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我对女同桌说我喜欢她，她红着脸说：考上重点大学我想想

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

三月的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还有玉兰花的甜味。我们教室在教学楼三层，靠窗那排座位总能第一个闻到花香。班主任老周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他喜欢在窗台上养一盆仙人掌，说是“好养活”，那盆仙人掌我看了整整两年，从来没见它开过花。

那是1997年，我十七岁，高二下学期。

一切都还来得及的年纪。

一

我第一次见到宋晓敏，是高一开学那天。

九月的阳光还很毒，操场上杂草被晒得发蔫，我们这届新生像一筐筐西红柿似的被码在操场中央，听校长讲那些每年都一样的开学词。她站在我前面两排，扎着低马尾，白衬衫扎进深蓝色裙子里，脚上一双白色帆布鞋，鞋带系得规规矩矩。她微微侧头跟旁边的女生说话，我只看见她左边脸颊上一颗小痣，像一滴墨落在宣纸上，淡淡地晕开。

她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

我在心里问了这两个问题，然后很快就有了答案。分班名单贴在教学楼入口的玻璃窗上，我挤在人群里，从密密麻麻的名字中一眼找到了她——宋晓敏，高一(3)班。跟我一个班。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心动根本没什么道理。就是一个男孩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看见了一个女孩，然后心里某个地方突然亮了一下。不是一见钟情那么俗套的剧情，更像是……怎么说呢，像你一直在找一样东西，但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直到看见她的那一刻你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找的就是这个。

但高一整整一年，我跟宋晓敏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

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有种奇怪的隔阂，不是谁规定的，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男生跟男生玩，女生跟女生玩，课间操场上男女生站队中间都隔着一条明显的“楚河汉界”。谁要是跟异性多说几句话，立刻就会有好事者起哄，那种起哄不是恶意的，但足以让两个人都面红耳赤，以后再也不敢靠近。

我们那个年代的高中就是这样。

二

高一下学期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上课的时候偷偷看宋晓敏。

她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我在第四排靠墙，中间隔着两组。但我算过角度，只要我把身体微微往右倾，透过前面同学的肩膀缝隙，就能看见她的侧脸。她听课很认真，从来不打瞌睡，手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肩膀微微前倾，刘海有时候会垂下来挡住眼睛，她就用左手轻轻别到耳后。

那个动作我看了整整一年，从来没有看够。

她的钢笔是英雄牌的，深蓝色笔身，笔帽上有一个小小的金色箭头。她写字的时候握笔姿势很标准，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大拇指压着食指，她是真正的三指执笔，笔杆靠在食指根部，指节微微泛白，看着就让人觉得舒服。

她的字也好看。有一次收作业，课代表让我帮忙把本子搬到办公室去，我特意翻了翻她的作业本。字不大不小，方方正正但又不呆板，每一笔都很认真，像是在纸上画画。我后来见过很多人的字，电脑用多了，大家写字越来越潦草，但宋晓敏那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但光是偷偷看，不够。

高一下学期期末，我做了一个决定。

三

我们这个年级有八个班，每班将近六十个人，班主任老周管得不算严，但有一条规矩：座位的调整必须经过他同意。每学期开学统一调一次座位，平时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可以私下找他，但得有正当理由。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

“周老师，我坐在后面看不清黑板。”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借口。我个子一米七出头，在班里算中等偏上，一直坐在第四排第五排的样子，说看不清也不算太离谱。老周当时正在办公室喝茶，听我说完，抬眼看了一下我的眼镜——对，我还特意在寒假里配了副眼镜，虽然我左眼也就一百度出头，平时根本不需要戴。

“你坐哪？”老周翻了翻座位表。

“我想坐前面一点，第三排或者第二排。”

“第三排……第三排靠窗有个位置。”老周用圆珠笔在座位表上划了划，“前面是苏婷婷，左边是孙磊，同桌是……宋晓敏。行，你先坐那试试，下周再统一调。”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表情，说了句“谢谢周老师”，转身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不是紧张，是激动。

但这份激动很快就被另一种情绪取代了——紧张。真正的紧张。

开学第一天，我抱着书包走进教室的时候，宋晓敏已经坐在位子上了。她正在看一本课外书，见我在她旁边坐下来，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你好。”她说。

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像夏天午后树荫下的风吹过风铃。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她穿着件淡蓝色的棉布衬衫，袖口挽了一截，露出细白的手腕。她的头发比高一时长了一些，扎成低马尾垂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耳侧。

“你好。”我把声音压得很低，装作很淡定的样子，然后手忙脚乱地把书包塞进课桌里。

课桌是老式的双人桌，木头面漆成暗红色，边角磨得发白，两个人共用一张，中间没有隔板。这就意味着，我和宋晓敏之间，没有任何阻隔。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

四

头几天，我们几乎不说话。

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女生坐得这么近过，近到我能闻见她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是一种很淡的花香，不像现在超市里那些洗发水那么浓烈，倒像是用皂角或者什么土方子洗出来的。近到我能听见她翻书时纸页摩擦的声音，能看见她睫毛的长度和弧度。

她做题做累了会轻轻叹气，那口气吐得很浅，像是怕打扰到旁边的人。她打瞌睡的时候不会趴桌子，只是眼睛眨得慢一些，坐得还是端端正正的。她上午第三节课后会去水房打水，从课桌里拿出那个罐头瓶改的杯子——就是那种老式玻璃罐头瓶，吃完橘子或者黄桃剩下的，洗干净了当水杯用，外面套着一个毛线织的杯套，她那个是淡粉色的。

我到现在都觉得，罐头瓶杯子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水杯。

我们之间的第一句对话，是第三天。

我写数学作业的时候钢笔没墨水了。不是故意的，是真的没墨水了。英雄牌钢笔，黑色墨水，我前一天晚上没灌够，写到一半就断了。我在书包里翻了半天，只翻出一支圆珠笔，但数学老师说过必须用钢笔写作业。

