不想去，嫌丢人。

但拗不过他爹，最后还是骑着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晃悠着去了镇上。

相亲会设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摆了几排椅子，墙上贴着红纸，写着祝贺词，还有几盆从镇中学借来的塑料花，颜色鲜艳得有些刺眼。

李建军到的时候，已经来了十几个人了，男的多女的少，男的一个个都穿得齐齐整整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女的大多低着头，坐在角落里，旁边陪着父母或者媒人。

气氛有些尴尬。

没人说话。

就听见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

李建军站在门口，觉得自己跟这儿格格不入。

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领口那儿还有个洗不掉的黄渍，脚上是双解放鞋，沾着泥巴，怎么看怎么不像来相亲的。

正打算转身走的时候，他看见了张翠兰。

张翠兰坐在窗户边上，穿着一件碎花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个马尾，嘴里嚼着泡泡糖，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她也不害羞，用李建军的话说，那架势不像是来相亲的，倒像是来要债的。

李建军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他也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了，直接走过去，拉开椅子一屁股坐到张翠兰旁边。

张翠兰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他一番，眉头皱了起来。

“你是谁啊。”

李建军咧嘴一笑，露出两排不太整齐的牙齿。

“我叫李建军，李家村的，今年二十八，单身。”

“谁问你这些了。”

“我知道你没问，我自己说的，省得你不好意思问。”

张翠兰把泡泡糖吹了个泡泡，啪的一声破了。

“你这人脸皮够厚的。”

“那可不，”李建军一点都不觉得这是讽刺，反而像受到表扬一样，搓着手说，“脸皮薄的人可找不到媳妇，我爹说的。”

“你爹还教你什么了。”

“教得多了，比如看见喜欢的姑娘就赶紧下手，慢了就没了。”

张翠兰终于忍不住笑了一下。

就这一下。

李建军后来跟别人说起这个事，总是很得意，说看见她笑那一下，我就知道有戏，那感觉就像是有人在我心里放了个二踢脚，劈里啪啦的。

他是真的喜欢张翠兰。

从他后来的行为来看，这一点没什么可怀疑的。

相亲会结束之后，他打听到了张翠兰住哪个村，干吗的，在哪儿上班。

张翠兰在镇上一家服装厂打工，负责缝纫。

从那以后，李建军就三天两头往那个服装厂跑。

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蹬四十分钟，到了厂门口就蹲在马路对面等着。

手里有时候拎着点东西，有时候就空着手，蹲在那儿像个石狮子一样一动不动。

等到张翠兰下班出来，他就笑呵呵地迎上去。

“翠兰，下班了啊，饿了吧，这苹果你拿着路上吃。”

张翠兰一开始的反应是嫌弃。

“你怎么又来了。”

“这不顺路吗。”

“哪儿顺路了，你家在李家村，我们村在反方向，你绕了十公里还叫顺路。”

李建军挠挠头，笑了。

“那什么，我今天走得远了点。”

“毛病。”

张翠兰推开他绕道走，他也不追，就站在原地，大声喊。

“翠兰，明天我还来啊。”

张翠兰头也不回。

“你别来了你。”

“那可不行，万一你明天就想见我了呢。”

张翠兰气得回头瞪了他一眼，脚下一绊差点摔倒。

李建军在后面看着她的狼狈样子，笑得直不起腰。

第二天。

他又来了。

他这人就是这样，一旦认准了什么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用我妈的话说，他追张翠兰那会儿，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死缠烂打不要脸的精神气。

这股精神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两个村子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人说李建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也有人说他这股劲儿挺让人佩服的，换了一般人早就知难而退了。

王婶有一次碰见李建军蹲在路边等张翠兰，忍不住过去说了两句。

“建军啊，你图啥呢，人家大姑娘看得上你吗。”

李建军蹲在那儿，眯着眼睛看远处的服装厂大门。

“看不看得上是她的事，追不追是我的事。”

“你这是何苦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话。

“婶子，我这辈子没看上过谁，就看上她了。我们家穷，我知道，但我也不能就因为穷，连喜欢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吧。”