“给你。”宋晓敏把她的墨水推了过来。

那是一小瓶英雄牌的黑色墨水，圆形的小玻璃瓶，瓶盖是黑色的塑料。她推过来的时候没用多大力气，墨水瓶在桌面上滑了一小段距离，稳稳地停在我手边。

“谢谢。”我拧开瓶盖，灌墨水的时候手有点抖，有几滴墨溅在桌面上，我赶紧用袖子擦掉了。

“没事。”她说完就把头转回去了，继续写她的作业。

就这么简单。但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想这件事。想她推墨水瓶过来的样子，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齐，没有涂任何东西，干干净净的。想她说“给你”那两个字的声音，那么平常的一句话，在我耳朵里却像是被镀了一层光。

我想，我完了。

五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们教学楼后面的那排玉兰树开了花。那些树是什么时候种的，没人知道，但每一棵都长得很高，枝丫伸到三楼窗户边。玉兰花是白色的，偶尔有几朵带着淡淡的粉，花瓣厚实饱满，开起来像一盏盏小灯。

语文课在上午第二节，老师正在讲《荷塘月色》，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秘密：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的时候，会在宋晓敏的侧脸上投下一层淡淡的光晕。她的皮肤很白，但不是苍白，是那种瓷白的质感，细细的绒毛在光线下几乎看不见，但你能感觉到，像刚剥了壳的鸡蛋。

她在写英语作业。英语老师姓陈，戴一副金丝眼镜，要求特别严格，每篇课文要抄三遍，还要背诵。宋晓敏写字的时候嘴唇会微微抿着，眉心轻轻蹙起，像是在跟每个单词较劲。她的英语写得比汉字还好看，圆润流畅，像印刷体一样整齐。

我假装在看书，实际上在用余光看她。

窗外有风吹过，几片玉兰花瓣打着旋儿飘进来，落在她的作业本上。她轻轻拈起那片花瓣，看了两秒，然后夹进了英语课本里。动作很自然，像是她经常会这么做。

“你喜欢玉兰花？”我终于找到了一句可以说的话。

“嗯。”她点点头，“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每年春天我妈都会摘几朵插在瓶子里，屋子里香好几天。”

这是她第一次跟我说超过十个字的话。

我心里像是有八百只蝴蝶在飞。

六

我们开始慢慢说话了。

说起来很可笑，我们从学习聊起。她数学不太好，特别是几何，每次做证明题都很头疼。我数学还行，就帮她讲题。她听不懂的时候会把笔咬在嘴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我讲到她恍然大悟的时候，她会突然转过头来看我，眼睛亮亮的，说一句“哦——原来是这样”，那个“哦”拖得长长的，语调上扬，像是一个小小的叹号。

后来我们聊的东西多了起来。她喜欢看《读者》，每期都买，看完会放在课桌里，我有时候会借来看。她喜欢听歌，最喜欢的是老狼的那首《同桌的你》——这个巧合让我心里偷偷高兴了很久。她家就在县城南边，父母都是棉纺厂的工人，家里就她一个孩子。

“你呢？”她问我。

“我家在乡下，来县城上学要坐四十分钟的班车。”

“那你住校？”

“嗯，住学校后面那栋宿舍楼，八个人一间。”

“八个人？挤不挤？”

“还行吧，就是冬天打水不太方便。”

我们的对话就是这样，稀松平常，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情节。但每一个字都被我记在心里，像存钱一样，一点一点地攒着。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喜欢就是这样，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甚至不需要什么明确的表白。就是每天能跟她坐在一起，说几句有的没的，看她低头写字的样子，听她念英语课文的声音，在她遇到难题的时候帮她一把，在她困了的时候替她挡一下老师的视线，这样就足够了。

足够了。

但人都是贪心的。

七

有一个细节我记了很久。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习课，老周不在，教室里有种懒洋洋的氛围。太阳快落山了，光线变成橘红色，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把整个教室染成一片暖色调。宋晓敏在背历史，我在做物理题。

她背到辛亥革命那一节，嘴里小声念叨着：“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念着念着声音就小了，然后彻底没了声音。我转头一看，她趴在桌上睡着了，侧着脸，枕在左手臂上，右手还搭在历史课本上。

她的睫毛很长，微微翘着，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鼻梁很挺，嘴唇薄薄的，嘴角微微上翘，像是连睡着了都在笑。她的呼吸很轻，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像湖面上很慢很慢的涟漪。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时间要是能停下来就好了。

但我的目光很快就收了回来，因为教室里有其他人，我怕被人看见。那个年代，一个男生盯着一个睡着的女生看，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会被人传闲话，会被起哄，会被拉到操场上“审问”。男女生之间的任何一点暧昧，都会在同学们的起哄中被无限放大。

我就那么偷偷地看了她几秒钟，然后转回头继续做物理题。但心跳快得像要炸开，那道物理题我算了三遍才算对。

她睡了大概十分钟就醒了，起来的时候揉了揉眼睛，刘海被压得翘起来一小撮，她自己不知道。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告诉她。

那撮翘起来的刘海，她顶了一整个晚自习。

我憋了一整个晚自习没笑出来。

八

四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体育课自由活动，男生打篮球，女生在旁边跳皮筋。我球打得不好，就在操场边坐着喝水。宋晓敏也没跳皮筋，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看书。阳光很好，她的白衬衫被风吹起来一点点，露出腰侧一小截皮肤，又白又细。

我想过去跟她说话，但又觉得太刻意。我们虽然是同桌，但在教室外面，男女同学的界限还是很清楚。我不想让人看出来什么，不想让她难堪。

正在犹豫的时候，高伟过来了。

高伟是我们班篮球队的主力，个子一米八，长得挺精神，在班上人缘不错。他拿着瓶水晃到宋晓敏旁边，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她旁边。

“宋晓敏，你坐这儿干嘛呢？也不跟我们打篮球。”高伟的声音很大，我隔了半个操场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想打。”宋晓敏头都没抬。

“那你教我跳皮筋呗。”高伟嬉皮笑脸的。

“你不会自己学？”

“我想让你教嘛。”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高伟这人我不讨厌，但他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有时候会让女孩子尴尬。宋晓敏明显不想搭理他，但他好像完全没感觉到。

我站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过去。

“宋晓敏，老周找你，让你去办公室搬作业本。”我说。

宋晓敏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瞬间的疑惑，但很快她就明白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对高伟说：“我先走了。”

我跟在她后面走。走出十几步远的时候，她突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但眼神里有个很淡很淡的笑意。

我没说话，也没笑，但心脏跳得很快。

我知道她在谢我。

九

那个年代的高中，恋爱是件大事。

不是说没有人谈恋爱，而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藏着掖着。谈恋爱的同学会在晚自习后去操场后面那排自行车棚旁边见面，那里黑，没人看得见。会有同学帮忙打掩护，传纸条的时候要折成很小很小的方块，塞在文具盒或者课本封皮里。周末的时候偷偷约着去看场电影，都要提前说好几点到、几点走，不能一起进场，免得被人撞见。

我跟宋晓敏之间，连“暧昧”都算不上。我们就是同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同桌。

但我心里知道，不普通。

有一次上课，老师让同桌之间互相检查英语背诵。那天要背的是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选段，不长，但有些单词挺绕口的。宋晓敏先背给我听，她声音不大，嘴唇离我很近，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她背得很流利，但到“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这一句的时候卡了一下，眉头一皱，又重新来了一遍。

“行了吗？”她问我，眼睛看着我。

“嗯，可以了，没背错。”我说。

“那该你了。”

我开始背，但注意力完全不在背诵上。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的嘴唇，大概是在对口型，看我没有背错。那几十秒钟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嘴里在说什么完全不知道，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她的目光上。

她离我那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瞳孔的颜色，是深棕色的，像秋天的栗子。

“背完了？”她问。

“嗯。”

“你最后一段少了两句。”

“啊？”

“你背到‘let freedom ring’就停了，后面还有两句。”

我低头看课本，果然少了两句。她笑了笑，翻开课本找到那一页，用笔把那两句划了出来。她的字迹工工整整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突然觉得，就算被她指出错误，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十

五月，天气热起来了。

教室没有风扇，更别提空调，到了下午简直像个蒸笼。窗户大开也没用，空气都是热的。男生们把短袖卷到肩膀上，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女生们就惨了，再热也得穿得整整齐齐。

宋晓敏热得厉害的时候会用作业本扇风，扇起来的风不大，但聊胜于无。她的额头会沁出一层薄汗，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脸有点红红的，看起来有种说不出的好看。

有一天下午第二节是物理，我讲台上老师讲得口沫横飞，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因为我发现宋晓敏今天有点不对劲——她一直低着头，耳朵红红的。

“你不舒服？”我小声问。

“没有。”她的声音很小，头都没抬。

但我看见她在胳膊肘下面压着一个东西。我仔细一看，是一个粉色的信封，上面没有写名字。

我一瞬间就明白了。

那是情书。

不知道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塞给她的。她一直藏着不想让我看见，但她是我的同桌，就隔了几十厘米，怎么可能看不见。

我心里像被人攥住了一样，闷闷地疼。

那天下午我一句话也没跟她说。她大概也感觉到了，但没问我为什么。放学的时候她走得很快，我收拾书包的时候看见她课桌里露出来一截那个粉色信封，她没带走。

我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往里面推了推，帮她盖好了。

第二天她来得比我早，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里写作业了。粉色信封不见了，她也没提昨天的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也没问。

但我心里面那几天一直像压了块石头。我在想，那个信封是谁写的？她是怎么回复的？她有没有可能……

算了，不想了。

十一

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发生了一件让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事。

那天下午没课，我在教室写作业，教室没几个人。宋晓敏也在，她在整理英语笔记，把一学期的知识点抄在一个新的本子上。她的字一笔一划写得极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刻进本子里。

“你的字真好看。”我脱口而出。

说完就后悔了，觉得这话太刻意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你的字也不差。”

“我那是鬼画符。”

“哪有，你上次写的那篇作文，老周还在班上念了，字也还行吧。”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不是因为她说我字还行，而是因为她记得我写的作文。老周在班上念过很多同学的作文，她能记住我那一篇，说明她……注意过我？

“你也喜欢写字？”我赶紧转移话题。

“嗯，我小时候练过一段时间毛笔字，后来没坚持了。”

“练的什么体？”

“颜体。你呢？”

“我没练过，就随便写写。”

“那你要不要试试钢笔字帖？我有一本，下周一带来给你看看。”

“好。”

就这么简单。但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想她说的那本字帖，想她说的“我小时候练过毛笔字”，想她说这些话时的表情，眼睛亮晶晶的，嘴唇一动一动的，嘴角微微上扬。

我甚至在想，她会不会也有一点喜欢我？

但又觉得自己想多了。她只是把我当同桌，普通朋友，仅此而已。她对我笑，跟我说话，借我东西，只是因为我们是同桌，她是个善良的人，换作别人坐在她旁边，她也是一样的。

可是。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想。

十二

字帖的事我记了一整个周末。

星期一我早早就到了教室，但宋晓敏比我来得更早。她已经坐在那里了，课桌上放着一本字帖，钢笔字帖，庞中华的。

“给，你先看看，要是喜欢就拿去练。”她把字帖推过来，动作跟第一次借我墨水时一模一样。

我翻开字帖，扉页上写着她的名字，宋晓敏，三个字写得比平时更工整，每个笔画都透着认真。

“你这名字写得真好看。”我又一次没忍住。

“我写了多少遍才练出来的。”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浅，但很真，像是从心底里漾出来的，“小时候练字第一个写的就是自己名字，写了好几百遍。”

“你爸妈怎么想到给你取这个名字的？”