王婶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终究还是没再说什么。

她后来跟我妈说起这个事，说建军这孩子，你说他浑吧，他有时候又挺明白的，你就说这话，一个村里有几个男人能说出来的。

这种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多月。

张翠兰的态度，从最初的嫌弃，到后来也慢慢地变了。

不是说她喜欢上李建军了。

而是习惯了。

习惯了下班的时候有个人蹲在马路对面等着。习惯了他递上来的那些不值钱的小东西，一个苹果，一包五毛钱的瓜子，一瓶汽水。习惯了他那个傻乎乎的笑容和永远贫不完的嘴。

人就是这样，习惯了某种存在之后，就很难再回到没有它的时候。

七月份的时候，镇上的庙会。

那是那一带最大的集市，三天三夜，卖什么的都有，还有戏班子搭台唱戏，耍猴的卖艺的也来凑热闹，十里八村的人都往那儿涌。

李建军约张翠兰去逛庙会。

张翠兰嘴上说着不去不去，谁跟你去啊。

但到了那天晚上，还是来了。

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裙子，头发重新扎了一遍，发梢那儿还别了个蓝色的小发卡。

李建军看见她的那一刻，嘴咧到了后脑勺。

“翠兰你穿这身真好看。”

“少废话，看什么呢。”

“没看啥，这不就看着你吗。”

“无聊。”

两个人就在庙会上逛。

人挤人的，李建军走在前面开路，时不时回头看看张翠兰，怕她被人群挤散了。他的胳膊伸着，护在她身边，但又不敢真碰到她，就那么虚虚地挡着，样子有些滑稽。

张翠兰注意到了他这个小动作，嘴角弯了一下。

他们在一个卖凉皮的摊子前停下来。

李建军要了两碗凉皮，多放辣椒，多放醋。摊子旁边只有一个小马扎，李建军让张翠兰坐着吃，自己就蹲在旁边呼噜呼噜地往嘴里扒。

吃到一半的时候，张翠兰忽然说你别动。

李建军一愣，鼓着腮帮子含糊不清地问怎么了。

张翠兰伸出手，从他嘴角边捏下一小块辣椒碎。

那个动作自然得像是做了很多遍一样。

她自己做完这个动作也愣了一下，脸腾地就红了，烫得能煎鸡蛋。

李建军呆住了。

凉皮挂在嘴边，眼睛瞪得像铜铃，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响。

“你你你……”

“你什么你，赶紧吃你的。”

张翠兰低下头，假装专心对付碗里的凉皮，筷子戳得很用力。

李建军嘿嘿傻笑了好几声，笑完之后想把那口凉皮咽下去，结果一下子噎住了，梗着脖子直翻白眼，灌了半瓶水才顺下去。

吃完凉皮，他们去看戏。

戏台上唱的是秦腔，声音粗犷嘶哑，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苍凉和悲怆。台下乌泱泱地坐满了人，连旁边的树上都爬着几个半大小子。

李建军和张翠兰站在人群后面，踮着脚也看不太清楚，只能听见台上的唱腔和锣鼓声。

李建军突然说，我有办法让你看见。

张翠兰说怎么看见。

李建军蹲下去，拍拍自己的肩膀。

“上来，我扛着你。”

“你疯了，这么多人。”

“这有什么的，又不是没扛过人。小时候我爹就这么扛着我逛庙会的，稳当着呢，跟牛一样。”

张翠兰犹豫了一下。

可能是那天的晚风太舒服了，可能是戏台上的曲子太好听了，也可能是李建军肩膀上那块洗得发白的衣领让她心里莫名软了一下。

她真的骑上去了。

李建军扛着她站起来，还故意颠了两下，吓得张翠兰尖叫着抓住他的头发。

“你稳当点。”

“稳当着呢，你看看你看得见吗。”

张翠兰往前看了看，戏台果然能看见一多半了。

她咯咯笑了。

笑声从头顶传下来，李建军仰起头，看见她的下巴和脖子，还有身后漫天的星光。

后来他跟人说，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晚上。

开心的原因不是因为骑了张翠兰。

而是因为张翠兰笑了。

他说那笑声好听着呢，就跟山涧里的溪水一样，清凌凌的，直接流进心里头了。

这话是王婶转述给我妈的，王婶当时还感慨，说没想到李建军这人还挺会说话的，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庙会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在路边等班车回去。