“我爸取的，他希望我以后能聪明一点，‘敏’就是聪明的意思。”

“你够聪明了。”

“哪里聪明了，数学那么差。”

“那叫偏科，不叫不聪明。”

她又笑了，这次笑得比刚才大一些，露出一点牙齿。她的牙齿很整齐，白白的，小小的，像一粒一粒的米。

后来那本字帖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星期，我每天晚自习写一页，一笔一划地描，写完就对照她的字看哪里不像。我室友王磊看见了，问我：“你啥时候这么用功练字了？”

“闲的。”我说。

他信了。

但我不信。

十三

七月，期末考试前一周，下了很大的雨。

那种南方夏天特有的暴雨，天突然就黑下来，像有人把墨汁泼在了天上，然后雷声一响，雨就倒下来了，哗哗的，打得窗户玻璃噼里啪啦响。教室里开了灯，灯光昏黄黄地照着，窗外雨帘密密匝匝，教室好像被隔成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完了，我没带伞。”宋晓敏看着窗外的雨，眉头皱了起来。

“我也没有。”我说。

我们都没带伞，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还是晴的。那时候天气预报也不像现在这么准，只能靠看天，今天的天是典型的“夏天早上”，蓝得干干净净，谁也没想到下午会来这么一场雨。

“你晚上怎么回宿舍？”我问。

“不知道，等雨小了再跑回去吧。”

“我要是带伞了可以借你。”

“那你呢？”

“我淋回去就行了。”

“不行，你感冒了怎么办。”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丝很淡的关切，但我捕捉到了。

那种关切让我心里暖了很久。

雨一直下到晚自习结束都没停。我把自己那本《读者》给她，让她顶在头上跑回去。她犹豫了一下，接过去，冲进雨里。我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着她跑远，她的白裙子在雨里很快就被打湿了，贴在腿上，她跑得有点狼狈，但很好看。

第二天她把那本《读者》还给我，书皮有点湿了，她在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书等我晾干了再还你。”

那本《读者》她后来还给我的时候，我用手指摸了摸书页，已经干了，但纸张有点皱。我翻到夹纸条的那一页，把纸条拿出来看了好几遍，然后夹进了自己的日记本里。

那张纸条我到现在还留着。

不是保存在身边，是保存在记忆里。

十四

高二就这样过去了。

期末考试结束那天，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过暑假。教室乱糟糟的，地上到处是废纸和草稿纸，有人把课本摞得老高，有人在黑板上写“下学期见”。我慢吞吞地收拾着，不想那么快走。

宋晓敏也在收拾，她把课本一本一本地从课桌里拿出来，整整齐齐地码好，然后拿抹布把课桌里面擦了一遍。她的动作很慢，好像也不急着走。

“暑假你干嘛？”我鼓起勇气问。

“在家写作业吧，可能回我姥姥家待几天。你呢？”

“我在家帮干活，种地。”

“你家还种地？”

“嗯，我爸妈都是农民，家里有几亩地。”

“那你暑假很累吧。”

“还行，习惯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下去。但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到了一种东西，不是同情，也不是客气，是一种很真诚的关心。那种关心让我觉得，她不只是把我当同桌。

“下学期你还坐这儿吗？”我脱口而出。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问得太露骨了，傻子都能听出来什么意思。

她低下头继续擦桌子，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不知道，看周老师怎么安排。”

然后她直起身，背着书包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朝我挥了挥手：“暑假快乐。”

“暑假快乐。”我说。

她走了以后，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坐了十分钟。窗外的玉兰树叶子被太阳晒得发亮，知了声声叫着，蝉鸣一阵一阵的。我趴在桌上，闻着桌面上残留的墨水和纸张的味道，还有一点点她的味道——那种淡淡的、干净的、说不清楚是什么的香味。

我闭上眼睛，心里有个声音在说：

你喜欢她。

你很喜欢她。

你要怎么办？

十五

暑假很漫长。

我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插秧、拔草、浇地，皮肤晒得黝黑。晚上躺在竹床上，听稻田里的蛙声，脑子里全是宋晓敏。我想她这个时候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在想我。我想她穿什么衣服，头发有没有剪短。我想她有没有把那本字帖送给我，还是说只是借我看。

我甚至给她写过一封信。

那封信我写了撕，撕了写，反复了四五遍，最后还是没寄出去。不是因为没有地址——我知道她家的地址，她跟我提过，棉纺厂家属区3号楼。而是我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写什么，不知道写了以后会怎样。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你想靠近一个人，但又怕靠得太近会把她推远。你想告诉她你的心意，但又怕说了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你宁愿维持现在的样子，每天坐在她旁边，说几句话，借借东西，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可是这样真的够吗？

我不知道。

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村口的小卖部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王磊打来的，他说：“喂，你知道吗？下学期要分文理科了，周老师在群里说的，你选文科还是理科？”

“理吧，我文科不行。”

“我也是理，到时候咱俩还能分一个班不？”

“不知道，看成绩呗。”

挂了电话以后我想：宋晓敏选文科还是理科？

她文科好，语文英语都是强项，历史政治也不错。但她数学虽然不太好，也不至于拖后腿。她会怎么选？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十六

开学那天我早到了一个小时。

分班名单贴在教学楼一楼的公告栏上，高二分文理科，原来的一共八个班打散重排，文科四个班，理科四个班。我挤在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高二(3)班，理科。

然后我开始找宋晓敏。

名单是按姓氏拼音排的，我从头看到尾，从陈看到张，心跳越来越快。看到第三列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那三个字：

宋晓敏，高二(3)班，理科。

她选了理科。

她跟我一个班。

我站在公告栏前，嘴角怎么都压不下去。

高二(3)班的教室换到了二楼。我找到新教室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人了。我扫了一眼，没看见宋晓敏，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我不敢坐太靠前的位子，因为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坐我旁边。

过了大概十分钟，她来了。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下面是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运动鞋，马尾扎得比高一高二的时候高了一些，显得整个人精神了很多。她站在教室门口扫了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秒，然后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

但不是朝我走过来——她在我前面两排的位置坐下了，同桌是一个女生，她以前的初中同学。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是因为她没坐我旁边，而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老周不教我们了。高二分科以后换了班主任，新班主任姓刘，四十多岁，听说是教物理的，管得很严。他会不会像老周那样好说话？我还能不能找到理由调到宋晓敏旁边？

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十七

开学第一周，我坐立不安。

宋晓敏坐在我前面两排的靠左位置，我坐在靠右的位置，中间隔了好几个人。上课的时候我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和马尾辫，看不见她的脸，看不见她写字的样子，看不见她抿嘴唇的表情。

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戒毒，浑身难受。

第一周周五下午最后一节是班会课，刘老师在讲台上讲班级纪律，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在想怎么开口跟刘老师说调座位的事。理由呢？看不清黑板？可我现在坐第五排，前面的人都比我矮，完全看得清。眼睛不好？可我上学期才配的眼镜，总不能一个暑假就加深了吧。

我想了整整一个星期，想出了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

第二周周一，我敲开了刘老师办公室的门。

“刘老师，我想调一下座位。”

“怎么了？”刘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他戴着老花镜，镜片很厚，眼睛显得特别大，看得我有点慌。

“我……我最近眼睛好像又加深了，坐第五排有点看不清黑板上小的字。”

“你眼镜配了多久了？”

“去年寒假配的。”

“那也该换换了，你先去验个光，配副新眼镜再说。”

“……好。”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偷鸡不成蚀把米，没调到座位，倒要先配副新眼镜。

但我没有放弃。一周以后，我戴着一副新眼镜——镜框比之前那副大了一圈，显得我像个书呆子——再次敲开了刘老师的办公室。

“刘老师，新眼镜配了。”

“嗯，现在看清了吗？”

“比之前清楚一些了，但还是……我觉得如果能往前调两排可能会更好。”

刘老师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我紧张得手心冒汗，但脸上强装镇定。

“你想调到哪？”

“第三排或者第四排都行。”

刘老师翻出座位表看了看，用红笔在某处画了个圈：“第三排靠窗那个位置，左前方是苏婷婷，后面是……同桌是宋晓敏。行，你先坐那试试，要是不适应再说。”

又是靠窗，又是宋晓敏。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差点在走廊上蹦起来。

十八

第二天早上，我抱着书包坐到宋晓敏旁边的时候，她正在擦课桌。见我坐下来，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

“你又调过来了？”她问。

“嗯，那边看不清黑板。”我说。

“你不是刚配了新眼镜？”

“新眼镜也不行，可能座位也有关系。”

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笑意，也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她没有再问，低下头继续擦桌子。

但我知道，她不是傻子。

那个“又”字说明了一切。

“又调过来了”——她记得我上学期调座位的事，她记得我从后排调到她的旁边，她记得这一切。

她什么都知道。

那一整天我都很紧张。不是因为害怕她知道，而是因为她知道以后的态度——她没有疏远我，也没有特别亲近我，她还是跟以前一样，该借东西借东西，该说话说话，该笑的时候笑，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但那个“又”字，和她看我的那一眼，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了无数遍。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十九

高二的课业比高一重了很多。

理科班的节奏很快，物理化学数学，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题。刘老师教物理，管得严，作业不交要罚站，考试不及格要请家长。班里气氛比高一时紧张了不少，大家都没什么心思谈恋爱了，都在想着怎么把成绩搞上去。

但对我来说，坐在宋晓敏旁边本身就是一种慰藉。

她是那种越紧张越认真的人。课业重了，她反而更专注了，每天都埋着头做题，记笔记，背公式。她的笔记越记越厚，越记越整齐，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重点，看起来跟印刷的教辅资料似的。

“你是怎么做到把笔记记得这么好看的？”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

“你要看就看呗。”她把笔记推过来，很大方。

我翻了翻她的物理笔记，每一页都工工整整，每个公式都用红笔圈出来了，旁边还有她用蓝色钢笔写的注释。我翻到她记牛顿第二定律的那一页，在公式旁边她写了一句：“F=ma，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

这句话课本上也有，但她写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她的字圆润流畅，但每一笔都很笃定，像是在告诉自己要记住这句话，要理解这句话，要用好这句话。

我看着她的字迹，突然觉得，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她看起来很文静，甚至有点柔弱，但其实她很笃定，她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选理科，不是因为理科容易，而是因为她想挑战自己。她认真做笔记，不是因为怕考试，而是因为她觉得该做好。

这样的人，让人怎么能不喜欢？

二十

十月的一个下午，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

那天最后一节是体育课，跑完八百米以后大家都去器材室还器材，操场上没剩几个人。我在双杠旁边坐着喝水，宋晓敏一个人从操场另一边走过来，手里拿着一瓶水。

“你还没回去？”她看见我，站住了。

“歇一会儿，你呢？”

“我也歇一会儿。”

她在我旁边的双杠上坐下来，跟我隔了一个人的距离。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她的马尾被风吹得微微晃动，额前的碎发飘起来，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边。

“你说，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她突然问。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什么意思？”

“就是……以后。”她看着远处，声音很轻，“高考完了以后，大家各奔东西，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也许是因为高三快到了，也许是因为最近班里有人转学了，也许只是她随口一说。但这句话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我的心里。

“不会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我想说“我会一直找你”，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们会考上大学的，到时候大家还在一个城市，还可以见面。”

她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有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不是感激，不是感动，更像是……确认。她好像在确认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心的，确认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想。

“你说话算数吗？”她问。

“算数。”我说。

她又转回头去看远处，过了好几秒钟，轻轻说了一句：“好。”