等了好半天也没来。

晚风渐渐凉了，张翠兰抱着胳膊，缩了缩肩膀。

李建军把身上那件洗得走了形的衬衫脱下来，给她披上。

张翠兰说你不冷吗。

李建军说不冷不冷，我火力壮着呢。

实际上他光着膀子站在那儿，露着一身瘦巴巴的排骨肉，鸡皮疙瘩起了一身，风一吹直打哆嗦，嘴唇都紫了。

张翠兰没再说什么。

两个人就那么并排站着，肩并肩地等车。

月亮很亮，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土路上像两棵树。

后来班车来了。

张翠兰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里有点什么，是之前没有的。

李建军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

他爹还没睡，坐在院子里抽烟等他。

看见他光着膀子回来，愣了一下。

“你小子衣服呢。”

“给人了。”

“给谁了。”

“张翠兰。”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

“人家要你的衣服吗。”

“要了。”

“她什么意思。”

李建军咧嘴笑了。

“爹，我觉得有戏。”

大伯深深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红光照亮了他脸上的皱纹，那些纹路在夜里显得格外的深。

“有戏就好，”他说，“你加把劲儿。”

“嗯。”

那天晚上，李建军睡在他那张用木板搭起来的破床上，翻来覆去的，好半天才睡着。

睡着之后，他做了个梦。

梦见张翠兰嫁给他了，穿着红衣服，坐在他家的炕上。阳光从窗棂里透进来，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

炕上铺着新褥子，是红色的，绣着鸳鸯戏水。

他站在门口，笑得跟傻子一样。

醒来的时候，他的嘴角还挂着笑。

枕头上湿了一片，不知道是口水还是眼泪。

如果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该多好。

但生活不是故事。

生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你以为有希望的时候，狠狠给你一巴掌，把你打回原形。

庙会之后，李建军去得更勤了。

他好像被张翠兰那个不经意的动作打了一针强心剂，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劲儿。以前是三天去一次，现在恨不得天天去，有时候还一天跑两趟。

他甚至开始正儿八经地规划未来。

跟王老三家的儿子打听，说镇上哪个厂子招人工资高。

人家告诉他，砖窑工资最高，但最累，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出来黑得跟炭一样，连他妈都认不出来。

还有一个是货运站扛包的，按件算钱，干得多挣得多，也是一身臭汗的活。

李建军咬咬牙，去了。

砖窑的活儿确实不是人干的。

大夏天的，外面三十多度，窑里面五十多度，人一进去汗就跟下雨一样往外冒，汗水还没来得及流下来就被烤干了，皮肤上留下一道道的白印子。

李建军干了一天，回来的时候脸皮都是麻的，手上的皮磨破了好几处，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嫩肉，一碰就疼得龇牙咧嘴。

他爹说你别去了，这不是你干的活。

他说没事，我年轻，扛得住。

他去了。

干一天，浑身疼得跟被人打了一顿一样，骨头缝里都透着酸，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第二天咬牙又去了。

这么干了十几天，人瘦了一圈，脸颊凹进去了，眼睛显得格外大，但同时也格外亮，因为那里头装着希望。

他揣着挣来的钱，去镇上的金店想买戒指。

进去之后才发现，那些金戒指贵得离谱。

以他现在挣的钱，不吃不喝干一个月，也只够买一个最细最细的金戒指，细得跟头发丝似的，戴在手上都不敢使劲的那种。

他盯着柜台里的金戒指看了半天，最后买了个银的。

四十块钱。

样式很简单，就是一个光溜溜的圈，没有任何花纹和装饰。

他专门让店员用个小盒子装上，盒子是红色的绒布面，摸上去软乎乎的，看着很上档次。

装好之后，他把盒子放在贴身的口袋里，觉得胸口那儿热乎乎的。

然后骑着自行车去服装厂门口等着。

那天是八月十六。

中秋刚过，天上还挂着个圆圆的月亮，清辉洒下来，地上白茫茫一片。

张翠兰下班出来的时候，看见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个红色的小盒子。

她停下脚步。

“你又来了。”

“嗯。”

“手里拿的什么。”

李建军挠挠头，脸上的表情有些紧张，跟平时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完全不一样，说话也磕巴了。

“那什么……翠兰，这个……这个给你。”