那个“好”字很小，小到几乎被风吹散了。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二十一

十一月，天气开始转凉。

宋晓敏换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领口有一圈白色的绒毛，衬得她的脸更白了。她的手一到冬天就容易凉，写字的时候会先呵一口气暖暖手指，然后再握笔。我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背，凉凉的，像摸到了冬天第一场霜。

“你手怎么这么凉？”我问。

“我一直这样，一到冬天就这样。”她把手缩进袖子里，“我妈说我是‘冰手冰脚命’。”

“什么命？”

“冰手冰脚命，就是冬天手脚冰凉，怎么都捂不热。”

“那你要多喝热水。”

“嗯。”

第二天我带了一个保温杯来学校。那是我妈前年买的，放在家里一直没用上，我翻出来洗干净了，灌了满满一壶热水。上午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我把保温杯推到宋晓敏面前。

“给你，热水。”

她看了看保温杯，又看了看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

“你哪来的？”

“我从家带的。”

“你不是住校吗？”

“我……周末回家带的。”

她没有再问，拧开盖子倒了一杯水，双手捧着杯子暖手，然后把水一口一口地喝掉了。她喝水的样子很好看，小口小口的，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后来那个保温杯成了我的固定装备。每天早上我六点起床去水房打水，灌满一杯带到教室，上午给她倒一杯，下午再给她倒一杯。她一开始还会说“谢谢”，后来就不说了，但每次我推过去的时候，她会看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种默契的东西，像是我们之间有了一个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

二十二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十一月下旬就开始下雪了，操场白茫茫一片，走廊上结了冰，走路要小心翼翼的，不然就会滑倒。教室里的暖气烧得不怎么好，温度刚刚够不冻死人，大家都穿着棉袄上课，说话的时候嘴里冒白气。

宋晓敏穿了件红色的棉袄，很厚实的那种，显得她整个人圆滚滚的，有点像年画上的娃娃。她的手还是凉，有时候会直接把整个手缩进袖子里，用胳膊肘翻书。我看了觉得很辛苦，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忙。

有一天她感冒了。

一开始只是打喷嚏，后来开始咳嗽，到了下午额头上都是汗，脸红红的，但嘴唇白白的。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碰她——烫得吓人。

“你发烧了，要不要去医务室？”我收回手，心跳得厉害。

“没事，喝了药了。”

“你这样不行，回家休息吧。”

“下午还有课呢。”

“课可以补，身体要紧。”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去找刘老师请了假。我帮她把书包收拾好，送她到校门口。她家离学校不远，走路大概十五分钟，但她这个样子走回去我不放心。

“我送你吧。”我说。

“不用了，我自己能走。”

“你烧成这样，万一在路上晕倒了怎么办？”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拒绝。

我们并排走在雪地里，中间隔了大概一米远。街上没什么人，雪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响。她的脸红红的，睫毛上沾着细小的雪花，整个人看起来很脆弱，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玉兰花瓣。

走了大概五分钟，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你是不是走不动了？”我问。

“有点。”

我犹豫了很久，然后伸出手臂：“扶着我的胳膊吧。”

她看了看我的手臂，又看了看我，脸好像更红了。但她没有拒绝，伸出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胳膊上。隔着厚厚的棉袄，我几乎感觉不到她的重量，但我知道她在那里，她的手就在我的手臂上。

那十五分钟的路，是我十七岁那年走过的最长的路。

也是最短的路。

二十三

这件事以后，我确认了一件事情：我喜欢宋晓敏，不是普通的喜欢，是那种想保护她、想照顾她、想跟她在一起的喜欢。

但同时我也确认了另一件事情：我不能说。

不是因为没有勇气，而是因为时机不对。我们才高二，马上就要高三了，然后是高考。高考是改变命运的事情，对我们这种县城高中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影响她的学习，耽误她的前程。

而且，她不一定喜欢我。

她对我好，帮我，关心我，也许只是因为她是个善良的人，不是因为喜欢我。我不能自作多情，不能把她的善良当作爱情的信号。

所以我把这份喜欢藏在了心里，藏得很深很深。

但我还是会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看她。会在她打瞌睡的时候把自己的外套搭在她肩上。会在她作业本上批改的地方写“加油”两个字。会在她生日那天——11月23日——偷偷在她课桌里放一颗苹果。

这些都是小事，小到不值一提。

但对我来说，每一件都是大事。

二十四

1998年的春天来得比1997年晚一些。

玉兰花在三月底才开，但开得比去年更盛，满树的白，远远看去像落了一层雪。教室窗外的那几棵玉兰，枝条伸得比去年更长了，有几次风大的时候，花瓣直接飘到了讲台上，刘老师捡起来看了看，放在粉笔盒旁边，说了一句：“这花真好看。”

宋晓敏还在收集花瓣。她今年换了一个方法，把花瓣夹在语文课本的封皮和扉页之间，压得平平的，等到干了以后拿出来，花瓣变成了半透明的浅褐色，叶脉清晰可见，像一幅精致的画。

“你弄这么多花瓣干嘛？”我问。

“存着。”她说，“以后看到它们就能想起现在。”

“现在有什么好想的？”

她没有立刻回答，低着头用手指轻轻抚摸那片已经压干的花瓣，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以后说不定就不一样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

二十五

四月中旬，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

说是春游，其实就是去县城北边的那座小山爬山，来回也就一天。但大家都高兴得要命，因为能有一天不用上课。大巴车载着我们摇摇晃晃地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山脚下，刘老师交代了几句“注意安全”“别走散了”之类的话，大家就像出笼的鸟儿一样四散开去。

我跟王磊他们一拨人走了一条比较陡的路，爬到一半的时候王磊说要歇一会儿，我就自己继续往上爬。爬了大概十分钟，我在一个拐角处看到了宋晓敏。

她一个人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脸有点红，喘着气，看起来走不动了。

“你怎么一个人？”我走过去问她。

“她们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

“歇一会儿再走吧。”

“嗯。”

我在她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山风很大，吹得树叶哗哗响，空气里有松脂和泥土的味道，远处能看见整个县城的轮廓，灰蒙蒙的一片，像是盖了一层薄纱。

“你看，那是我们学校。”我指着远处一个模糊的红色屋顶。

“看不清楚。”她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就是那个，红色的，旁边是操场。”

“你眼力真好。”

“我视力本来就不差，配眼镜是为了……算了，不说这个了。”

她转过头来看我，嘴角微微翘起来：“为了什么？”

“没什么。”

“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心里一惊：“你知道什么？”

“你就是想调到前面来坐，对不对？”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狡黠的笑意，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上学期你说看不清黑板，配了眼镜又看不清，哪有那么巧。”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发烫，跟山顶的夕阳似的。

“我……我那是真的看不清。”

“行，你看不清。”她笑了笑，没有继续追问，转回头去看远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山风呼呼地吹着。我心跳得很快，快到我怀疑她能听见。我有一种冲动，想把什么都告诉她，告诉她我为什么会调座位，为什么会带保温杯，为什么会在她课桌里放苹果，为什么会记住她的生日，为什么会在雪地里送她回家。

但我忍住了。

因为我看见她正看着远处，眼神很平静，嘴角还有一点笑意。我不想破坏这一刻。

有些话，不说也许更好。

二十六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大巴车停在停车场等我们，大家陆陆续续地上了车。我本来想跟王磊坐一起，但他不知道跑哪去了，座位上没人。我就随便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过了一会儿，宋晓敏上了车。她扫了一眼车厢，大部分座位都有人了，就我旁边还有一个空位。她犹豫了一下，走过来了。

“这儿有人吗？”她问。

“没有。”我的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她坐下来，把书包放在腿上，靠着椅背闭了一会儿眼睛。她看起来累了，脸还是有点红，额前的碎发被汗打湿了，贴在额头上。

“累了？”我问。

“嗯。”

“睡一会儿吧，到学校了我叫你。”

她点了点头，闭上眼睛，头靠着车窗。车开起来以后，路不平，车身晃得厉害，她的头时不时撞到车窗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咚”的一声。她皱了皱眉，但没有醒。

我犹豫了很久，然后伸出手，轻轻地托住了她的头，让她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有一点点洗发水的味道。她的呼吸很轻很均匀，胸口微微起伏。她的身体靠在我肩膀上，隔着衣服传过来一点点温度。

我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生怕动一下就会惊醒她。

车里很暗，只有路边的路灯一盏一盏地闪过，明灭不定。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唱歌，有人在打牌，没人注意到我们。

那一路开了一个小时。

我那个姿势保持了整整一个小时，等到学校的时候，我的右半边身体已经麻了，但我一点都不觉得难受。

我甚至希望这条路能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就好。

二十七

春游回来以后，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们还是同桌，还是会借东西，还是会互相帮忙，还是会聊天。但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多了某种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每次眼神交汇的时候会多停留半秒，就是她借我的钢笔用完之后会多擦一下再还给我，就是我给她倒热水的时候她会用双手接过杯子，两只手捧着，像是在捧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是一种默契。

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那一年我们十七岁。那一年是1998年。那一年香港回归还没满一年，《还珠格格》还没有播，赵薇还没有红遍大江南北。那一年同学们还在用卡带听歌，王菲出了新专辑《唱游》，朴树还叫朴树，还没有写出《那些花儿》。

那一年，我和宋晓敏坐在同一张课桌后面，肩并肩地度过了三百多个日夜。

三百多个日夜。

我们在同一盏日光灯下做同一道数学题，在同一阵风吹过的时候同时抬头看窗外的玉兰花，在同一场雨来的时候同时把手伸出去接雨水。我们熟悉彼此的习惯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渴，什么时候会累，什么时候会打瞌睡，什么时候会走神。她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焦躁，什么时候会无聊，什么时候会饿，什么时候会发呆。

我们像是两棵种在同一个盆子里的树，根系缠绕在一起，说不清谁是谁的。

二十八

五月的一个晚自习，停电了。

九十年代末，停电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夏天，用电负荷大，动不动就跳闸。那天晚自习上到一半，教室的日光灯突然闪了两下，然后就灭了。整栋教学楼陷入一片黑暗，先是安静了一秒，然后爆发出一阵欢呼。

“别吵别吵！安静！”刘老师的声音从走廊上传来，但也压不住大家的兴奋。停电就意味着不用上晚自习了，可以提前回宿舍睡觉。

“大家收拾东西回宿舍，注意安全，不要打闹！”

教室里乱成一片，有人在摸黑收拾书包，有人在点蜡烛，有人已经摸黑溜出去了。我从课桌里找出一支蜡烛点上，微弱的烛光照亮了一小片区域。

宋晓敏还在收拾东西，动作比平时慢了很多。她把课本一本一本地放进书包，把文具一样一样地收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你还不走？”我问。

“等一会儿，现在人太多了。”

“那我等你吧。”

她没有说话，但收拾东西的速度更慢了。

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还有远处角落里的几支蜡烛。整个教室安静极了，只有风吹动窗帘的声音和蜡烛偶尔发出的细微噼啪声。

烛光把宋晓敏的脸照得忽明忽暗，她的眼睛在烛光里显得特别亮，像两颗星星。

“你说，”她突然开口了，“要是以后我们再回忆现在，会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会不会觉得现在很傻？”

“为什么傻？”

“就是……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就这么……就这么过去了。”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她是在说我们吗？

“你……你想说什么？”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她看着我，烛光在她的瞳孔里跳动。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摇了摇头，笑了笑。

“没什么。”

她站起来，背上书包：“走吧，再不走宿舍要锁门了。”

我也站起来，跟她一起走出教室。走廊上没有灯，漆黑一片，我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了。

“怎么了？”

“太黑了，我看不见台阶。”

我犹豫了一秒，然后伸出手：“我牵着你吧。”

黑暗中，我感觉到她的手搭上了我的手掌。她的手很凉，很小，握在掌心里刚刚好。我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指节相扣。