他把盒子递过去。

张翠兰接过来，打开看了一眼。

银戒指在路灯下泛着微弱的光。

“你这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呗。”

“哪个意思。”

“就是……我想跟你处对象，正儿八经处的那种，以后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的那种。”

张翠兰沉默了。

她合上盒子，表情很平静。

“建军，这个我不能收。”

李建军心里咯噔一下，但他脸上还挂着笑，只是那个笑已经有些勉强了，嘴角的弧度不太对劲。

“为啥啊。”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说。”

“你家有多少存款。”

李建军的手下意识地攥成了拳头，指尖抵着掌心那几颗磨破了之后还没完全愈合的茧子，硬硬的，有点疼。

“没……没多少。”

“有多少。”

“几百块吧，大概四五百，我没仔细数过。”

“你家房子呢。”

“老房子，你知道的，土坯房，就三间。不过今年我爹刚刷了墙，看着比以前强多了。”

张翠兰叹了口气。

她把盒子还给他。

“建军，这世界不是靠你喜欢谁就能活下去的。我有爹娘要养，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以后的路长着呢，靠几句好听的能当饭吃吗。你说你喜欢我，我信，但是你能拿什么喜欢我。用这个四十块钱的戒指，还是你家那三间土坯房，还是你在砖窑干几天歇三天的那个劲儿。”

“我以后能挣。”

“你拿什么挣。”

李建军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塞了团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一个能说服她的理由。

一个都没有。

张翠兰把盒子塞回他手里。

她的手指碰到他的手心，凉凉的，很快就缩回去了。

“建军，我不讨厌你，甚至有时候觉得你这人挺好玩的。但是光好玩不行，过日子是柴米油盐，不是庙会上扛着人看戏，也不是买个银戒指就能把人哄住的。咱们现实点吧。”

她走了。

走得很坚决。

没有回头。

李建军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红色的小盒子，盒子的棱角硌在他的掌心，跟他手上那些茧子挤在一起。

夜风吹过来，灌进他的衬衫领口，冷飕飕的。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夏天他给张翠兰送苹果，她每次都说不吃不吃，最后还是接过去了。

他以为那是暧昧，是接受，是希望。

现在想来。

她可能只是不忍心让他太难堪。

因为可怜。

而不是喜欢。

那天晚上他是走回去的。

自行车扔在服装厂门口，忘了骑了，就那么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十几里路。

走了三个多小时。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他爹在院子里等他。

看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什么都没问，默默地给他倒了杯热水。

杯子是个搪瓷缸子，掉了好几块瓷，露出里面黑乎乎的铸铁，端在手里沉甸甸的。

李建军接过杯子，手抖得厉害。

水洒出来了，烫了他的手背，他没反应。

就那么站着，站了好一会儿。

忽然蹲下来，像一只被人打了一棍子的狗，缩在那儿，肩膀一耸一耸的。他哭的声音很奇怪，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嚎啕大哭，而是闷在嗓子眼里，像是什么东西被卡住了，上不来下不去，堵得慌。

大伯就坐在旁边，看着他哭，一声不吭。他不擅长安慰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每隔一会儿，就伸手拍拍儿子的后背，那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

过了很久，李建军说了一句。

“爹，咱们家为啥这么穷呢。”

大伯的喉咙动了动。

他仰头看了看天。

月亮被云遮住了，院子里暗得很。

“是我的错。”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但李建军听到这句话，哭得更厉害了。

从那以后，李建军就没再去找过张翠兰。

戒指他也没退。

一直放在那个红色的小盒子里，搁在他床底下那个破木头箱子的最深处，上面压着几件旧衣服和一双不穿的解放鞋。

张翠兰那边也没什么消息。

村里偶尔有人说起，说她还在服装厂上班，好像有人在给她介绍对象，是镇上的一个什么人。

再后来，大概是第二年的春天。

张翠兰结婚了。

嫁给了镇上开五金店的一个小老板。

那个小老板比她大十岁，离过婚，带个孩子，但是有房有车。

消息传到李建军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地里帮他爹锄草。

锄头举在半空中，停了好一阵子。

然后继续干活，一下一下地锄着，锄头落地的声音闷闷的，每一下都很用力，好像要把什么东西砸进土里。

第二天，他一个人去镇上喝了顿酒。

喝到吐了。

吐完接着喝。

老板娘看不下去了，说建军你别喝了，再喝出人命了。

他说人活着其实没多大意思，命不命的，值几个钱。

但还是放下了酒瓶。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门框，眯着眼睛看着镇上的街道。

阳光很刺眼。

街上人来人往。

有人骑着三轮车经过，车上的喇叭喊着收废品收旧家电。

有小孩追着跑过去，手里举着冰棍，笑声洒了一路。

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然后回家了。

从那次酒后，李建军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以前那个嬉皮笑脸的李建军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

他不再往女人堆里凑了。

以前那些跟他开玩笑的婶子嫂子们，都说建军这是受了刺激，整个人的魂儿都没了。

王婶有一次在村口碰见他，差点没认出来。

他闷着头走路，也不看人，也不打招呼，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

王婶喊了他两声，他才反应过来，抬起头，眼神空空的，冲王婶点了个头，又低下头继续走。

王婶后来跟我妈说，那眼神看得她心里一凉。

“跟死了半截似的。”

我妈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命苦。

变了个人之后，他反而开始正儿八经地干活了。

他不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地里的活，以前他爹怎么叫他都不愿意干，现在不用叫，天不亮就起来了，扛着锄头就下地，中午回来吃口饭，下午接着去。

农闲的时候，他就出去找零工。

跟着村里几个大工头，天南地北地跑。

先是省内的几个城市，后来去得越来越远，湖北河南河北山西他都去过。

哪儿有钱就往哪儿跑。

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

回来的时候，人也黑了，也瘦了，也糙了，手上的茧子一层压着一层，像是握了几十年的锄头。

但钱也挣到了一些。

不多。

勉强能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有一年过年回来，他给他爹买了件新棉袄。

深蓝色的，厚实得很。

大伯穿上试了试，大小正合适。

他咧嘴笑了，说这衣裳真暖和。

李建军看着他爹，说暖和就好。

又说，爹，以后我给你买更好的。

大伯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终究没说。

只是抬起手，摸了摸儿子肩膀上的灰。

那只手不再抖了。

又过了两年，李建军三十五岁了。

那一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外地的女人，是个寡妇，叫刘红梅，比他还大三岁，带着一个七八岁的闺女。

刘红梅命也苦。

男人在矿上干活，前两年矿塌了，人没了。

矿主跑了，一分钱抚恤金都没拿到。

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在老家被婆家嫌弃，只能自己出来找活路，在镇上的饭店端盘子洗碗。

两个人是在镇上那个小饭馆里认识的。

李建军在那儿吃饭，一盘土豆丝，两个馒头，一碗不要钱的稀饭。

刘红梅给他端菜的时候，他问了一句，听你口音是外地人吧。

刘红梅没搭话，放下盘子就走了。

后来他又去了几次。

每次都点一样的菜。

每次都坐在同样的位置。

每次都在刘红梅端菜的时候跟她说两句话。

一开始刘红梅不理他。

后来理了，但也是冷着脸，话不多。

再后来，有一次李建军吃完饭走的时候，在盘子底下压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手机号，说有事可以找他。

刘红梅当时就把纸条扔了。

过了几天，她的孩子生病了。

大半夜的，烧得滚烫。

镇上的诊所都关门了，她抱着孩子站在街头，急得眼泪直流。

她没有别的办法，突然想起了那张纸条。

她从垃圾桶里把那张纸条翻了出来。

纸条上沾着菜汤和油渍，但号码还能看清。

她拨通了那个电话。

二十分钟后，李建军骑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赶过来了。

他把孩子裹在自己棉袄里，让刘红梅坐后面，一路闯着红灯往县医院开。

那晚风很大，摩托车在路上摇摇晃晃的，好几次都差点摔倒，但他死死稳住了车把。

孩子送到急诊，是急性肺炎。

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就危险了。

李建军垫了两千块钱的住院押金，又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守了一夜。

第二天孩子烧退了，刘红梅坐在病床前，低着头说，谢谢你。

李建军说不客气。

过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以后有什么事你就叫我。

就这一句话。

刘红梅的眼泪忽然就下来了，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对她说过这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