那一瞬间，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们就这样手牵手下了三层楼梯，走到一楼的时候，路灯的光从大门照进来，我们同时松开了手。

谁都没有说话。

但我知道，她什么都知道了。

她也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了。

二十九

那以后的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了。

六月，七月，八月。高二结束，高三开始。

高三的日子很苦，每天都埋在题海里，早自习晚自习，周末补课，模拟考试，排名，家长会。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一样，不敢停下来，也不能停下来。玉兰树又开了一次花，但没有人有心情去看。那本庞中华的字帖我再也没翻过，钢笔里的墨水干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灌满以后写到干，然后再灌，如此往复。

我和宋晓敏还是同桌。

高三的座位是固定的，一学年调了两次，但我们都很有默契地坐到了一起。不再是我想办法调过去的，而是她也会跟刘老师说“我想坐前面一点”，然后我就跟她一起调过去了。我们不再需要用“看不清黑板”这样的借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同桌，最好的那种同桌。

但我们之间，还是什么都没说。

那个停电的夜晚像是做了一场梦，第二天醒来一切照旧。她还是帮我检查英语背诵，我还是帮她讲数学题。她还是用那个罐头瓶杯子喝水，我还是每天早上给她灌一壶热水。一切都没有变，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我们之间多了一种笃定。

一种“我知道你在，你也知道我在”的笃定。

三十

1999年，高考。

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走进了考场。

那三天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天气很热，教室里没有风扇，我的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语文、数学、英语、理综，四场考试像四场战役，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我站在教学楼门口愣了好一会儿，阳光刺眼得厉害，我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回过神来。

结束了。

三年，结束了。

考完那天下午，大家回教室收拾东西。教室里一片狼藉，课本、试卷、笔记本扔得到处都是，有人把做过的卷子从窗户扔出去，白色的纸片像雪花一样飘了一地。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抱在一起，有人默默收拾东西然后默默离开。

宋晓敏来得比我晚一些。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散着，披在肩上。三年了，她变了很多，个子高了一些，瘦了一些，下巴尖了一些，但那双眼睛还是跟高一刚开学时一样，清澈，安静，像一汪深潭。

她走进教室，在我们那张课桌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收拾。她把自己的课本一本一本地摞起来，用绳子捆好，然后拿起抹布把课桌里里外外擦了一遍，跟高一期末那天一模一样。

“你考上哪了？”她问我，声音有点哑。

“还没出分，不知道。”

“你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沉默了。

周围很吵，有人在喊“解放了”，有人在唱《同桌的你》，有人在大声讨论答案，有人在拍照留念。老式的海鸥相机咔嚓咔嚓地响，闪光灯一下一下地闪。

“你以后会去哪里？”她问。

“不知道，可能去南方吧，大城市。”

“你呢？”

“我也不知道。”

又是一阵沉默。

她把书包背上，看了看我们那张课桌。桌面上有很多痕迹，有她不小心滴的墨水印，有我用圆珠笔写的小抄，有我们用铅笔画的五子棋棋盘，还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已经被磨得快看不清的字：

“1997-1999，最好的时光。”

那是我写的。

她应该看见了，因为她用手指在那行字上轻轻摸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她的眼眶有点红。

“你……”她想说什么，但嘴唇哆嗦了一下，没有说下去。

“你等我一下。”我突然说。

我转身跑到讲台上，从粉笔盒里拿出一支白色粉笔，跑回来，在那行铅笔字的旁边，写了一行字：

“未完待续。”

她看着那四个字，终于笑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她笑了，那笑容跟三年前玉兰花飘落在她作业本上时一模一样，干净，纯粹，像是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汇聚在了一起。

“你要说话算数。”她说。

“算数。”我说。

尾声

后来的事情，就不那么纯粹了。

我考上了一所南方城市的大学，她去了北方。我们写过信，打过电话，有过一段异地恋的日子。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回去找她，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她穿了件黑色的大衣，头发烫了，化了淡妆，看起来成熟了很多。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好，聊了很多，从高中聊到大学，从过去聊到现在，从现在聊到未来。但我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看不清，摸不着，但就是存在。

异地恋太难了。

后来的后来，我们走散了。

不是因为谁对不起谁，就是因为太远了，时间久了，各自的生活越来越不一样了，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了。我们像两条从同一个起点出发的线，一开始并排往前走，后来慢慢分开了角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远到彼此看不见了。

大学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南方，她回了老家。我听说她考上了县城的事业编，在我们当初上学的那条街上上班。我听说她结婚了，老公是个公务员，对她很好。我听说她生了个女儿，很可爱。

而我呢？

我也结婚了，也有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日子过得不好不坏，说不上多有出息，但也算体面。偶尔回老家会路过县一中，教学楼好像重新修过了，玉兰树还在，比以前粗了好多，春天应该还会开花吧。

大概不会再有人用罐头瓶当水杯了。

大概不会再有人用英雄牌钢笔了。

大概也不会有人为了坐到喜欢的人旁边，特意去配一副一百度的眼镜。

这些事情，现在说起来像个段子，但在当时，在1997年的那个春天，在玉兰花飘香的窗边，它们是真实的。那份心动是真实的，那份羞涩是真实的，那份小心翼翼、怕靠近又怕远离的心情，都是真实的。

前几天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很长一段话，本来想发在朋友圈，但想了想又删掉了。有些事情，还是适合放在心里。

但我还是想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不为别的，就为那些年，那些人，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为那年的玉兰。

为那年的白衬衫和蓝裙子。

为那个把花瓣夹进课本里的女孩。

为那个因为“看不清黑板”而调座位的少年。

为那个停电的夜晚，我们在黑暗中牵起的手。

为那句“未完待续”。

还有那句——

“你要说话算数。”

“算数。”

1997年的玉兰花早就谢了。

但在我心里，它们每年春天都会开。

永远都会开。

（全文完）